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財政策略互動與區域協調發展

/教育財政策略互動與區域協調發展——基于空間溢出效應視角【摘要】立足于空間溢出效應視角，本研究對2004-2018年中國194個地級市面板數據展開了空間計量分析，實證檢驗了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策略互動關系的存在性，并考察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內在動機與激勵機制。研究發現，地理鄰近與人口鄰近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之間存在顯著的互補性策略互動關系；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策略不僅受到地方經濟特征與財政特征的顯著影響，還受到制度慣性與官員晉升錦標賽機制的共同激勵；面對中央教育領域的預算調控，東部、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存在異質性反饋機制，其中東部地區對中央政策的反饋更靈敏。因此，中央的教育發展規劃應充分考慮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策略互動行為，以及地方政府對中央計劃反饋機制的異質性，從而均衡區域間教育資源的配置，并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關鍵詞】地方政府；教育財政；策略互動；空間溢出效應 一、引言 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的財政職能由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共同承擔。進入21世紀，中央一般公共預算中教育支出項目占比一直較穩定地維持在5%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預算中的教育支出項目占比卻由15.28%(2004年)增長至18.79%(2012年)后下降到16.17%(2018年)，呈現出較大的波動。地方公共預算結構與中央公共預算結構波動的偏離，既反映了地方的財政預算結構與中央財政目標存在差異的現象(丁維莉、陸銘，2005)，也揭示了地方政府間的策略互動關系影響地方政府財政預算結構的現實(Caseetal.，1993)。有理論文獻指出，公共物品供給的正外部性使轄區內利益外溢，地方政府之間為吸引資本流入展開稅率競爭，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之間存在策略互動關系，即當地政府的財政政策受到其他地方政府(尤其是鄰近地區政府)財政政策的影響(Williams，1966；Dahlby&Wilson，1994；Salmon，1987)。基于中國數據的相關研究已經表明，地方政府在基本建設公共支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高新區建設等財政政策方面均存在策略互動行為(尹恒、徐琰超，2011；張學良，2012；鄧慧慧、趙家羚，2018)。 隨著科教興國與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基于財政政策中優先保障教育經費的基本原則，厘清中國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之間是否存在策略互動關系，是一個具有研究價值的實際問題。這對推動教育財政政策的空間整合、發揮人力資本的集聚效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考慮到“義務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實施，縣級人民政府為主管理的體制”以及教育財政執行權歸于地方政府的現實背景，本研究立足于地方政府層面，從空間溢出的視角檢驗中國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策略互動關系的存在性，系統考察教育投入決策的內在動機與激勵機制，并檢驗東中西部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動行為對中央調控是否存在異質性反饋機制，為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促進教育資源合理布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新思路。 相較于已有文獻，本研究的貢獻在于：一是從教育投入的絕對規模與相對規模兩方面，證明了地方教育財政之間存在策略互動關系，即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政策存在空間溢出效應；二是通過引入地方經濟與財政特征，梳理了政府教育投入決策的內在邏輯；三是首次驗證了地方教育財政的策略互動關系受到標尺競爭機制下的官員晉升動機，以及漸進預算理論下政策慣性的雙重激勵，拓展了現有策略互動激勵機制的研究框架；四是測算了中央調控對地方政府策略互動行為的影響，確定了東部、中西部地區對中央預算調控存在異質性反饋機制，為提高中央政策效率與效果提供了有益參考。 除引言外，本文余下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顧相關文獻，分別從利益外溢理論、稅收競爭理論與標尺競爭理論三方面梳理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政策的激勵機制，并提出研究假設；第三部分對空間計量模型以及空間權重矩陣進行設定；第四部分介紹變量并討論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空間特征；第五部分對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的空間溢出效應進行計量分析；第六部分討論東中西部地方政府對中央教育預算規劃的反饋機制；第七部分梳理研究結論，并提出政策啟示。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政策存在策略互動關系。