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一點收獲-改編白字戲《王卞審官的體會》

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一點收獲－－改編白字戲《王卞審官的體會》

拙作白字戲《崔君瑞休妻自’95廣東國藝術節榮獲二等獎后，又再進一步修改、加工，劇名改為《王卞審官》。此劇獲獎以后，許多朋友都為我能于晚年再寫出獲獎的作品而高興，并向我祝賀。我自然感到欣慰。但我所欣慰的不只是再出獲獎的作品，而是看到在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康莊大道上，又有了前進的新腳印。因為《王》劇能獲得這點成就，是在“民族優秀文化”的精神鼓舞下獲得的。

從萌生改編《王》劇的念頭到此劇問世獲獎的這一全過程，頗值回味。是以寫下此篇備忘。由于水平所限，廖誤在所難免。敬請同行、專家指正。

失敗的初稿

白字戲《王》劇前身是正字戲的科白戲劇目。聽說它是由宋元南戲《崔君瑞江天暮雪》演變過來的。據專家考證，此劇約在300年前就在中國失傳了，現只存殘篇。而它在海陸豐卻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劇目，且“王卞過篇”這句角色打諢插科的臺詞，已成了當地群眾表達已捱過倒霉運氣的口頭禪。至于它何時流入海陸豐，怎樣演變為科白戲，則無可嵇考。既然它有這么悠久的歷史，又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人民性，盡管只存下一個故事梗概，卻值得花力氣去改編它。

故早在80年代中期前，本人就萌生過改編它的念頭，先是未敢貿然動筆，后因參加《中國戲曲志·廣東卷》的編纂工作和罷。到了將臨退休的80年代末，自己覺得灰溜溜退休不大好，才擠時間動筆寫此劇的初稿。這個初稿，因思想準備不充分，只能依照舊框架去填充演繹，純屬舊瓶裝新酒。當然難出新意。隨后獲準退休，也就“拜拜”了。

東山再起

90年代初，黨中央發出“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號召。本人聯想此劇的歷史價值和它的人民性內容。遂又產生推翻重來的易稿興趣。

這次易稿，既受“民族優秀文化”的號召所促動，在未擬腹稿之前，就得領會這一偉大號召的精神實質。當時本人的理解是：“弘揚”者，大概就是“大力發揚”或“大力發展”之，也就是說，凡屬古代遺留下來的、富有民族特色且具有人民性、娛樂性、知識性、有益于今天人民身心健康的優秀文化，都應予以大力發揚或大力發展。使之可以為今天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這與“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只不過以前未把“民族性”作為響亮的口號提出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口號的提出，“民族性”的問題自然就擺在重要位置來予以強調了。

可是具體到《王》劇的再創作來，就不是什么理解對頭與否的問題了。而是如何“弘揚”其人民性――出新意的問題了。回顧初稿，之所以未能出新意，固然是思想準備不充分，但主要還是原框架有較大的局限性，未予大破大立，因而其人民性就難以得到“弘揚”，只能原地踏步。要弘揚原劇的人民性，就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來個重新構思，更新表現手法，務求舊貌變新顏。

力求創新意

根據原劇所敘故事，結合時代的要求，有兩方面的人民性可以弘揚：一是其居陪襯地位的同情無辜，表現仆人的善良、正義；二是其占主導地位的批判迎新棄舊，忘恩負義。通過一番權衡，覺得后者屬一般的“休妻戲”，這類題材在傳統戲里較多，難以避免雷化。而以表現最底層的勞動人民為主，這類題材在古裝戲里較少見，比較新鮮，亦頗具開拓性。特別是當社會上腐敗成風，普遍都注重金錢地位，有的甚至不擇手段，爭權奪利，損人利己，好象人生的價值就在于金錢、地位、享受，而不在于高尚的人格、品行、道德情操和對社會的貢獻。

象這種人性被銅臭所扭曲，傳統美德，為私欲所溶解的不正常社會風氣，不正是反腐倡廉所要解決的有關問題嗎？應當繼前輩藝人未竟之志，出“弘揚民族美德”的新意；通過這一新意來歌頌勞動人民的善良、正義，鞭撻封建官吏貪贓棄舊的丑惡靈魂。讓人們去思考人的真正價值是什么？

