教育人力資本積累、分布與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來自新中國70年的經驗證據

/教育人力資本積累、分布與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來自新中國70年的經驗證據【摘要】借助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數據，分析70年間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能及其轉換過程。通過數理推導，首先擴展出含有人力資本分布的經濟增長模型，然后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增長動能進行分解，發現實物資本對經濟增長始終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人力資本則在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顯著促進經濟增長，逐漸成為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能。人力資本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人力資本積累產生顯著作用為前提，分布的平衡化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溢出效應，進而間接促進經濟增長，但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結構不是按照受教育程度“階梯型”分布，而是“剪刀型”分布。因此，應當將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著力點，進一步優化教育資源投入，改善人力資本結構，使人力資本積累及其結構更好地耦合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更有效地賦能經濟增長。【關鍵詞】教育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分布；經濟增長；動能轉換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總量增長了160多倍，年均增長8%。這一巨大成就與我國的資源稟賦、政府主導下長期連續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以及改革開放等因素密不可分，而僅就經濟因素本身來說，增長動能的持續性無疑是直接原因。在實物資本與勞動這兩種最基本的經濟增長動能要素中，人的作用一方面表現在勞動力數量的增長，另一方面來自勞動力質量的改善——人力資本。歷史經驗表明，資本存量的積累可以強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而人力資本比實物資本具有更好的可持續性和可擴展性。通過教育投資形成并積累人力資本，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調節收入分配和促進消費，人力資本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經濟的增長[1]。然而，伴隨教育擴展而積累提升的人力資本在義務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增長速度也面臨放緩的趨勢。另一方面，只考慮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規模的經濟模型似乎不能很好地對增長的差異做出全面解釋，很多研究發現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分布的不平衡程度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性。過去7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力資本承擔了什么樣的角色？未來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人力資本在保證可持續動能方面如何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將擴展包含人力資本分布的經濟增長模型，借助新中國70年的歷史數據，分析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及其分布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為人力資本更有效地賦能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現實建議。 一、中國教育人力資本積累、分布與經濟增長及其關系的測算 (一)經濟增長的測算 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指標，本文使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得到1992年及以前歷年全國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1993年及以后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所有數據以1952年為基期進行平減。 (二)人力資本及其分布的測算 在Barro&Lee(1993)測算人力資本的方法基礎上，人力資本及其分布使用黃維海(2014)對中國人力資本測度的具體公式[2]： 其中N、μ、p、y分別是總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和受教育年限。 數據取自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全國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1964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3-2017年的人口和教育數據，另外還可從Barro&Lee對世界各國人力資本的研究[4]及其數據庫獲得全國層面1950年、1955年、1960年、1965年、1970年、1975年、1980年的數據。通過上述公式測算得到各年份的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離散度和基尼系數。在此基礎上，建立擬合預測模型推算得到部分缺失年份的數據，由此建立全國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力資本及分布的1952-2017年面板數據(具體數據見表1，其中西藏自治區數據經測算存在較為嚴重的極端值，在計量分析過程中不再使用)。 (三)經濟大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及其分布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名義GDP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之初(1952年)的679.1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萬億，經平減后(11.1萬億)也增長了162.5倍，年均增長8%。