針對策略互動關系的激勵機制，許多學者在理論文獻中展開充分討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利益外溢理論、稅收競爭理論與標尺競爭理論三種經典理論。最早被提出的是利益外溢理論，這一理論建立在公共物品具有正外部性的假設之上。隨后，稅收競爭理論在利益外溢理論的基礎上引入資本的跨區域流動性，強調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競爭關系。理論發展后期，學者們在稅收競爭理論的背景下融入委托代理理論，將公眾與中央角色納入理論框架，提出了激勵地方政府策略互動行為的標尺競爭理論。 本研究正是立足于上述三種經典理論，驗證在中國環境下，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是否存在策略互動關系，以及受到哪種理論機制的激勵。利益外溢理論強調公共物品供給具有利益外溢效應(正外部性)，能夠同時惠及轄區內居民與轄區外居民。因此，地方政府受到利益外溢效應的影響，會改變其財政政策的偏好(Kim&Wilson，1997)。不過，若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給僅考慮使轄區內居民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持平，忽略了轄區外居民的收益，則會使公共物品供給低于需求水平(Williams，1966)。稅收競爭理論以利益外溢理論為基礎，指出地方政府策略互動行為的發生是由于稅收的跨轄區流動。由于地方政府通過對轄區內資本(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征稅為公共物品供給提供資金，即地方政府依靠財政收入籌集財政支出所需資金，因此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對資本的競爭關系。同時，研究表明中央最優均衡撥款策略與各地稅收增長的邊際社會成本相關(Dahlby&Wilson，1994)。因此，為吸引資本與中央撥款的流入，地方政府傾向于參照其他地方政府進行稅率制定，并實施財政政策，即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競爭使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之間存在空間相關性。標尺競爭理論是從執政官員行為的角度討論地方政府財政策略互動關系的理論假設。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中央、地方政府以及當地居民之間存在委托代理問題，因此公眾與中央往往以鄰近政府為“標尺”，對當地政府行為進行評價(Salmon，1987；Besley&Anne，1995；Reback，2010)。“標尺”評價機制能夠直接影響執政官員的晉升，這導致地方政府實施財政政策時傾向于向鄰近地區“看齊”。特別地，在中國垂直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執政官員的連任與晉升更大程度上受到上級單位對地方經濟增長業績評價的影響(周黎安，2004)。執政官員之間圍繞經濟增速開展的“晉升錦標賽”可能直接導致地方財政偏向生產性投資，忽視福利性投資的后果(傅勇、張晏，2007)。 盡管國外對于地方財政之間策略互動激勵機制的理論分析比較完善，但是實證研究較為有限。Case、Rosen和Hines(1993)構建了州際利益外溢的理論模型，并開創性地引入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對美國州政府財政支出之間的策略互動關系進行實證檢驗。Figlioetal.(1999)、Saavedra(2000)與NakHyeok&Milena(2019)均從公共福利的角度討論了美國各州之間財政策略互動行為的存在性，并證明了州政府之間的競爭關系會導致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下降。不過，Fiva(2006)立足于利益外溢理論，驗證了挪威各地方政府的執政官員(機構)之間存在顯著的策略互動關系，不過他指出財政撥款能夠彌補各地區之間的公共福利供給不足。Calin(2018)提出動態財政競爭理論，驗證了跨境資本流動導致的外部性能夠激勵跨境策略互動行為，進而降低總體的福利供給水平。 國內學者的討論多基于標尺競爭理論與晉升錦標賽理論。通過構建資源外溢與資源流動的理論模型，尹恒和徐琰超(2011)驗證了中國省級政府之間存在標尺競爭機制，省際財政收支均存在相關關系。郭慶旺和賈俊雪(2009)基于財政競爭機制的研究表明，中國省級地方政府的財政總支出、經濟性支出、社會性支出以及維持性支出之間均存在顯著的策略互動行為。鄧慧慧和趙家羚(2018)采用空間計量方法驗證了中國地級市之間在開發區建設的經濟性財政政策方面存在顯著的“同群”效應。 不過，國內外從教育層面展開的財政策略互動研究較少。一方面由于教育投入在短期內并不能帶來經濟收益，因此地方教育經費水平通常較穩定，需要長期大量樣本才能滿足識別與檢驗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的數據需要。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部分對地方政府財政策略互動行為的研究都是基于標尺競爭理論的，較難將教育等公共福利政策作為變量引入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分析框架中。因此，對地方政府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存在性的討論多集中于生產性財政支出。 為彌補現有地方政府之間財政策略互動關系的研究在教育財政領域的缺失，本研究搜集整理跨度為15年的194個地級市的大容量樣本數據，通過空間計量模型檢驗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從教育視角考察了地方政府之間財政策略互動關系的存在性。