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研究的熱點與未來展望-基于2025年度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轉載論文的分析

/教育學研究的熱點與未來展望——基于2025年度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轉載論文的分析【摘要】2025年，在《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戰略指引下，中國教育學研究在理論建構與實踐創新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學術研究的自覺性與體系性持續增強。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通過精粹的文獻轉載、多維的欄目架構與廣泛的作者群體，比較系統地反映了過去一年教育學領域的學術進展。教育學研究主要聚焦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系統性建構研究，縱深推進教育綜合改革的方略研究，重申德育的生活立場及其實踐路徑研究，數智時代知識觀、學習范式與教學模式變革研究，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研究，教育史研究視域的拓展與儒家教化精神的傳承發展研究，全球化時代比較教育研究進展與全球教育治理參與策略研究等七個熱點問題。展望未來，學界應持續扎根中國教育改革與實踐，形成中國方案，為教育強國奠定學理基礎，為全球教育貢獻中國智慧。未來研究將重點圍繞面向“十五五”的教育發展研究、教育強國建設與宏觀教育政策創新研究、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研究、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機制研究、完善立德樹人育人體系研究、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學變革研究、教育家精神與高水平教師隊伍建設研究、高水平教育開放與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設研究等八個方面展開。【關鍵詞】教育學研究；熱點與重點；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

2025年，中國教育學研究以《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教育強國綱要》)為戰略引領，在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路徑創新、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等方面取得扎實進展，學術研究的自覺性與體系性持續增強。這一年，學界積極回應塑造育人新格局、教育數字化轉型、參與全球教育競爭與治理等時代命題，教育學研究的實踐品格與時代關切愈加深厚，學科交叉融合趨勢日益明顯。中國教育學正逐步形成具有自身邏輯內核與實踐指向的知識生產路徑，為回應復雜教育問題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理論資源與方法工具。 面向“十五五”時期，教育學研究將持續圍繞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等重大議題展開系統研究，著力破解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核心問題，致力于產出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同時，中國教育學界將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參與全球教育知識生產，在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教育挑戰中貢獻中國智慧。 一、2025年論文轉載概況 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通過精粹的文獻轉載、多維的欄目架構與廣泛的作者群體，比較系統地反映了過去一年教育學領域的學術進展。 (一)欄目設置及論文分布 據統計，2025年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通過專欄、專題等共轉載論文219篇。各主要欄目及轉載的文章數量為：教育基本理論(30篇)、教育改革與發展(18篇)、教育政策與法律(5篇)、教育與經濟(10篇)、教育科研(9篇)、德育研究(8篇)、課程與教學(26篇)、教育技術(24篇)、教師教育(22篇)、教育史研究(24篇)、比較教育(25篇)、家庭教育(3篇)、綜述報告(2篇)、專題(13篇)。 (二)源雜志全文轉載量排名 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轉載的文章來源較為廣泛、類型較為豐富。在被全文轉載的文章中，其源雜志轉載量較高的依次為《教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教育發展研究》等。以下選取學術水平較高、影響力較大、轉載數量4篇以上的雜志進行排序(見表1)。 (三)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統計 從第一作者所屬單位類別來看，高等學校具有絕對優勢。在2025年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轉載的文章中，有208篇的文章作者來自高等學校，比例高達95.0％，較2024年占比(95.9％)略有下降；有3.2％的文章作者來自科研院所，較2024年占比(2.8％)有所上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均有文章被收錄到2025年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文章第一作者所屬單位仍以師范院校為主，其中，北京師范大學列第一，華東師范大學列第二，浙江大學與東北師范大學并列第三。以下選取轉載4篇文章以上的單位進行排序(見表2)。 二、教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2025年，教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既有關于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部署研討，也有圍繞教育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還有針對數智時代涌現的前瞻性問題研究等，主要集中在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系統性建構研究、縱深推進教育綜合改革的方略研究、重申德育的生活立場及其實踐路徑研究等七個方面。 (一)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系統性建構研究 建構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教育學學科立足于自身發展邏輯、尋求理論突破與范式創新的核心學術使命，更是在新時代背景下，扎根中國教育實踐、回應國家戰略需求、助力教育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與歷史責任。隨著近年來關于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學科性、中國性與自主性三大根本問題的不斷廓清，當前研究已呈現出從價值引領、邏輯協同走向學科范疇構造與概念體系創新的系統化演進軌跡，推動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從政策倡導升華為可供深入探究的學術命題。 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內含中國價值和中國思維，具有為中國教育實踐服務的立場，是關于教育和服務于教育的思想體系。[1]當下建構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最為迫切的歷史任務，是要以“中國方法論”理解、詮釋中國教育價值。“中國價值”的形成和確立，實質是在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境遇中尋求“合理性敘事”，重建“中國—世界”敘事，自我確立以及實踐證成的過程，要明確“中國”教育價值根植于中國，[2]還要把握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生成邏輯，在理論邏輯中重視原創性和系統性，在文化邏輯中重視主體性和創造性，在制度邏輯中重視學術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革，在社會邏輯中重視實用性和可信性，最終促進知識增長、文化自覺、學科建設和知識應用。[3] 在此基礎上，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須在宏觀性的學科體系和基礎性的概念、原理體系方面著意用力。[4]這也是教育學擺脫學科弱勢地位的重要環節。[5]若要解決中國教育學學科范疇的原創性問題，須厘清中國傳統教育學包含的教學為先的國家使命、有教無類的受教育權、君子人格的教育目的、教學相長的教育過程、師嚴道尊的師生關系等基本范疇。[6]基于此，中國教育學還要不斷向現實敞開，確立教育學立場，建設“立德樹人”范疇體系；向歷史文化扎根，堅持理論自信，發展歷史范疇；向教育實踐還原，立足本土，建構實踐范疇；向數智化時代靠近，探索時代教育規律，創新時代范疇。[7]建構中國教育學概念體系，則要以建構兼具本土闡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概念框架為突破點，以田野調查、比較研究與未來研究提升中國教育學概念體系的構造力、辨識力與想象力。[8]提煉中國教育學標識性概念，既要深入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中如“覺”之觀念的思想精髓與文化底蘊，為構建中國教育學提供別具一格的思想資源、理論視角與實踐路向；[9]又要在比較中充分挖掘教育實踐中如“教師”“教學”等概念的多重中國意蘊，為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和傳播提供資源和樣例；[10]還要深度闡釋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為黨育才”“教育強國”等原創類概念，以及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育融合”“意識形態教育”等衍生類概念，還包括諸如“教育綜合改革”“教育現代化”等以舊詞承載新義、被賦予了全新時代內涵的重塑類概念，形成中國特色教育學的新表達方式。