在這一過程中，人力資本水平也經歷了巨大發展，我國國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從新中國成立初的1.49年上升到2017年的9.27年，年均增長2.7%，實現從文盲半文盲到初中畢業的跨越，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28個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 在經濟總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大幅增長的同時，人力資本在人口中分布的不平衡程度也在顯著下降。人力資本基尼系數由最高時的0.81下降到了最低時的0.21，其間雖有波動，但總體呈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人力資本離散度盡管沒有出現如基尼系數一樣巨大的下降，但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再略有反彈上升的軌跡。 人力資本分布不平衡程度的波動下降趨勢與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單向增長趨勢形成了明顯的差異。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水平、教育水平都很低且受過較高教育的個體數量較少，全社會人力資本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是比較低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教育擴展的過程中部分個體的受教育程度由于家庭、個人和職業對教育選擇的影響首先提高。隨著教育的進一步擴展，年輕世代的受教育程度總體得到提高，老年世代和年輕世代之間的教育差距擴大。這種教育擴展效應造成的個體受教育差異和代際受教育差異，使受教育不平衡程度在教育擴展的最初階段快速上升。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一步的教育擴展使更多的社會個體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穩定提高，人力資本分布不平衡的程度出現向下的拐點。而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階段。 (四)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之謎的不同解答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遠高于人力資本存量水平的增長速度，是否說明人力資本具有極強的經濟增長彈性？事實上，Lopez、Thomas&Wang在1998年就通過對多國數據的對比提出了一個人力資本之謎：為什么理論上由教育投資積累的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強烈的正向因果關系，但卻得不到一致和確鑿的經驗證據支持[5]？也就是說，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檢驗在不同國家是不同的。他們發現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人力資本分布結構，在控制分布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對人均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如果不控制分布，人力資本的收入增長效應就會不顯著甚至呈現負向。但這種差異似乎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主流的研究更傾向于認為這是由樣本、測量誤差等原因導致的技術問題。三年后Krueger等(2001)得到與此相似發現，具有相同人力資本存量的國家，由于被忽略的內部教育差異，并不能在經驗實證分析中得到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致和穩健的回歸結果[6]?；谏鲜鰞身椦芯康陌l現，人力資本分布可能確實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個現實的例子是印度的人力資本在2010年達到平均受教育6.24年，中國是1995年達到6.32年，平均水平非常接近，但從當時的分布來看，印度有33.2%的人口是文盲，而中國只有16%，對比兩個國家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存在巨大的差異①。因此，只看到人力資本絕對水平的增長似乎是不夠的，還應當看到人力資本內部分布結構的差異。 如果只考查人力資本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數不多的研究中大部分都認為人力資本分布不平衡程度與經濟增長呈負向關系。Galor&Tsiddon(1997)認為越是平衡的分布越有利于人力資本外溢性作用的發揮，進而有益于經濟增長[7]。Birdsall&Londono(1997)對43個國家的研究發現，盡管收入不平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不同經濟體中明顯不同，但教育不平衡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始終穩定為負[8]。Castelló&Doménech(2002)通過分析116個國家的人口和教育分布狀況則發現，人力資本分布不平衡對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的積累存在重要的負面作用，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向影響[9]。Sauer&Zagler(2014)使用Barro&Lee數據作國際比較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的分布不平衡首先直接影響了人力資本積累的效率，又間接影響了技術進步和外溢效應，最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向影響[10]。以上研究都是基于國別數據，不同經濟體相對獨立，人力資本自由流動受到限制，而一個經濟體內部各地區之間資源流動頻繁，是否也存在類似現象呢？李亞玲等(2006)對我國1993-2004年間省級面板數據的測算發現，人力資本基尼系數的變化會引致人均GDP更大幅度的負向變化[11]。楊俊、李雪松(2007)通過對1996-2004年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教育基尼系數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十分顯著，教育分布的不平衡對后期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12]。 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Park(2006)基于94個國家1960-1995年數據的研究發現教育離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顯著正向影響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分布趨于平衡則會阻礙經濟增長[13]。宋家樂、李秀敏(2011)使用同樣的方法對我國1952-2009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我國仍處在“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左側，人力資本的不平衡程度會隨著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而上升，由此認為要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必須擴大人力資本分布不平衡程度[14]。