另外，為了進一步驗證關于財政策略互動行為的三種經典理論在中國經濟政治環境下的適用性，本研究在控制地方經濟與財政特征后，創新性地通過引入人力資本作為利益外溢理論的代理變量、經濟增長作為稅收競爭理論的代理變量、官員晉升作為標尺競爭機制的代理變量，考察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策略互動關系的激勵機制。因此，本研究對于完善中國地方政府之間財政策略互動行為的理論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考慮到地理鄰近地區與經濟鄰近地區之間存在資本流動的便利性、資源結構的相似性與政策效率的可比性，地方政府會參照鄰近地區的教育財政確定本地教育投入水平。因此，本文針對中國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策略互動關系的存在性提出研究假設和：：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與地理鄰近地區之間存在顯著的策略互動關系。：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與經濟鄰近地區之間存在顯著的策略互動關系。 在利益外溢理論、稅收競爭理論以及標尺競爭理論下，地方政府根據鄰近地區的財政政策決定最優教育投入時，可能受到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增長速度與官員晉升與否的激勵。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受到人力資本利益外溢效應的激勵。：地方政府之間的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受到經濟增長稅收競爭機制的激勵。：地方政府之間的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受到官員晉升錦標賽機制的激勵。 另外，漸進預算理論指出，預算的做出是漸進的，而非是全面的，即地方政府的當年預算常基于上年預算，而非重新評估宏觀環境與項目價值。同時研究表明，執政官員特征能夠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宋冉、陳廣漢，2016)。因此除上述三種經典理論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受到政策慣性的激勵。：地方政府之間的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受到執政官員教育水平的激勵。 立足于上述研究假設，本文對2004-2018年間，中國194個地級市政府在教育財政之間的策略互動關系存在性進行檢驗，并對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的內在動機與激勵機制進行系統性分析。 三、空間計量模型設定 (一)空間計量模型 根據前文梳理，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政策存在空間相關性。因此在討論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的策略互動關系時，不能忽略空間地理效應。不過僅依賴面板數據模型，并不能完全刻畫地方政府的內生社會互動行為(Manski，2000)，因此本研究構建基于空間計量經濟理論之上的空間面板模型，對地方政府之間教育財政的策略互動關系進行識別，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為因變量，本研究選取城市i的生均教育投入；為控制地方政府生均教育投入的協變量；W為標準化的空間權重矩陣，矩陣構成元素代表城市i與城市j的空間關系，i，j=1，2，…，N；為空間滯后項，對角元素為0，代表除城市i以外的其他地方政府的生均教育投入水平；為服從獨立同分布的擾動項，；待估參數β測度了地方特征對地方政府教育財政的直接效應；待估參數θ測度了鄰近地區地方特征對地方政府教育財政的空間溢出效應；待估參數δ測度地方政府之間教育財政的策略互動程度，當δ顯著為正時，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存在互補性策略互動行為，當δ顯著為負時，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存在替代性策略互動行為。在模型設定時，為了減少地方特征差異以及宏觀經濟因素可能造成計量結果的偏誤，本研究還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與空間固定效應。 根據Anselin(1980)，極大似然估計方法能夠解決最小二乘估計導致的估計結果有偏及無效問題，因此本研究選用極大似然法估計。另外，考慮到當模型中同時包含空間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時，參數估計結果有偏，參考Lee&Yu(2010)提出的偏誤校正法，對估計參數進行校正，校正程序如下： 其中，K為解釋變量的個數，為對數似然函數的二階偏導數乘以-1/(NT)的期望值；°為Hadamard乘積符號。上述偏誤校正程序的優點在于：模型參數的漸進方差矩陣不會隨偏誤校正的結果而改變，不過參數估計的標準誤與t值會發生變化。 鑒于空間回歸模型的點估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偏微分能更有效地解釋隨機沖擊對變量的影響、檢驗空間溢出效應假設(LeSage&Pace，2009)，因此本研究通過偏微分測度自變量對因變量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以及總效應。首先，一般的空間杜賓模型可改寫為： 對于第k個自變量，其對應的Y的期望值的偏微分矩陣如下： 上述矩陣中對角線元素反映了第k個自變量變動對因變量的平均影響，即為直接效應；非對角線元素反映了其他自變量變動對因變量的平均影響，即為空間溢出效應；直接效應與空間溢出效應的加總即為總效應。 (二)空間權重矩陣 空間計量模型有效估計的前提是構造能夠準確反映空間特征的空間權重矩陣，這不僅有助于引入空間外部性，也有助于識別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政策的內在動機與激勵機制。