[11] (二)縱深推進教育綜合改革的方略研究 在我國從教育大國邁向教育強國的系統性躍遷過程中，面臨諸多重大問題和需要處理的重要關系，須縱深推進教育綜合改革，凝聚各類要素資源，為教育強國建設注入持續動力。[12] 明晰教育評價的核心理念與前沿方向。深化教育評價改革，要明晰教育評價的本意是促進學生全面且個性化的發展，服務教師的多樣化需求和專業成長，推動教育質量的持續提升，而非對剛性標準的簡單迎合。[13]教育評價體系要弱化統一性、標準化，鼓勵多樣化、個性化及機制創新。[14]數智時代則要超越“如何評價”的技術旨趣，[15]探索場景化評價落地的設計與開發[16]。 完善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體系。當前，以智力測試為背書的大規模標準化教育所形塑的人才衡量標準、社會流動機制及教育現存樣態，已難以適應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和科技創新發展的人才需求。[17]突破這一制度性障礙，須實現從“選拔”到“涌現”的人才定義標準轉換，從“實用”到“人本”的教育理念革新，[18]構建自然稟賦潛能釋放與社會建構環境適配協同共生的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體系[19]。拔尖創新人才的批判性思維難以在中國教育實踐中生成，則緣于“知識的錯配”導致的教育偏失。[20]創造力發展具有文化導向性，[21]當前，學校教育特別是數理學科教學，容易把“事實判斷”(真假的知識)錯配為“價值判斷”(應當的知識)，導致學生批判性思維無法真正得到培養。鑒于此，教育研究要深入課堂深處，關注知識與思維層面的教育實踐。[22] 有序推進教育法典編纂。首先，以法治價值為指引，確保法律內容符合教育公平、正義、效率等基本價值。[23]其次，秉持跨部門法律觀，尊重教育法的異質性特征，力倡公法規范和私法規范的相互配合。[24]再次，明確教育法典法律責任應歸屬部門型法典法律責任，并以行政法律責任為具體形態的基本屬性。[25]最后，教育法典編纂可遵循以體系型為主、匯編型為輔的綜合型編纂模式，以創設型立法為主、匯編型為輔的綜合立法路徑，[26]并在立法體例上以“總論”+“法律法規的匯編專題”+“特別法”的形式呈現[27]。 優化教育經費投入機制。隨著我國教育經費需求持續增長，首先，須探尋充足而穩定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如可為地方政府增加專項用于教育的稅收及非稅收入，或者加強中央政府教育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等[28]。在此基礎上，加大對優質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提高優質本科院校的學生和資源占比，同時，提升幼兒教育的財政投入水平，減少家庭支出負擔。[29]其次，逐步提高社會投入的規模與占比，并完善高等教育階段的多元化成本分擔比例；[30]同時，鼓勵社會資本創建民辦學校，開放新興教育市場[31]。 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機制。在宏觀層面，提升教育適配性、科創效能性、人才支撐性水平，形成三者良性循環。教育領域要開展“新理科”“新工科”“新醫科”建設，探索“學校+大型科研院所”“學校+龍頭企業”模式；科技領域要加快構建創新聯合體和產業鏈關鍵技術攻關項目群，夯實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構建成果轉化鏈；人才領域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32]在具體層面，須樹立“大科學教育”理念，優化科學教育學科制度建設，建構高質量科學教育體系，強化科學教育與新質生產力系統的有效銜接；[33]須加強大中小學跨學科、交叉學科、綜合學科建設的一體化設計，重點解決基礎教育跨學科課程優化、高等教育交叉學科發展深化、大中小學學科體系效能強化等問題[34]。 (三)重申德育的生活立場及其實踐路徑研究 道德實踐是生活的一部分，[35]生活是道德存在的根據[36]。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原則在與特定的事實和情境的聯系中獲得具體意義。[37]離開生活的道德教育往往徒有道德“教授”的形式意義，局限在既定的理論框架和學科學習中，而缺失道德教育應有的實踐價值與生活意義。[38]德育是在道德的生活中，輔助學生創生自己的道德價值系統，樹立正確的人道觀念和慈悲情感，獲得體現倫理道德價值的行為能力。[39]德性發生是意義體驗與倫理觀念雙向建構的過程，同時也是個體德性與倫理世界雙向建構的過程。[40]回歸生活的德育，必須以人的德性發生規律為依據。 首先，將道德學習融入真實生活。通過構建真實的生活性情境，緊扣新時代生活中的德育主題，嵌入典型性的道德問題，引導學生通過情境體驗和具身實踐，[41]將空泛的倫理觀念奠基于內在意義體驗之上[42]。一方面，重視以同情教育為核心的道德情感教育，把握分寸，開展“責人責己”與“贊人贊己”的道德情感教育。[43]另一方面，注重發揮道德情緒的關鍵作用。學校要創設條件，通過反復的道德實踐塑造學生對社會轉型和發展產生的新道德問題形成相應的道德情緒，個體要運用認知推理減輕道德情緒的負面影響。