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思想調研報告2026(3篇)

青年思想調研報告2026(3篇)第一篇2026年3月至6月，全國總工會權益保障部聯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開展新業態青年思想狀況專項調研，覆蓋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成都、武漢等12個新一線城市及省會城市，共回收有效樣本12764份，其中18-35歲青年占比92.7%，涵蓋外賣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網絡直播創作者、電商運營專員、共享經濟運維師、數字孿生建模師、AI訓練師、在線服務咨詢師等8類新業態職業群體，樣本量按照各行業從業人數占比分層抽樣，置信度達95%，抽樣誤差控制在±1.2%以內。當前新業態青年思想動態呈現“務實與超越共生、個體與集體聯結、線上與線下交織”的整體特征。價值取向層面，68.2%的受訪青年將“收入水平穩定增長”列為職業發展的首要訴求，同時有57.4%的受訪者認為“獲得社會尊重與職業認同”比“短期收入提升”更重要，較2023年同口徑調研數據上升12.8個百分點。外賣配送員群體中，42.3%的受訪者主動參與社區志愿配送服務，比如為獨居老人、殘障群體提供優先配送、上門幫扶，71.6%的參與者表示“通過服務獲得的鄰里認可，比多賺幾十塊錢更有成就感”。網絡直播創作者群體中，61.7%的內容創作者會主動在內容中融入傳統文化傳播、鄉村振興推廣、反詐科普等正向主題，其中34.2%的創作者表示“做正向內容雖然漲粉慢，但能實現自我價值，也能獲得更穩定的粉絲信任”。職業認知層面，49.8%的受訪新業態青年表示將在當前行業從業3年以上，較2023年上升17.3個百分點，其中AI訓練師、數字孿生建模師等新興數字職業的青年從業穩定性最高，72.1%的受訪者有明確的長期職業規劃。外賣配送員群體中，32.7%的受訪者已成為站點站長、儲備干部或區域運營專員，不再局限于一線配送崗位；網約車駕駛員群體中，28.4%的受訪者加入平臺“合伙人計劃”，參與車隊運營、司機培訓等管理工作。職業認知轉變的核心支撐是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2025年全國推行的靈活就業人員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擴面政策落地后，新業態青年的職工社保參保率較2023年提升21.4個百分點，47.8%的受訪者表示“有了社保就覺得工作是穩定的，不是臨時打零工”。社會參與層面，56.3%的受訪青年加入過行業相關的工會、協會或社群組織，41.2%的受訪者曾通過工會訴求通道、政務服務平臺、行業協商機制等渠道反映行業問題，其中78.6%的訴求得到了有效回應。杭州、成都等試點城市的新業態工會聯合會建立了“一周一懇談、一月一反饋”機制，騎手提出的“惡劣天氣配送時限放寬”“寫字樓禁停區域優化”“差評申訴通道簡化”等訴求，90%以上在7個工作日內得到解決。網絡直播創作者群體中，38.9%的受訪者參與過行業自律組織的內容審核、規范制定工作，主動抵制低俗營銷、虛假宣傳等不良行為。公共事務關注度方面，67.8%的受訪者會主動關注全國兩會、地方政策發布等公共信息，其中與自身權益相關的社保政策、行業監管政策、勞動保障政策的關注度達89.2%，較2023年上升15.4個百分點。數字生存層面，92.3%的受訪青年每天通過短視頻平臺、垂直社交平臺獲取信息，76.4%的人加入過至少3個與自身職業、興趣相關的線上社群。圈層傳播特征明顯，職業圈層內的意見領袖對青年思想的影響權重高于主流媒體，調研顯示，52.7%的外賣騎手更信任站長、資深騎手分享的行業信息，61.3%的直播創作者更認可頭部創作者分享的運營經驗與行業判斷。同時，青年的線上表達呈現“分層化”特征，在公共社交平臺更傾向于分享日常生活、興趣內容，而在職業內部社群則更愿意表達真實訴求、討論行業問題，形成了“公共空間溫和表達、私人圈層尖銳發聲”的二元表達格局。當前新業態青年思想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職業焦慮傳導身份認同困境，62.7%的受訪青年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焦慮，其中43.1%的人擔心“行業政策變化導致收入下降”，38.6%的人擔心“AI技術迭代導致崗位被替代”。