塑造主人翁

立意的問題解決之后，由于王卞這一仆人已被推上主人翁位置，一個新的主要問題擺在跟前：如何樹立這一比較特別的正面典型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本人。后來從前輩藝人的再創造中得到啟發：科白戲的《崔》劇有崔要王押送鄭、陶兩個妻妾回原藉時，把她們殺掉，王不忍下手，還贈銀給兩位受害者向巡按控告崔的情節。本人想，不下手殺人，就是善良、心軟；只有心軟，才能同情無辜，才能……對！應該用善良、心軟為核心來左右這一人物形象的一切行動。但這一點，是一切善良人的共性。作為一個正面典型，僅有這一方面還不夠，也難免單調、乏味，缺乏個性。如何使之具有其它方面的積極因素？于是一個善良、勤勞誠實、正義、憨厚、爽直、有骨氣、助人為樂、關鍵時刻又敢于奮不顧身，吃了虧不動搖后悔的仆人形象，就漸漸地浮現在本人的腦際；

本人假定他是個幼失母，少失父的孤兒，家貧如洗，由姑母照顧撫養長大，曾從事過賣燒餅、挑擔，什么粗活都干過的誠實勞動人民，后被熟人推薦入官宦人家當傭工，由于他的誠實、勤勞而贏得主人的歡心、賞識，輾轉而到相府傭工。隨著這個正面典型的隱隱約約樹立，進一步就抓住人物的共性和個性如何有機結合這一中心環節去結構故事，讓其只做他力所能及的事，他的行動，深受其仆人身份及性格的制約，使之有別于其它舞臺上的善良形象，避免雷同化和一般化。

從而就產生了第一場金華探親救得因替百姓寫狀控告崔君瑞縣衙師爺吞沒救濟糧致遭崔尋隙侮辱而投河的鄭廷玉，巧遇善于在官場投機鉆營的崔群瑞及其發妻鄭月娥，得以獲悉崔某些鮮為人知的秘密，由此造成以后他與崔一系列的矛盾沖突，讓他不知不覺地卷入崔、鄭夫妻的斗爭洲渦而不能自拔……等等。總之，整個場次的安排和戲劇矛盾的組織，都是圍繞著以樹立王卞這個頗具特色的正面典型而設計的。戲劇矛盾的大變動，帶動了結構、場次、情節的大變革，從而就產生了大異于原劇的新結構、新場次和新情節。雖然其中還保留了科白戲的“逐卞”、“休妻”、“告狀”、“懲崔”等場次，但已不是昔日的舊貌了。

一段小“插曲”

當腹稿擬好，動筆寫提綱時，有位朋友發現我在重寫《崔》劇，他笑著說：“你太天真啦！以前你身在其位，還可以理解。現在已退休了，還要嘔這樣的心血！這個戲是全國性劇目，誰不知它的歷史價值？好搞，人家早就搞出來了，還等到你來動筆！華東的大手筆那么多，他們和全國許多專家已看過福建屏南縣的庶民戲演過這個被認為是失傳多年的宋元南戲原本，他們會不識貨嗎？還是及早‘收兵’吧！”這些話正是我80年代中期前不敢貿然動筆的主要原因。寫與不寫，我猶豫了好幾天，通過深思，覺得這不是“硬任務”，沒有壓力，寫不好不致惹閑言，萬一人家亦寫它，他寫他的，我編我的，各走各的“弘揚”道路。反正閑不住，當精神寄托亦好。事實上，這亦是“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所給予的動力。

刻劃幾個主要人物

盡管已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比較周密的構思，但是幾次易稿過程中，特別是進入第二度創造后，關于如何刻劃人物和力求集中的問題，并不是一帆風順，既有推翻原設想的，亦有改動后復改回來的。這段經過，尤值回味。

王卞這個人物，因找不到原本“江天暮雪”這一折的散曲，決定留在找到時才在“懲崔”場來補充他的戲。當進入第二度創造前夕，發覺高潮前的戲拖沓。于是就刪掉王卞遭逐后投王姑媽得遇鄭月娥這場戲，改為中途相遇的“驚變”。