[44] 其次，激勵學生廣泛參與社會生活。德性不是私有物，它總是與他者、歷史、傳統有關。學校德育要多為學生創造個體間交往的機會與平臺，鼓勵個體走出自我、走向社會，在觀點交換與溝通中建構倫理共識、革新倫理習俗，同時完成自我倫理德性的提升。[45]教師也要主動與學生在現實關系中相遇，通過情感融合、意識交互、概念轉化、知識交流、思想互動等，達成倫理共識。[46]針對當前教育優績主義引發的受教育者的道德冷漠等問題，要構建基于公共利益的教育共同體，喚醒學生對他者的倫理責任，給予弱者以尊重。[47] (四)數智時代知識觀、學習范式與教學模式變革研究 邁向數字文明時代，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和云計算等為代表的尖端數智技術正通過技術應用、科學思維與創新意識的全方位深層次賦能推動教育領域的變革，這將更新已有知識觀，[48]進而引領學習范式與教學模式的革新。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正從根本上重塑知識的生成邏輯，引發知識生產模式的深刻轉型。知識生產的主體由人類中心向人機協同轉變，知識驗證方式由邏輯推演向數據驅動過渡。[49]這意味著生僻的、碎片化、僵化的知識將失去在大腦中存儲的意義。現代教育應超越以知識認知為中心的傳統知識觀，秉持學以致用的新知識觀，以深度學習的方式導向素養的培育。其中，知識的角色從“靜態實體”嬗變為“問題解決的工具”，知識價值從“學科事實”轉向了“學科觀念”，知識學習從“個人識記”變革為“社會建構”。[50]這要求人擁有更強大的學習能力，生成系統性、結構化、靈活應用的有機知識體系。[51] 知識觀的轉變必然帶來學習范式的轉型，當前教育正經歷從傳統講授范式向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范式轉變。[52]學習不再是通過簡單機械的識記、應用等方式獲取客觀與絕對的知識，未來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體系將拓展到個人認知、技能、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在內的全面學習。[53]未來教育體系的設計應以推動人類持續繁衍與進化為目標，以學習力培養為核心，以個性化按需學習為導向，遵循人腦學習規律，依托技術創新，幫助個體構建有機知識體系，塑造強大認知能力，激發持久學習動力。[54] 學習的未來在某種程度上是人與機器發展的未來。未來人機學習的應然樣態是從語言生活中人機共存到人機共學、從我與他者的人機對話到人機共智、從人類文明的語言規約到人機共善。[55]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智能體的形式，以“數字精靈”的化身，扮演多種角色，代理“知識的生產與傳遞”“學習活動與過程”“對學習的追蹤與評價”等相關活動，深度參與和影響著人類的學習。[56]但在技術狂飆時代，需要警惕人機協同在為學生提供更加個性化、便捷和高效學習體驗的同時，[57]技術意向性和算法黑箱也會規訓與制約學生學習的自由，[58]引發學習者意識主體與身體主體的失效，[59]出現認知窄化、思維淺化與能力衰退等學習風險[60]。這需要堅守教育的保守主義立場，將對受教育者審慎品質的培養作為優先任務。[61] 在未來教育學習趨勢下，以知識傳授為主的傳統教學模式，正轉向以學習者為中心、數字技術深度融入的數智化教學范式。這需要通過空間賦能推動教學數字化轉型，[62]運用空間計算技術重構三維教學空間，為教師教學提供強大的可視化和交互式學習教具，[63]以深度學習驅動課堂形態嬗變[64]。同時，需要明確人工智能賦能教學是增強而非替代傳統教學過程，旨在促進師生、生生的社會融合和情感聯結。[65]對此，可借助人工智能知識生成的便利性服務學習者對知識的批判性理解和深加工建構，以教學過程的適配性服務學習者學習過程的自適應，以情境塑造的復雜性服務學習成效的遷移性，以人機互動的支持服務創新協同的師生關系。[66]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教學模式如何變化，教的重要意義不是控制學生并告知他們應該在哪個方向上“移動”，而是為他們提供機會和挑戰，讓學生成為自己生活的主體。[67] (五)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研究 培養造就高水平教師隊伍，是夯實教育強國根基的關鍵舉措。當前亟須圍繞《教育強國綱要》提出的實施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行動、提升教師專業素質能力、優化教師管理和資源配置等方面著力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 首先，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一方面，深化教育家精神的學理研究。基于教育家思想與活動演變、教育家的成長、教育家精神生成與發展“三線合一”邏輯展開研究，系統揭示教育家成長、教育家精神生成與發展的軌跡與機理，為當下教師培養提供智慧支持與精神引領。[68]另一方面，努力踐行教育家精神。踐行教育家精神最樸素的方式是上好每一節課，教好每一個學生。[69]師生互動中應秉持日常即成就的教育理念，以教學相長為橋梁，以志同道合為紐帶，以自由探究為途徑。[70]此外，還應通過創設優質擬態環境，形成意義對話網絡等進一步推進教育家精神從符號象征走向群體培育。[71] 其次，提升教師專業素質能力。