AI訓練師群體中，52.3%的受訪者表示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迭代讓自己“隨時有被淘汰的危機感”，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能才能跟上節奏。身份認同層面，54.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不屬于所居住城市的正式一員”，外來務工青年的歸屬感更低，僅32.7%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認為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61.2%的受訪者表示“不會主動告訴親戚朋友自己的具體職業”，職業尊嚴感仍然不足。二是權益保障結構性缺口引發公平性質疑。雖然靈活就業社保政策已全面推行，但41.3%的受訪新業態青年仍未繳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37.6%的人未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其中平臺靈活就業人員的職工社保參保率僅為28.7%。部分平臺通過要求勞動者注冊個體工商戶、簽訂合作協議等方式規避用工責任，32.4%的外賣騎手表示“注冊時被要求開通個體工商戶，否則無法接單”。收入分配層面，58.9%的受訪者認為“平臺抽成比例過高”，外賣騎手實際到手收入僅占客單價的40%左右，算法調度的“最優路徑”設置不斷壓縮配送時間，67.3%的騎手曾因超時被罰款，其中21.4%的人罰款金額占當月收入的10%以上。職業傷害保障覆蓋范圍有限，共享經濟運維師、AI訓練師等新興崗位尚未納入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發生工傷時難以認定勞動關系，維權成本高。這些問題導致47.2%的受訪者認為“當前收入分配制度對普通勞動者不公平”，對平臺企業的信任感較低。三是圈層化傳播引發認知偏差與極端化傾向。38.7%的受訪青年表示“很少關注和自身職業、興趣無關的信息”，29.4%的人認為“圈層里的信息比主流媒體更真實”。信息繭房效應下，部分負面情緒在圈層內快速發酵，比如一些騎手社群中傳播的“平臺故意壓榨騎手”“政府不管勞動者權益”等極端言論，容易引發群體情緒共鳴，甚至誘發集體維權事件。直播創作者圈層中，“流量至上”“變現優先”等功利化價值觀盛行，27.8%的新晉創作者表示“為了漲粉可以適當打擦邊球”，部分青年為了追求流量突破道德底線，甚至出現違法違規行為。此外，網絡上的勞資對立、城鄉對立、階層對立等負面言論，在權益保障存在缺口的新業態青年群體中傳播速度更快、接受度更高，容易引發極端思想。四是成長支持體系適配性不足，發展通道仍有堵點。57.8%的受訪青年表示“沒有明確的職業上升通道”，傳統新業態崗位的上升路徑狹窄，外賣騎手除了晉升站長外，幾乎沒有其他發展方向，而站長崗位的比例僅為騎手總數的3%左右。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與需求脫節，62.3%的受訪者未接受過系統的職業技能培訓，現有培訓要么是平臺的入職基礎培訓，內容簡單流于形式，要么是政府提供的免費培訓，課程設置與實際工作需求脫節，實用性不強。學歷提升方面，48.9%的受訪青年有提升學歷的意愿，但由于工作時間不固定、收入不穩定，難以參加全日制學習，而現有成人教育、在線教育的質量參差不齊，很多人花費高額學費卻難以獲得實質性能力提升。住房壓力方面，67.4%的受訪者表示“住房支出占收入比例過高”，保障性租賃住房的覆蓋范圍有限，多數外來青年因社保繳納年限、居住證等門檻不符合申請條件，只能租住條件較差的城中村或遠郊房屋，通勤成本高、生活品質低。針對上述問題，需從四個維度構建適配新業態青年特點的思想引導與發展支持體系。一是創新思想引領載體，提升主流價值傳播效能。實施“圈層KOL培育計劃”，在每個新業態行業選拔一批政治素質過硬、行業影響力強的青年骨干作為思想引領帶頭人，比如優秀騎手站長、正能量主播、資深AI訓練師等，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傳播主流價值，用青年聽得懂、愿意信的話語開展引導。依托短視頻平臺、職業社群等青年聚集的線上空間，打造“新業態青年故事”“我的職業我驕傲”等專題內容，將政策宣傳、價值引導融入真實故事中，避免生硬說教。