“懲崔”后還有一場“憨判”，主要寫王卞在鄭廷玉判決崔君瑞而猶豫時，出了“不能再讓這類人當官”的點子。演出后，多認為是蛇足而砍掉。此外，原設想是“憤變”之后，王即帶鄭氏往平望江天驛巡按的住所去告狀的。因感覺王卞的戲不足，有必要在這里再予突出他，表現他的好心、正義遭挫，吃點苦頭之后反更堅強起來。也就是說，應有他自己性格發展的“高潮”。

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主人翁有引人矚目和感人肺腑的重大行動或閃光點。于是就把原來“告狀”的小標題改為“會驛”。加進一場王卞促鄭氏到蘇州府衙控告崔的“告狀”。這場戲把鄭氏的告狀推入幕后，正面先寫鄭對此消極、猶豫，而王卞卻一味天真地相信“白就是白，黑就是黑，難道黑白可以顛倒不成！”還愿為鄭的遭休作證，再三,促鄭進府衙告狀；然后寫告狀的結果是，不但毫無收獲，而且反使王卞挨了刑杖，鄭怕再連累王，欲一死了事，王再予阻止，還向她傾吐肺腑，表明心跡：“唉，我的阿奶呀！你休泄氣莫悲傷／王卞身雖卑賤骨硬堅／別看刑杖加俺狠又酷／卻激起俺的義憤涌滿腔／雖然是官場黑暗世道險／常言水有清濁，官有廉贓／我不信王法全部都成虛幻／官宦盡都是枉法貪錢／府衙敗訴上省告／省告不倒京都攔轎訴一場／王卞情愿乞討來幫你／直待阿奶冤恨得伸心方甘／”加進這場戲，通過第二度創造的努力，在實踐過程中，果真收到感人的效果――觀眾多被感動得流了眼淚。而單純看本子，卻沒有這種效果。這顯系第二度創造正確發揮所取得的成效。由此可以看到第二度創造的重要性。

關于崔君瑞這一反面典型，原劇未涉及他的政事，只在負心拋結發這方面做他的文章。這太單調了！一個道德、良心成問題的官吏，在政事上不可能沒有其劣跡。這既不真實，社會生活面亦不廣，更反映不出其朝廷命官的身份。所以改編本就補上如下這一筆：他曾勾結縣衙師爺，吞沒救濟糧，還有其它敲詐勒索的行為，由引而引起富有正義感的姻舅鄭廷玉發生矛盾……有人認為這是強加進去的。我認為寫崔的弊政，正為這一反面典型作一點補充，不但不會矛盾，而且更具現實性和典型性。因為弊政與人物的拋結發，應是有其內在聯系的；不然的話，崔就好象生活在封建仕途的真空，成為一個“空頭官”。

補上了這方面的內容，既填補了這一不該疏忽的空白點，又使演出本的“懲崔”場得以出現人民“審”官這一富有點浪漫主義色彩的情節來。象這種既不游離于主題之外，又對這一反面典型的劣行有順理成章的充實、豐富，應不致有斧鑿痕跡的。

意想不到的是，此劇問世后，卻收到反倡廉的客觀效果。故爾在改為《王》劇時，真實性加重這方面的份量――加進陳才這個百姓頭，寫崔的赴任遇劫，把盜改為民，是受害的百姓為了報復贓官，不讓他到別處去害民，聚眾攔江截劫官船。

到后來“懲崔”場的“審”官時，才由陳才把這件事端出來，并送還“劫”來的印綬和袍帽，還要王卞代轉達朝廷軟差：“百姓要的是勤政為民的清官，不要貪贓腐化的劣吏……”借以表達人民的呼聲和意愿。劇目名之改為《王卞審官》，就是由此而來的。