陳仲常等(2011)使用1996-2008年間省級數據研究發現具有較高人力資本平均存量地區的人力資本離散度正向于經濟增長，而具有較低人力資本平均存量地區負向于經濟增長[15]。馮曉等(2012)則發現受到勞動力剩余的干擾，就業總量或人力資本積累規模難以體現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對中國1997-2009年間的實際產出貢獻，只有高中、大學專科、大學本科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顯著，教育資源應當向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機構傾斜[16]。 上述研究之所以出現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可能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研究樣本不同。不同樣本的比較研究面對的不僅僅是教育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還存在政策、市場、技術等要素的差異，所得的結果很可能就是不可比的。另外，不同樣本在調研過程中存在的測量誤差問題也必須考慮，而時間序列數據、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的選擇也會給研究結果的可比性造成影響。第二個重要原因在于測量人力資本分布程度的指標不同。如果使用人力資本基尼系數，大部分結論都傾向于人力資本分布平衡程度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作用，而使用人力資本離散度指標的研究更多得到了正向作用的結論。第三個原因還在于不同的經濟增長函數設定。當前對經濟增長函數的設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人力資本分布作為一個獨立的外生變量直接加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中，與資本、勞動力等變量并列分析各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另一類首先將人力資本設定為存量與分布的復合函數，通過數理推導出人力資本分布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進而建立實證模型。 基于以上三個原因，本研究將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基礎上，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泰勒展開建立包含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及分布、市場經濟體制要素的經濟增長函數，使用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詳細考察70年不同階段中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主要動能轉換的趨勢，以及在教育擴展背景下什么樣的人力資本分布能夠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二、擴展人力資本分布的經濟增長模型 (一)基本模型 本研究仍然將基本生產函數設定為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即： 技術進步A作為軟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通過載體來實現，其載體一是人力資本，二是實物資本，三是國家政策等制度投入。依據一個時期內發揮主要作用的載體，技術進步可以劃分為勞動擴張型(labor-augmenting)、投資強化型(investment-specific)和政策主導型(policy-orienting)。從作用機制分析，勞動擴張型技術進步通過積累和提高人力資本實現，投資強化型技術進步通過提高有效資本存量來實現，政策主導型技術進步通過提供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體制來實現。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勞動要素投入和人力資本水平，投資和政策要素則主要是在中短期內發揮作用[17]。投資要素已經通過資本存量在模型中得到反映，因此將技術進步()擴展為： 這個人力資本擴展模型包含了人力資本存量及其離散度，但與直接在生產函數中加入人力資本模型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人力資本存量沒有對數化處理，二是明確了人力資本離散分布的測度指標是其方差。當然，將(17)式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模型中同時考慮人力資本存量和分布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將在實證回歸中加以檢驗。 三、人力資本積累、分布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檢驗 (一)經濟增長模型中其他要素的測算 1.實物資本存量 本研究采用單豪杰(2008)的方法，先將各地區固定資本形成額以1952年不變價為基期進行折算，然后永續盤存得到歷年存量(折舊率設定為10.96%)，即某年實際的實物資本存量=本年固定資本形成額/平減指數+(1-0.1096)*上一期資本存量[17]。2006年及以前數據直接引用單豪杰的研究(其中重慶與四川合并計算，本研究以固定資本形成額中重慶與四川所占比重對1997-2006年數據進行了分割)，2007年及以后數據基于《中國統計年鑒》中歷年固定資本形成額加以測算。 2.市場化指數 市場化指數作為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活力和政府政策、制度投入的綜合指標被本研究引入經濟增長模型，數據來源于《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和《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的研究成果[18-19]，時間跨度為1997-2016年。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 1.人力投入總量對經濟總量的影響在全國和省級層面存在顯著差異 首先分析人力要素投入總量對經濟總量的影響，即對基礎公式(6)兩邊取對數后回歸，全國數據經一階單整處理后使用時間序列自回歸模型(ARIMA)識別參數，各省數據則使用混合截面模型(POLS)識別參數(結果見表2)。 從全國層面來看，實物資本存量和人口數量都對經濟總量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回歸1)。如果考慮人力資本的作用，在回歸模型中直接加入人力資本水平及其離散度，人口數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所上升，但是人力資本水平的作用卻轉為負向，人力資本離散度的作用則不顯著(回歸2)。 從省級層面來看，無論是實物資本、人口數量都對經濟總量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4)。在加入人力資本及離散度后結果相對穩定(回歸5)，其中人力資本水平每提高1%會促進經濟總量增長0.547%，超過了人口增長對經濟的促進作用(0.284%)，符合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促進作用的基本理論，而人力資本離散度對經濟總量增長的作用顯著為負。 