在本研究中的經濟含義可以定義為能夠對當地政府教育投入產生影響的其他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加權平均，其系數δ可以衡量單個政府行為與權重設定下的“相鄰”地方政府在教育財政方面進行策略互動的程度。 傳統空間權重矩陣多采用鄰接矩陣，不過這種二進制0-1空間權重矩陣以不相鄰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政策不具有相關性為前提假設，并不符合客觀事實。根據地理學第一定律，事物間關聯關系與地理距離相關(Tobler，1970)。地理距離愈近，城市間的市場互動愈頻繁，政策傾向性愈相近。不過，鄰接矩陣并不能很好地刻畫這種隨距離變動的政策相關性。因此，本研究構造反映地理特征的反距離空間權重矩陣，對中國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之間策略互動行為進行分析。反距離空間權重矩陣中的元素選取城市i與城市j直線距離的倒數，即。 另一方面，中國地方政府教育預算的核定是以生均財政撥款作為基本標準、以轄區內人口作為受益范圍的①，因此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投入總額與地方的人口密度直接相關。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也表明，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政策受到地區人口密度的影響(Geys，2006；Verbina&Chowdhury，2004)。因此在教育領域，人口密度相近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財政策略互動關系。參照張學良(2012)與Wang&Tao(2019)，本研究構建了反映人口密度的人口空間權重矩陣，其中權重矩陣元素設定為城市i與城市j人口密度絕對值的倒數，即。 四、變量及其空間特征 (一)樣本與變量界定 本文選用中國地級市(直轄市除外)的教育財政政策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受限于數據的可得性②，總樣本包括26個省(自治區)內的194個地級市平衡面板數據，樣本區間為2004-2018年，樣本總數合計2910個。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明確了義務教育的管理體制為“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縣級人民政府是實施基礎教育財政政策的行為主體，因此無論是考慮到地方財政的職能范圍，還是樣本量與數據的可得性，地級市樣本數據均是最優選擇。 鑒于高等教育一般由中央或省級政府承擔，地級市政府教育財政投入(包括教育事業費以及基礎教育建設支出)將主要滿足義務教育需求，因此本文以中小學生均教育財政投入為被解釋變量，考察地方政府教育財政策略互動行為，衡量地級市政府教育財政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 本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下述地級市的一般特征變量：第一，產業結構。地方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質量息息相關，產業聚集也會通過共享、匹配與學習的方式形成地方化經濟(張學良，2012)，進而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本研究采用地級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代表地方產業結構。第二，經濟基礎。經濟基礎較優越地區的財政收入更多(蹤家峰等，2009)，因此能夠滿足更高的財政支出需求，正向推動地方教育發展。本研究引入經過GDP平減指數調整的地級市實際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控制經濟基礎。第三，人口密度。已有研究表明人口愈密集的地區，地方政府財政策略愈傾向確保地方教育發展的數量與質量(周亞虹等，2013)。本研究通過引入地級市戶籍人口與土地面積比值控制地區人口密度水平。第四，財政預算。在“以收定支”的財政思路下，財政支出的多寡往往由財政收入水平確定(姚繼軍、張新平，2014)。愈寬松的財政預算，愈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在包括教育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意愿。鑒于此，本研究計算地級市人均財政預算收入，以控制地方政府財政預算。第五，基礎設施。地方政府傾向于將增量資源投資于基本建設方面(傅勇、張晏，2007)，因此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擠占教育發展的財政資源，本研究引入地級市人均道路面積控制地方基礎設施變量。第六，分權程度。財政分權提高了地方財政的自由度與靈活度，卻增加了財政支出結構扭曲的風險，因為地方政府傾向于優先發展地方基本建設，而非公共服務(傅勇、張晏，2007)。本研究引入地級市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中央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控制地方分權程度。 此外，本研究還引入一組特殊的解釋變量判別地方政府教育政策之間策略互動關系的激勵機制。第一，人力資本。由于人力資本的集聚可以提高地區知識的溢出效應，不僅促進經濟繁榮，還能提高地區發展質量(彭偉斌、曹穩鍵，2020)，因此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激烈的人力資本競爭關系。考慮到教育等公共服務發展是吸引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之一(謝童偉、吳燕，2012)，當地政府往往基于其他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確定當地最優的教育財政政策，以吸引人力資本的跨轄區流動。