再予增補上述弊政所導致的后果，并非隨心所欲，而是因其有助于增強反腐倡廉的效果，有助于有力鞭撻貪贓腐化的丑惡靈魂。

在創作過程中，反復較大的是對蘇金英這個人物的處理。她在原劇是個既賢淑，又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她真誠招待崔的發妻，并稱之為姐姐；可當崔命王卞押送發妻回原藉時，她又無能為力，只能趕到中途與鄭氏錢別，并贈銀給她。我認為，蘇女的這種賢淑、好心，帶有虛偽性。所以在改編本中，就被本人寫成如此類型的人物：未與她發生利害沖突時，她是一個賢淑、嫻靜而又雍容深沉的大家閨秀，她亦對王卞的誠實有好感，她受崔的外貌和才華所迷惑而很愛他，甚至發展到乘父不在而暗渡陳倉，結下珠胎；可她又不放心崔妻荊底細，諸多盤詰、刺探，一旦真相大白，她那潛伏著的、由嫉妒而引發的虛偽一面就暴露出來了――表面不發作，熱情招待鄭氏；當崔為此感到為難時，她又向崔、鄭表示：“看來只有由奴向爹進言就是了。

私下卻嚴斥崔欺騙她，不肯干休，強其處理好他的前妻。實際就是要崔把前妻休卻。總之，就是她起促使崔、鄭矛盾發展的作用。這樣處理，有些領導同志認為不妥，建議恢復原作蘇女形象，表現這位大家閨秀是有教養的、賢淑的，她也是一位受害的女性。95廣東國際藝術節期間，就照這樣改動了――把抹在她臉上的虛偽、嫉妒的“黑點”幾乎盡行刷掉，只保留其獲悉真相后的抵觸情緒和對崔的嚴厲斥責。可是后來又聽到反對的意見，說這樣改動，使得蘇女變成似正非正的畸形人物。飾演這一角色的女演員亦有同樣感覺，老是說很不好演。

通過爾后的反復思考、研究，覺得確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例如蘇金英已向崔、鄭表示要向其父進言來解決這一問題，為何過后就變卦，反要崔處理好其前妻？這種表里不一，劇本又沒有補上她變卦的內心活動。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等等。可以看出，在上述這一關系到戲劇矛盾能如何發展下去的節骨眼，蘇女仍留前稿虛偽的描寫。之所以未作改動，不外在于使戲能演下去。倘若照蘇金英的承諾去寫，極有可能會皆大歡喜而變成另一個戲。正因為類似的細節經不起推敲，就使女成為自相矛盾的畸形人物，從而亦影響到故事的真實性。所以，本人不同意“只要主要人物和主要矛盾站得住腳就好了”的說法。

象上述那一不屬主要矛盾而又牽動下面戲劇矛盾發展的細節，一馬虎，就有站不住腳之虞。豈能疏忽？

思考、研究的結果提醒本人，只有照原設想去處理蘇金英，即通過她的深沉和由嫉妒引發的虛偽等表里不一的各種表現，去推動主要矛盾的發展。也只有這樣，才能矯正她的畸形。是以在改為《王》劇時，只好按原設想改回來，但有所不同，新改本把蘇女的虛偽、嫉妒等隱晦一點，其內心世界亦隨著挖深一些：“聞此言，怒滿腔／崔郎果然隱真把我騙／我爹嚴峻忌謊言／必然發怒拆鴛鴦／若把她來拒擋／不好啊！她會歸怨于我惹罵言／若是她來納認／未明父意怎好擅自作主張／悔不該受惑污泥陷／一旦失貞拔足難／都怪崔郎掩真相／弄得我進退維谷心茫然／越思越想燃嫉火／難道說金枝女倒居妾房／”這段內心獨白，既可以為下來她的表里不一，要崔處理好其前妻作鋪墊，亦把她的性格脈絡理清晰一點。這樣，不但以后的矛盾發展會自然一些，而且與開頭她諸多盤詰崔妻荊底細時的擔心：“倘真崔郎前妻在，將來豈不生麻煩”也有呼應。這并不是本人存心要丑化這位大家閨秀，而是出于對全局的考慮使然的。如果說這樣處理會“委屈”于她，只好請她忍受“委屈”就是了。其實這樣寫，蘇女亦有某種程度的被騙受害。只不過她不致象鄭月娥那樣凄涼無依，那樣能博得觀眾的同情罷了。這樣改回來是否妥當，只好留待以后再實踐去接受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