在新業態青年聚集的站點、園區、直播基地建設線下“青年之家”，提供休息補給、學習交流、權益咨詢等服務，常態化開展主題團日、政策宣講、創業沙龍等活動，以面對面的方式增強思想引領的感染力。二是補齊權益保障制度短板，筑牢青年發展安全底線。加快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制度，擴大職工養老、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強制平臺為所有靈活就業人員繳納職業傷害保險，推進社保跨省轉移接續的數字化、一站式辦理，降低參保和轉移成本。加大平臺用工監管力度，嚴查以“注冊個體工商戶”“簽訂合作協議”等方式規避用工責任的行為，明確平臺與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對符合勞動關系認定條件的，要求平臺簽訂勞動合同并繳納社保。建立平臺算法公示與協商機制，要求平臺公開抽成比例、配送時限、考核規則等核心算法參數，建立由工會、平臺、勞動者三方組成的行業協商委員會，共同制定行業勞動標準、收入分配方案。暢通權益訴求表達渠道，完善新業態工會聯合會的訴求響應機制，實現“訴求有入口、處理有流程、結果有反饋”，切實維護青年合法權益。三是搭建多元職業發展通道，賦能青年成長成才。健全新業態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制度，將數字孿生建模師、AI訓練師、直播運營師等新興職業納入國家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目錄，完善職業標準、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讓新業態青年可以通過技能評級獲得職稱認定、收入提升和政策扶持。加大職業技能培訓供給，建立政府、平臺、社會機構協同的培訓體系，開發符合新業態需求的實戰型課程，采用線上學習、線下實操、彈性考核相結合的方式，為青年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技能提升培訓，對取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的青年給予培訓補貼。搭建創業支持平臺，為有創業意愿的新業態青年提供創業擔保貸款、場地補貼、導師指導等支持，比如支持優秀騎手創辦社區配送站、支持資深主播創辦MCN機構、支持AI訓練師創辦技術服務公司，降低創業門檻。擴大保障性住房覆蓋范圍，將新業態青年納入保障性租賃住房保障對象，放寬社保、居住證等申請條件，在青年聚集的產業園區、商圈周邊建設小戶型、低租金的保障性住房，緩解住房壓力。四是構建全方位社會支持生態，強化青年身份認同。加強輿論引導，選樹新業態青年先進典型，開展“最美騎手”“優秀科技創業者”“正能量主播”等評選活動，通過主流媒體廣泛宣傳他們的事跡，改變社會對新業態職業的偏見，營造“勞動不分貴賤、職業皆有價值”的社會氛圍。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推動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向新業態青年均等開放，比如落實隨遷子女就地入學政策、優化醫保異地報銷流程、開放公共文化體育設施，讓外來青年享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鼓勵青年參與基層治理，開發“社區網格員”“文明監督員”“政策宣傳員”等兼職崗位，發揮新業態青年走街串巷、熟悉社區的優勢，參與社區治理與公共服務，提升他們的社區參與感和城市歸屬感。常態化開展文體聯誼活動，比如新業態青年運動會、文化節、交友聯誼會等，豐富青年業余生活，擴大社交圈層，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第二篇2026年2月至5月，共青團中央青年發展部聯合農業農村部農村社會事業促進司開展縣域返鄉青年思想狀況專題調研，覆蓋全國27個省（區、市）的112個脫貧縣、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及縣域經濟百強縣，其中東部地區28個、中部地區36個、西部地區48個，共回收有效樣本8932份，其中18-35歲返鄉青年占比94.2%，涵蓋返鄉創業大學生、退役軍人、外出務工回流人員、新農人、返鄉就業大學生、鄉村振興專員等6類群體，樣本量按照縣域類型分層抽樣，置信度達95%，抽樣誤差控制在±1.5%以內。