盡管幾個回歸模型的解釋效果(R[2])都很好且回歸系數絕大部分顯著，但除了實物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穩定在0.7上下外，人口總量的彈性在全國數據和省級數據的回歸結果存在著較大差異，人力資本水平的彈性甚至出現了全國層面為負而省級層面為正的結構性差異。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全國層面數據使用了時間序列回歸的方法而省級數據使用了混合截面回歸，不過即使將全國數據也視作截面加以回歸，結果(回歸3)依然與時序回歸結果相似。這也印證了前面分析中的假設：模型形式和數據會對結果可比性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放棄總量模型，下面基于人均產出公式(17)進行實證分析。 2.人力資本水平總體上正向促進人均經濟增長 對公式(17)仍然區分全國和省級兩個數據層面，分別使用時間序列回歸和混合截面回歸的方法(結果見表3)。 在全國層面，無論是人均人力資本水平還是人力資本離散度都與人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回歸6)。這與馮曉等(2012)的發現相似，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國勞動力市場尤其是在第一產業長期以來存在的勞動力剩余。而就實物資本來講，人均實物資本存量增加1%，人均經濟增長會提高0.708%，這與宋家樂等(2011)對1952-2009年全國數據的測算結果非常接近。 在省級層面，雖然模型解釋力相較總量模型下降，但人力資本水平及離散度都顯著正向促進了人均經濟增長(回歸7)。不過，White檢驗和BP檢驗顯示各省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存在顯著的異方差，因此以殘差平方和的倒數進行加權再次回歸。結果(回歸8)與Park(2006)的結論相似，人力資本水平每提高1年，人均經濟增長會提高0.732個百分點；人力資本離散度每擴大1年，人均經濟增長也會提高0.436個百分點。另外，相比全國總體而言，人均實物資本存量對人均經濟增長的彈性由0.708降到了0.422，說明以各個省為觀察對象時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且較大程度地分解了實物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雖然以上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人力資本之謎，即有些時候國家層面人力資本的作用不盡顯著，但省級層面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使用不同層次分析對象的不同研究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但人力資本離散度與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正相關延伸出新問題：人力資本分布的平衡化會負向于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否是把“雙刃劍”？ 如果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力資本分布平衡程度變化的趨勢，受到教育擴展效應和人口結構效應的影響，中國的人力資本離散度和基尼系數并不是單向變化的，而是在1950-2016年間經歷了快速上升和緩慢下降的庫茲涅茨倒U型發展軌跡[20]。既然人力資本分布的平衡性在變化，且經濟增長也存在時期性，接下來我們分階段討論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3.各要素對人均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 中國的經濟、社會在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若干重要階段，為全面考慮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具有的不同表現，結合人力資本積累與分布的階段性特點，本研究粗略的劃分為4個階段：全面改革開放前(1952-1980年)、改革開放初期(1981-1990年)，市場經濟體制探索期(1991-1995年)，市場經濟體制成熟和人力資本快速發展期(1996年至今)。 從初步分階段回歸的結果表4(回歸9～12)來看，人力資本的作用在改革開放之后都表現為負，這與理論相悖，因此考慮是否存在模型誤設的問題。經RESET檢驗確實遺漏了自變量二次項，因此加入人均實物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二次項再次回歸。結果(回歸13～16)顯示人力資本水平及離散度的系數在1990年之前都不顯著，這與前面對全國數據分析的結果是一致的，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開始顯現。隨著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作用的顯現，實物資本的作用則有所降低。人均實物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都在部分階段存在顯著為負的二次項系數，說明它們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存在邊際遞減的趨勢。實物資本存在邊際遞減效應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人力資本積累對人均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存在邊際遞減趨勢，是否意味著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應當被設定在一個適度的水平，而不是越高越好？ 4.結果的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 出現上面的結果，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模型因為內生性問題導致回歸結果有偏。首先嘗試通過面板固定效應回歸來消除不可觀測因素并檢驗內生性的存在。表5回歸結果(回歸17～20)與表4中回歸結果(回歸13～16)的趨勢保持一致，人力資本二次項和人力資本離散度系數在1990年之后顯著為負。其次考慮遺漏變量的問題，因此在模型中加入綜合了政策等多種要素的市場化指數，結果(回歸21)的顯著性和系數正負符號也沒有發生改變，其中實物資本的彈性略有加強，人力資本水平及分布的彈性保持了高度穩定，市場化指數則顯著地正向影響了人均經濟增長。 最后，為檢驗以離散度指標測度人力資本分布所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用人力資本基尼系數替代離散度，其他變量和模型結構保持不變進行回歸，表6結果(回歸22～26)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三)小結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間，雖然實物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積累是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但人力資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對經濟增長的動能開始發揮作用，彌補了實物資本動能的降低。 