數智時代，人工智能依然無法取代教師擔負滋養心靈這一首要教育職能。[72]需要追問的是，教師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教師。有學者提出，須培養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正確的價值觀、卓越的想象力，同時具備自覺的創新意識、扎實的創新能力以及敏銳的辨識能力的高水平教師。[73]有學者認為，要建構“教師作為學習專家”的專業身份。教師掌握、實踐和創新學習理論，以學生的學習邏輯理解和開展教學，“教會學生學習”。[74]具體到如何培養教師，在課程層面，要構建“理論—實驗—實習”三維一體的新型教師教育課程體系，引導新手教師以教育意向性經驗超越教學技藝性經驗；[75]開發跨學科課程資源，建立跨學科課程管理評價機制，培養具備跨學科素養的未來教師；[76]以獲取、深化、創造等能力水平為基準規劃培訓課程，提升教師的人工智能能力[77]。在教學層面，則順應教育數字化轉型，打造師生與機器、實體與虛體、具身與離身、供給與需求之間良性互動、交融互生的混合型教師教育教學模態。[78] 再次，優化教師管理和資源配置。在教師管理層面，著力解決教師角色超載問題。應以內源發展為基石，以圈層疊加推進教師角色關系聚力效能，以專業向度導引角色行動決策空間創設，使教師“像專業人士一樣教學”。[79]要關注教師經歷的道德傷害。可通過重申教育的道德向度，守護教師的道德使命和教育情懷；提升教育制度的倫理水平，減少潛在道德傷害發生；保障服務資源的有效供給，緩解道德傷害引發的不良后果。[80]要重視教師隊伍中非師范專業教師的身份危機。學校須考慮非師范教師專業背景和發展需求的差異性，精心設計有針對性的職后培訓。[81]在資源配置層面，持續推動師范生公費教育體系創新發展。通過進一步加強專業標準與社會聲望“共提升”，政策研制與決策實施“雙主體”，需求導向與競爭機制“雙協調”，職業場景與專業情境“同構建”，立德樹人與學術強師“雙融入”，教學想象與教學思維“齊發展”，高層次與雙學位培養“共推進”，完善師范生公費教育體系。[82]同時，推進地方師范教育發展突圍。應充分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機制的協同作用，推動辦學體系優化升級，基于“高端化”“品牌化”指向推動辦學模式系統創新，立足政府—大學—中小學“三位一體”，加強內涵式建設，提升地方師范的市場性、競爭力及地方性。[83] (六)教育史研究視域的拓展與儒家教化精神的傳承發展研究 近年來，伴隨著教育史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日趨多元的同時，如何克服“碎片化”趨勢，提升研究的深度與整體性，豐富教育史研究的人文關懷，彰顯鑒今功能，是我國教育史學亟待破解的現實困境。有學者提出，可以借鑒加里·麥卡洛克(GaryMcCulloch)擴展教育史研究學科構成的做法，構建“歷史學—教育學—社會科學”跨學科對話機制，將全球視角和地方視角、宏觀分析與微觀考察、教育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緊密結合，進一步優化完善教育史學科方法論體系。[84]有學者認為，教育文化史應成為教育史研究的關鍵主題。這有助于將教育史的范圍從“學校和學校教育”擴展到“理解知識與文化如何進行代際傳遞”，有望為教育史提供一種連貫且綜合的形式，并構建出連接不同時代的總體概念框架。[85]有學者則進一步推動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通過開展教育心態史研究，有助于把握教育的總體歷史，更好地理解教育心態與社會變遷的復雜過程，從而建立歷史與現實世界的聯系。[86] 代表中國傳統學術之主流的儒學，教化是其學說的核心。[87]儒家教化精神具有內在的超越性，在當今時代仍有積極的價值。[88]一方面，對儒家經典教化詮釋要將歷史理性與時代精神、個體自我教化與社會普遍教化聯系起來，思考我們當今時代需要何種教化精神。[89]如針對現代教育倫理面臨的基礎性危機，有學者認為，儒家“仁”的教育通過訓練人的“情理融通”“成己成物”“中庸諧和”“擇善固執”“內圣外王”“志道依仁”之能在，等等，提供了基于人之“本真能在”之“仁性根基”的教育倫理闡釋框架。[90]另一方面，基于當前教育難以達至以人的德性完成和存在實現為前提的“通人通儒之學”，需要重建中國現代的民間教化機制。[91] (七)全球化時代比較教育研究進展與全球教育治理參與策略研究 當前，在教育改革中，各國及國際組織傾向建構具有共識意義的全球性教育話語。[92]面對這一教育全球化的轉向，一方面，比較教育要拓寬研究視野，引入話語制度主義理論視角，分析全球性、國際區域性的觀念與話語如何轉移至地方，進而對某一國家、多個國家或某一個超國家區域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的變革產生實際影響。[93]另一方面，在社會因果關系復雜化的背景下，比較教育的分析框架與程序框架應用或將走向融合。在研究框架的選擇上，比較教育研究者應當不唯普遍通用，但求實用，其中，民族國家仍是主要分析單位，地域單位的多元比較是共同的走向。[94]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教育格局悄然變化，全球教育治理規則面臨深度變革。在此時代背景下，為深度參與全球教育競爭與治理，我國首要任務是推進深層次的制度型教育對外開放。這不僅要構建與國際教育相銜接的規則和標準體系，還要參與國際教育規則制定與制度安排，逐步實現由“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引領者”過渡，構建公平、合理、開放、包容、平等、互贏的國際教育體系，推動教育全球化良性發展。