當前縣域返鄉青年思想整體呈現“主動選擇為主、發展預期務實、參與意愿強烈、情懷支撐明顯”的積極態勢。返鄉動機層面，67.3%的受訪青年表示“主動選擇返鄉發展”，較2023年同口徑調研上升21.7個百分點，其中因“家鄉產業發展機會增多”返鄉的占比最高，達42.8%，因“照顧家人”返鄉的占31.2%，因“城市生活壓力過大”被動返鄉的僅占16.7%。縣域經濟百強縣的返鄉青年中，78.4%的人是主動返鄉，當地發達的制造業、電商產業、文旅產業提供了充足的就業創業機會，不少青年表示“在家門口的企業上班，收入和深圳差不多，還能照顧家人，比在外面漂著強”。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返鄉青年中，56.9%的人是看中了家鄉特色農業、鄉村旅游的發展潛力，認為“鄉村振興政策支持力度大，農村的機會不比城市少”。發展信心方面，82.1%的受訪者認為“家鄉未來5年會發展得更好”，76.3%的人表示“愿意長期留在縣域發展”。基層參與層面，58.7%的受訪返鄉青年參與過村級事務管理、公益服務、產業發展等工作，其中32.4%的人是村兩委后備干部，18.9%的人擔任村民代表，12.7%的人當選村“兩委”成員。退役軍人群體的基層參與度最高，47.2%的返鄉退役軍人參與村級治理，憑借紀律性強、執行力突出的優勢，成為鄉村治理的骨干力量。返鄉大學生群體中，61.3%的人參與過鄉村振興相關項目，比如直播助農、鄉村規劃設計、留守兒童教育、基層政務服務等。參與渠道呈現多元化特征，除了傳統的村民大會、黨員會議等線下渠道，67.8%的受訪者通過村級微信群、政務服務小程序、智慧鄉村平臺等線上渠道提出意見建議，其中72.3%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提出的合理意見能被村里采納”，參與獲得感較強。不少縣域推行的“鄉村振興青年專員”制度，吸納返鄉青年參與村級產業規劃、項目運營、電商推廣等工作，既發揮了青年的專業優勢，也為基層治理注入了活力。發展預期層面，52.4%的受訪返鄉青年的創業就業規劃在3年以上，其中28.7%的人規劃周期在5年以上，從事特色農業、鄉村旅游、農產品加工等產業的青年長期深耕意愿最強，71.2%的新農人表示“會長期從事農業相關產業，把產業做深做透”。返鄉創業青年的平均帶動就業人數為12人，其中從事電商、文旅的青年帶動就業人數最多，平均每個創業項目帶動20人以上就業。收入預期務實理性，68.3%的受訪者希望“每年收入增長10%-20%”，而非追求短期高額回報，他們更看重產業的可持續性和生活幸福感，76.9%的受訪者表示“在縣域生活的幸福感高于城市”，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低、能陪伴家人、人際關系和諧。不少青年表示“在縣城有房有車，下班能陪孩子散步，周末可以回老家看父母，這種安穩的生活是在大城市打拼換不來的”。文化認同層面，81.2%的受訪返鄉青年認為“鄉村文化具有獨特價值，需要傳承和創新”，其中47.3%的人已經參與到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中，比如非遺傳承人、鄉村文化主播、村史館管理員、文藝隊組織者等。95后、00后返鄉青年成為鄉村文化創新的主力軍，他們將傳統非遺技藝、民俗文化與短視頻、直播、國潮設計等結合起來，既傳播了鄉村文化，也實現了商業價值。比如貴州黔東南的返鄉青年將苗族銀飾制作、蠟染技藝拍成短視頻發到海外平臺，吸引了大量海外粉絲，產品遠銷歐美、東南亞等地。還有不少返鄉青年組織村里的年輕人成立文藝隊、籃球隊、志愿服務隊，常態化開展村晚、籃球賽、公益市集等活動，豐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改變了鄉村“空心化、老齡化”的沉悶氛圍。調研顯示，有返鄉青年參與文化建設的村莊，村民的文化活動參與率提升了40%以上，鄰里關系更加和諧。當前縣域返鄉青年思想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發展預期與現實支撐存在落差，創業就業瓶頸突出。62.8%的返鄉創業青年表示“資金短缺是最大的困難”，農業、文旅等產業項目周期長、回報慢、風險高，銀行貸款門檻高、需要抵押物，多數青年缺乏足夠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難以獲得大額貸款。雖然各地都有創業擔保貸款政策，但普遍存在額度低、流程慢、要求高的問題，多數地區的創業擔保貸款額度在10-20萬元，審批周期長達3-6個月，難以滿足創業項目的資金需求。