第二，如果以固定彈性線性函數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國的經驗數據也顯示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負向于人均經濟增長，但這一結果并不符合經典理論假設。而在函數中加入人力資本二次項后，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轉而為正，表明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是固定彈性，而是邊際遞減的正向促進。 第三，在人力資本積累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人力資本分布的不平衡程度(無論是離散度還是基尼系數)總體負向于人均經濟增長。說明人力資本分布確實是通過人力資本的積累在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即人力資本分布的平衡化通過直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間接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四、各級教育程度人口分布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檢驗 盡管人力資本分布的平衡化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不平等卻是不可能徹底消失的。導致人力資本分布不平衡的原因，既可能是人口中未達到人力資本均值的低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大，也有可能是人口中超過人力資本均值的高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大。若一個經濟體中大多數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而另一個經濟體中大多數人口受教育程度較高，則二者人力資本分布的方差值可能很接近，但經濟增長潛力卻完全不同。因此，本節將人力資本分布綜合指標替換為各級教育程度人口分布規模，在省級面板模型中再次回歸，以檢驗教育層級分布的經濟增長效應(結果見表7)。 對比不同時期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全面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間，盡管義務教育及以下、高中、大學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分別是0.971、0.024和0.005，但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的經濟增長彈性達到0.398，而義務教育程度及以下人口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的彈性分別只有0.075和0.065，高中教育程度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最大的。此后，義務教育程度及以下人口的經濟增長彈性從0.075不斷上升達到0.42左右，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的彈性也從0.065上升到0.15左右，而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的彈性不斷降低至不再顯著。 從這一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可以看到，高中教育程度人口在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前后是人口中的主要經濟增長動能。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的作用增強；義務教育程度及以下人口的比例盡管不斷降低，但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迅速擴大，并成為人口中重要的經濟增長動能。由此來看，這一時期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分布并不是按照教育程度高低的“階梯”型，而是“剪刀”型。 這種現象的出現應當與我國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后，由于中國勞動力工資水平低，世界各國的大批加工制造業涌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對于一般的加工制造業而言，初中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已能夠勝任。更高教育層次的勞動者在從事制造業時，他們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其工作崗位所需的受教育年限，未免存在過度教育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出現了義務教育程度人口的經濟增長彈性不斷上升，而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的經濟彈性不斷降低至不顯著的現象。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從過去追求發展速度轉到追求發展效率和質量上來，信息技術產業、服務業、高端制造業、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迅速發展，這些產業對從業者所具備的技術水平和綜合實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具有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勞動力，因此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勞動者的經濟增長彈性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迅速上升。高中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中夾于義務教育程度及以下勞動者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者之間，并不具備顯著的競爭優勢和經濟增長動能。 五、結論及相應的政策含義 由教育投資積累的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在理論上具有強烈的正相關關系，但卻得不到一致的經驗證據支持，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考慮人力資本分布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對經濟增長函數中人力資本的泰勒展開，推導出包含人力資本分布的擴展內生增長模型，通過對新中國70年數據的實證檢驗，得到如下發現。 第一，實物資本始終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同時期，實物資本在總量和人均水平上都保持了0.6以上的經濟增長彈性。這固然與政府主導下的經濟體制長期以投資拉動作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