[95]當今教育數字化已成為重塑國家競爭力格局的重要引擎，[96]為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教育治理中的影響力，應通過打造公共產品、推動資源共享、建設和利用好教育大數據，[97]共同推進能力建設、參與標準制定、共建治理規則等策略，實現中國經驗與全球趨勢的深度對接與良性互動，推動“中國方案”嵌入全球教育治理體系[98]。 三、教育學研究的未來展望 通過對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2025年轉載文章基本情況及熱點問題的分析，結合全國教育大會、《教育強國綱要》部署要求，以及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有關內容，展望未來，教育學研究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重點和熱點問題展開。 (一)面向“十五五”的教育發展研究 2026年是“十五五”的開局之年，也是《教育強國綱要》落地實施、沖刺2027年階段性目標的關鍵之年。當前，教育發展處在國家戰略牽引、制度體系創新、學術知識生產與實踐場景變革的互動張力中，處于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階段。站在這一承上啟下的關鍵歷史節點，教育學研究將重點關注以下問題。 首先，面向“十五五”的教育發展與供給結構優化研究。學者將聚焦人口高質量發展這一結構性變量，強化教育供給結構優化的前瞻性研究，如圍繞學齡人口波動、城鎮化與區域流動、縣域教育振興與城鄉融合，探索學段布局調整、資源要素配置與教育公共服務可及性的實踐策略，推動教育發展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質量提升與公平保障并重。其次，加強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建設研究。圍繞“十五五”對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總體要求，學者將研究如何增加教育制度供給的有效性、靈活性和制度韌性，重點關注數字化轉型治理、創新要素配置、成果推廣的政策工具、弱勢群體保障以及區域均衡與城鄉融合發展；深化系統治理研究，關注跨部門協同與政策一致性、試點拓展、風險治理及證據化評估反饋等。再次，聚焦教育支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作用機制研究。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目標與新發展格局，學者將研究教育作為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力量的功能結構與實現機制，揭示教育與人才成長、科技創新、社會流動、共同富裕、文化傳承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復雜關系，為教育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支撐效能提供學理解釋與制度方案。 (二)教育強國建設與宏觀教育政策創新研究 教育強國建設是新時代教育事業的核心戰略任務。學者已緊扣教育強國建設的“五大關系”“八大體系”作出較為系統的學理闡釋與議題建構，未來研究將進一步從“概念體系—制度體系—實踐體系”貫通推進，強化從宏觀框架闡釋走向機制化、工具化與可評估的政策創新研究。 第一，加強教育強國建設的階段性目標與路徑機制研究。圍繞《教育強國綱要》及三年行動計劃等重大部署，聚焦關鍵節點與重點任務，深化教育強國建設的階段特征、政策工具組合與實施條件研究，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推進模型與地方實踐范式。第二，深化教育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耦合機理研究。將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戰略屬性作為統攝性分析框架，研究教育如何在服務國家創新體系、支撐新質生產力培育、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與人口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基礎性、先導性作用，實現教育“小邏輯”與國家發展“大邏輯”的深度耦合。[99]第三，強化宏觀教育政策的制度創新與法治保障研究。圍繞教育法治體系完善、教育評價改革、財政投入與資源配置機制優化、教育治理結構調整等關鍵領域，探討政策體系的系統優化與制度供給，提升政策的一致性、協同性與可操作性。第四，推進政策執行過程與政策效果評估研究。聚焦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利益協調、執行能力與治理韌性，構建涵蓋公平性、有效性與可持續性的評估框架，強化風險預警與動態調整機制，以循證治理支撐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研究 近年來，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研究已在國家戰略引領下形成清晰的議題框架，教育研究者圍繞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價值體系、生成邏輯、學科范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積極進展，開始呈現以中國實踐為根基的學理化表達趨勢。