產業配套不足也是重要制約因素，縣域物流成本高、效率低，農村地區快遞進村覆蓋率雖已達90%以上，但單件快遞費比城市高2-3倍，生鮮農產品的冷鏈物流體系不完善，損耗率高達30%以上，嚴重影響了農產品電商的競爭力。特色農業產業鏈條短，多數縣域缺乏農產品深加工企業，只能售賣初級產品，利潤空間小、抗風險能力弱。就業層面，縣域高質量就業崗位供給不足，適合大學生的管理、技術、研發類崗位少，工資水平普遍只有一二線城市的50%-60%，不少返鄉大學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要么擠獨木橋考公考編，要么從事低技能的服務類崗位，人才浪費現象嚴重。二是公共服務適配性不足，歸屬感與獲得感有待提升。57.3%的受訪返鄉青年認為“縣域教育質量與城市差距較大”，中小學優質師資短缺，優秀教師流向城市的現象依然突出，很多青年返鄉后最擔心孩子的教育問題，42.7%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孩子教育問題得不到解決，可能會重新回到城市”。醫療資源方面，縣域醫院設備落后、醫生技術水平有限，常見慢性病、疑難病難以得到有效診治，往往需要到市級甚至省級醫院就診，往返成本高、耗時長。文化娛樂設施供給不足，多數縣城的圖書館、體育館、青少年活動中心等設施老舊、功能單一，鄉村地區更是缺乏基本的文化娛樂場所，年輕人業余生活單調，除了刷手機就是打牌聚餐，不少青年表示“縣城生活太安逸，也太無聊，待久了容易失去斗志”。社會保障層面，縣域中小企業社保繳納不規范，41.6%的受訪就業青年表示所在企業未按實際工資繳納社保，部分企業甚至不給員工繳納社保，青年的社會保障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缺乏安全感。三是城鄉文化沖突引發身份困惑，“融入難”問題依然存在。返鄉青年在城市生活多年，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回到縣域后容易與本地文化產生沖突。48.6%的受訪青年表示“和本地同齡人沒有共同話題”，本地青年大多成長于縣域，關注的內容以家庭、娛樂、人情往來為主，而返鄉青年更關注產業發展、個人成長、外部資訊，興趣愛好和價值觀念差異較大，難以融入本地青年圈層。代際觀念沖突更為明顯，56.2%的創業青年表示“家人不支持自己的創業選擇”，長輩普遍認為“只有考公務員、進事業單位才是正經工作，創業、做農業都是不務正業”，不僅不提供支持，反而會施加壓力。婚戀難問題突出，縣域適婚青年尤其是優秀女青年大量流向城市，返鄉男青年擇偶范圍狹窄，39.2%的未婚男青年表示“在縣城找不到合適的結婚對象”，而返鄉女青年則普遍認為“本地優秀男青年太少，要么安于現狀，要么學歷能力不匹配”，擇偶難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青年的留鄉意愿。四是基層團組織覆蓋存在盲區，思想引領精準性不足。41.7%的受訪返鄉青年表示“不知道自己的團組織關系在哪里”，36.2%的人“從未參加過團組織的活動”。組織覆蓋盲區主要源于返鄉青年的流動性大、就業形態靈活，很多青年的團組織關系留在畢業院校、原工作單位，未及時轉入戶籍地或工作地團組織，而基層團組織對流動團員的排查和聯系不夠主動，導致不少青年處于“游離”狀態。團組織活動的吸引力不足，基層團的工作仍以傳統的會議學習、文件傳達為主，內容空泛、形式單一，與返鄉青年的實際需求脫節，青年參與積極性不高。基層團干部隊伍力量薄弱，鄉鎮團委書記大多為兼職，精力有限，對返鄉青年的思想動態、實際需求了解不深，工作方式方法簡單，難以有效開展思想引導和服務工作。部分縣域雖然建立了返鄉青年創業協會、青年聯合會等組織，但活動開展不常態、服務內容不精準，流于形式，沒有真正發揮凝聚青年、服務青年的作用。針對上述問題，需從四個方面構建縣域返鄉青年發展支持與思想引導體系。一是完善創業就業支持體系，夯實產業發展基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創業擔保貸款額度至50-100萬元，推廣信用貸款模式，降低抵押物要求，簡化審批流程，實現線上申請、3個工作日內放款。設立鄉村振興青年創業專項基金，對優秀創業項目給予無償資助或股權投資，支持青年開展特色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農產品加工等創業項目。完善產業配套體系，加快縣域物流體系建設，推進快遞進村和冷鏈物流全覆蓋，對電商企業給予物流補貼，降低物流成本。延伸農業產業鏈，引進和培育農產品深加工企業，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打造縣域特色產業集群，為返鄉青年提供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加強就業服務，建立縣域青年就業服務平臺，常態化發布就業信息，開展針對性職業技能培訓，提高青年就業能力，鼓勵縣域企業提高工資待遇和社保繳納標準，吸引青年留縣就業。二是提升縣域公共服務質量，增強青年歸屬感與獲得感。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通過“縣管校聘”、城鄉教師輪崗、線上教育資源共享等方式，提升縣域中小學教育質量，解決返鄉青年子女的入學之憂。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加強縣域醫院硬件建設，引進優質醫療人才，提高醫生待遇，推進分級診療和遠程醫療，讓縣域居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優質醫療服務。完善文化體育設施，在縣城規劃建設現代化的圖書館、體育館、青少年活動中心，在鄉鎮、行政村建設文化廣場、農家書屋、運動場地，常態化開展青年文化節、鄉村籃球賽、音樂節、讀書分享會等活動，豐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規范縣域企業社保繳納，加大執法檢查力度，要求企業按實際工資為員工繳納社保，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提高保障水平，讓青年在縣域生活有安全感。三是搭建城鄉融合交流平臺，破解身份融入困境。建立返鄉青年常態化交流機制，成立返鄉青年創業協會、青年人才聯合會等組織，定期開展創業沙龍、經驗分享、戶外拓展等活動，為返鄉青年搭建交流合作平臺，形成專屬社交圈層。開展代際溝通活動，組織返鄉青年與村兩委干部、長輩村民開展座談交流、項目觀摩等活動，讓長輩了解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前景，轉變傳統觀念，支持青年的創業就業選擇。引導返鄉青年參與鄉村文化建設，支持青年依托本地文化資源開展文創產品開發、非遺活化、民俗活動創新等工作，既發揮青年的創新優勢，也讓他們在文化傳承中找到價值認同，更好地融入本地社會。關注青年婚戀需求，聯合工會、婦聯、文旅等部門常態化開展青年聯誼會、交友拓展等活動，擴大青年社交圈，解決婚戀難題。四是加強基層團組織建設，提升思想引領精準性。開展返鄉團員組織關系集中排查，建立流動團員臺賬，通過線上團支部、行業團組織、區域團組織等多種方式，將所有返鄉青年納入團組織覆蓋范圍，實現“應建盡建、應入盡入”。創新團組織活動方式，結合返鄉青年的實際需求，設計開展創業培訓、政策宣講、技術交流、志愿服務、交友聯誼等青年喜聞樂見的活動，將思想引領融入服務之中，讓青年在參與活動中受到教育、得到成長。加強基層團干部隊伍建設，配備專職鄉鎮團干部，通過培訓、交流、掛職等方式提高團干部的工作能力，建立團干部聯系青年制度，深入了解青年的思想動態和實際需求，為青年提供精準服務。選樹返鄉青年先進典型，開展“鄉村振興青年先鋒”“最美新農人”“返鄉創業之星”等評選活動，廣泛宣傳他們的事跡，用身邊的榜樣激勵更多青年返鄉創業就業，引導他們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實現人生價值。第三篇2026年1月至4月，中國科協組織人事部聯合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新促進會開展青年科技工作者思想狀況專項調研，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的217所高校、132家國家級科研院所、489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及國家重點實驗室依托單位，共回收有效樣本15628份，其中35歲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占比91.8%，涵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科技成果轉化等4個領域，具有博士學歷的占47.2%、碩士學歷的占41.6%，樣本量按照單位類型、學科領域分層抽樣，置信度達95%，抽樣誤差控制在±1.1%以內。