未來，需要教育學者在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深入探討。 首先，在核心范疇與理論建構方面，突出“中國性”“自主性”與“學科性”的特質，明確邏輯起點與學科范疇，著眼于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深化教育本質、目的、功能等基本理論研究。其次，在方法論與研究范式方面，科學引入教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方法，拓展教育規律挖掘與政策效果評估的數字化路徑，深化跨學科方法整合。再次，加強中國教育學國際對話與話語構建研究。立足全球教育治理格局，聚焦教育公平、質量評價、技術倫理等全球性議題，深度融合中國立場、中國實踐與國際視野，彰顯中國特色，構建兼具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創新理論框架；主動參與國際教育學術交流，提升中國教育學在全球教育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四)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機制研究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機制研究是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的關鍵學理與制度議題。未來，教育學者將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 一是深化理論體系與內在邏輯研究，圍繞一體統籌的重大意義、現實邏輯、運行機理與實踐規律，構建契合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型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理論框架，明確價值目標、基本原則與評價標準，為制度設計與政策實施提供學理支撐。二是強化體制機制創新研究，重點探討教育、科技、人才規劃銜接與政策協同機制，完善資源統籌配置與要素保障體系，構建評價聯動機制，推動科技自主創新與人才自主培養的良性循環。三是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中的目標張力與治理難題，研究教育評價、科技評價與人才評價的標準體系與協同機制，探索適合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評價改革路徑。四是加強開放協同與法治保障研究，統籌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研究國際一流人才吸引集聚與培養機制，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與知識產權等相關法治供給制，從而為一體化推進提供規范化保障。 (五)完善立德樹人育人體系研究 當前，立德樹人育人體系的研究已形成較為充分的價值共識與政策闡釋。未來，完善立德樹人育人體系研究將更加強調以黨的創新理論為指導，從理念倡導走向體系化、機制化與可持續化的實踐探索。 第一，聚焦以黨的創新理論鑄魂育人的核心使命，研究如何引導學生在融會貫通中精準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核心要義和實踐要求，以及如何通過創新教育載體與傳播方式，將理論轉化為具象化、場景化的教學內容，增進黨的創新理論的親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第二，深化立德樹人育人體系的理論闡釋與結構建模研究，聚焦育人目標、課程載體、學校文化、制度保障之間的內在關聯與運行邏輯，提升教育學解釋力。第三，推進思政教育與學科教育、素質教育的融合機理研究，重點關注價值引領如何嵌入知識學習與能力發展過程，形成“價值—知識—能力—品格”貫通的育人邏輯。第四，強化“五育并舉”向“五育融通”的體系研究，探討多維育人要素的協同機制與整體效應，回應全面發展導向下學校育人結構重構的理論需求。第五，面向育人體系現代化，拓展評價與治理研究，聚焦育人成效的過程性呈現、質量保障的制度安排，以及數字化與網絡育人背景下的治理倫理與風險邊界。 (六)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學變革研究 當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教育領域，推動教學科研方式、教育管理模式與教育評價形態發生深刻變革，進而塑造教育新范式與新形態，并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注入新的發展動能。面對這一變革，需要教育學者從以下四個維度加強研究。 首先，精準研判人工智能賦能教育的發展態勢。從教育現代化與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高度，闡明人工智能融入教育體系的重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