當前青年科技工作者思想整體呈現“家國情懷深厚、創新意愿強烈、國際視野開闊、關注科研生態”的鮮明特征。理想信念層面，92.7%的受訪青年科技工作者認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當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核心使命”，87.3%的人表示“愿意為國家重大科技任務貢獻全部力量”。參與“卡脖子”技術攻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中，96.4%的受訪者表示“雖然科研壓力大、工作強度高，但能為國家解決實際問題，再累也有價值”。海歸青年科技工作者中，32.8%的人表示“回國的首要原因是想為國家科技發展做貢獻”，高于“待遇提升”“家庭因素”等選項占比。發展信心方面，89.2%的受訪者認為“未來10年我國能在更多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國際領先”，對國家科技發展前景充滿信心。職業發展層面，86.3%的受訪青年對自身研究領域有濃厚興趣，78.4%的人將“做出有影響力的原創成果”列為職業發展首要目標，高于“晉升職稱”“提高收入”“獲得人才頭銜”等選項。基礎研究領域青年的長期深耕意愿明顯提升，72.1%的受訪者表示“愿意坐冷板凳，長期專注于一個研究方向，即使短期出不了成果也沒關系”，較2023年同口徑調研上升15.7個百分點，這與國家近年來加大基礎研究長期穩定支持力度、推行長周期評價機制直接相關。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領域的青年更關注成果的實用價值，68.9%的受訪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轉化為實際產品，解決產業發展的現實問題”，企業青年科技工作者中，75.6%的人將“突破核心技術、打造自主可控的國產品牌”作為核心工作目標。國際合作層面，72.4%的受訪青年有國際交流合作經歷，其中31.7%的人參與過國際大科學計劃，82.3%的人表示“愿意與國外科研人員開展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戰”。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領域的青年國際合作意愿最強，這些領域的問題具有全球性，需要各國科研人員協同攻關。青年科技工作者對國際前沿的關注度持續提升，91.6%的受訪者會定期閱讀國際頂級期刊論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時跟蹤領域最新研究進展。國際學術話語權不斷增強，18.9%的受訪者在國際學術組織中擔任職務，或擔任國際頂級期刊編委，較2023年上升8.2個百分點，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發出中國聲音。科研生態關注度層面，78.9%的受訪青年關注國家科技體制改革政策，67.2%的人認為“近年來的‘破四唯’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科研評價正在從“重數量”向“重質量、重貢獻”轉變。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參與意識明顯增強，42.3%的受訪者表示“曾參與過單位科研評價制度、項目評審機制的討論，提出的意見被采納”。科研誠信意識牢固，95.8%的受訪者認為“科研誠信是科技工作者的職業底線”，對學術不端行為零容忍，82.7%的人表示“愿意參與科研誠信監督工作”。不少青年科技工作者主動參與科研倫理治理，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涉及倫理風險的領域，青年學者積極發聲，推動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科研倫理規范。當前青年科技工作者思想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非升即走”壓力下科研功利化傾向仍未根本扭轉。72.8%的受訪青年表示“職業壓力很大”，其中58.3%的壓力來自“非升即走”的考核要求，39.7%的壓力來自“科研項目申請難”。為了在考核期內達到要求，不少青年不得不選擇短平快的研究方向，回避周期長、難度大、風險高的重大科學問題。基礎研究領域中，47.2%的青年表示“為了快速發表論文，會選擇容易出成果的小問題，而不是真正有科學價值的重大問題”，38.6%的人承認“會將一篇完整的研究拆成多篇論文發表，增加論文數量以滿足考核要求”。技術開發領域中，32.7%的青年表示“企業考核要求短時間內出產品、見效益，很難投入精力做長期的底層技術研發”，導致技術創新停留在表面，難以實現核心技術突破。這種功利化傾向不僅制約了重大原創成果產出，也不利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長期成長。二是評價體系單一化問題依然存在，“破四唯”后“立新標”仍有堵點。雖然“破四唯”改革已推進多年，但62.7%的受訪青年認為“當前科研評價體系仍過于看重論文、項目和人才頭銜”，僅28.3%的人認為“所在單位的評價真正做到了以質量和貢獻為核心”。職稱評審、崗位聘任中，論文數量、影響因子、國家級項目數量仍是核心硬指標，尤其是高校系統，沒有國家級項目、沒有頂刊論文，即使成果再實用也難以晉升高級職稱。企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評價體系與學術體系脫節，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品開發成果難以納入職稱評審標準，41.8%的企業青年工程師表示“因為沒有論文，工作多年也評不上高級職稱，職業發展天花板明顯”。人才“帽子”問題依然突出，雖然國家多次強調破除“唯帽子”，但各類人才計劃數量仍然較多，有“帽子”的青年在經費、待遇、團隊建設等方面的資源遠多于普通青年，導致很多青年將主要精力用于搶“帽子”，而非踏踏實實做研究。三是科研資源分配“資歷壁壘”突出，青年獲取資源難度大。68.4%的受訪青年認為“青年科研人員很難申請到重大科研項目”，當前重大科技項目的申請人以資深教授、院士為主，青年學者普遍缺乏申報資格，只能作為團隊成員參與項目，沒有獨立的科研經費支配權。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等國家級項目雖然設立了青年專項，但數量少、額度低，資助率不足10%，難以滿足青年的科研需求。科研資源分配中的“馬太效應”明顯，資深學者的團隊占據了大部分實驗室空間、儀器設備和經費，剛入職的青年學者尤其是沒有“帽子”的青年，往往只能分到很小的實驗室空間，甚至沒有獨立實驗室，使用大型儀器設備需要排隊申請，嚴重影響科研進度。52.3%的受訪青年表示“缺乏獨立的科研資源是制約自身發展的最大障礙”，部分青年為了獲得資源，不得不依附于資深教授，無法開展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科研自主性不足。四是生活保障壓力傳導思想波動，職業倦怠現象凸顯。71.2%的受訪青年表示“住房壓力大”，一線城市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住房壓力更為突出，房價高企，青年學者的工資水平與房價差距懸殊，很多人工作五六年仍在租房，房租支出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部分青年甚至需要家人接濟才能維持生活。育兒壓力顯著，64.8%的受訪者表示“育兒成本高、無人帶娃”，雙職工家庭普遍面臨托育難題，普惠性托育機構供給不足，民辦托育機構價格昂貴，很多青年為了照顧孩子不得不犧牲科研時間，女青年受到的影響尤為明顯。48.7%的女青年科技工作者表示“生育對職業發展影響很大”，部分單位在招聘、晉升中仍存在隱性性別歧視，擔心女青年生育影響工作，導致女青年的職業發展難度更大。養老負擔方面，青年科技工作者大多為獨生子女，雙方父母養老壓力大，老人生病時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照顧，難以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多重生活壓力下，23.6%的受訪者表示“考慮過轉行，去企業或者考公務員，壓力小一些、收入高一些”，職業倦怠現象較為普遍。針對上述問題，需從四個維度構建青年科技工作者發展支持與思想引領體系，充分激發青年創新活力。一是深化科技評價體系改革，構建以質量貢獻為核心的評價機制。加快“破四唯”后的“立新標”工作，針對不同領域、不同崗位的科技工作者制定差異化評價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