參考鄧慧慧和趙家羚(2018)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地級市高等教育在校生數占戶籍人口比例代表地方高等人才集聚水平，即人力資本水平，并將人力資本作為代理變量，以檢驗利益外溢的影響。第二，官員晉升。根據標尺競爭理論，受到公眾與中央以鄰近地區財政政策作為“標尺”評價當地財政政策的行為激勵，地方政府在進行財政規劃時會將鄰近地方政府行為納入考量。尤其在中國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下(周黎安，2004)，不僅本地官員晉升情況會對當地包括教育在內的財政政策產生影響，鄰近地區官員晉升情況也會對當地財政政策產生影響。鑒于此，本研究將地方政府市委書記的職位變動情況設為虛擬變量，若無變動或降級記為0，若晉升記為1，以考察標尺競爭機制的影響。第三，經濟增長。基于稅收競爭理論，地方經濟增長能夠提高稅基，從而影響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政策。并且長期來看，地方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存在協整關系(王小平，2014)，能夠正向促進地方財政支出。因此本研究引入地級市實際生產總值增速測算地方經濟增長，并以其作為稅收競爭理論的代理變量，檢驗稅收競爭理論的激勵機制。第四，政策慣性。根據漸進預算理論(Wildavsky，1964)，支出機構預算的做出是在上一年預算的基礎上增加“邊際遞增”或“邊際遞減”的特點，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具有慣性。為了考察政策慣性如何影響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的策略互動關系，本研究引入上期教育投入代表政策慣性變量進行考察。第五，官員教育。關于地方財政政策影響因素的研究發現，當地政府的財政政策與當地執政官員特征有關(宋冉、陳廣漢，2016)。擁有不同教育背景的執政官員往往具有教育支出偏好異質性，這種偏好異質性可能會彌補標尺競爭機制下的財政支出結構扭曲。因此，為了檢驗官員教育水平是否對地方政府間教育財政的策略互動行為具有激勵作用，我們引入地方政府市委書記的教育水平并設定虛擬變量，將本科及以上學歷，記為1，將本科以下學歷記為0。 考慮到估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問題，本研究對主要變量進行取對數的處理。表1報告了處理后的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生均教育投入的平均值為-1.711，樣本城市的生均教育投入平均值約為0.181萬元/人；標準差為1.254，樣本城市之間教育財政政策的差異較大；峰度為0.031，偏度為-0.326，生均教育投入的分布是尖峰左偏分布，這意味著樣本城市中存在較低的生均教育投入極端值，且位于均值左側的生均教育投入的離散程度較高。上述分布特征表明中國地方政府的教育財政政策具有異質性，且區域間教育經費配置不均衡。類似的，產業結構、人口密度與經濟增長分布也具有尖峰左偏的特征，因此中國城市在產業結構、人口密度與經濟增長方面的均衡發展問題也值得關注。 (二)地方教育投入的空間特征 Moran'sI能夠有效檢驗全域空間自相關，識別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存在空間依賴性的特征。Moran'sI統計量的定義如下： 其中，。檢驗結果表明，2004-2018年中國地級市生均教育投入的全域Moran'sI值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 為更直觀地體現地方教育投入的空間相關關系，圖1繪制了Moran'sI值折線圖。從時間維度看，樣本期間中國地級市政府的教育投入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現象，且Moran'sI值的波動逐漸頻繁，方差逐漸擴大。從空間維度看，不同帶寬設定下的空間相關關系呈現相同的特征與趨勢，且帶寬愈小，Moran'sI值愈高，這表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相關性隨地理距離的增加而減弱。 圖1空間相關性識別結果 五、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基于空間溢出效應，本研究采用空間杜賓模型(SDM)考察地方政府之間教育財政的策略互動關系的存在性以及激勵機制。全樣本的估計結果見表2。模型(1)是傳統面板數據模型的最小二乘回歸估計結果，刻畫了忽略教育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時，地方特征變量對當地教育投入的作用機制。從實證結果來看，經濟基礎、人口密度與分權程度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愈發達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愈密集的地方人口與愈自主的地方財政決策權，愈能夠促進當地教育財政政策的積極性，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水平。其次，產業結構、財政預算與基礎設施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一現象與經濟發展過程及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扭曲不無關聯(傅勇、張晏，2007；West&Wong，1995)。一方面，科教文衛投資的短期收益并不明顯，而基本建設投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提升地方GDP水平(張學良，2012)；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服務化趨勢(何維達等，2020)，因此為了在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吸引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要素)向地方流入，地方政府往往會優先將財政收入投入到基本建設領域，而非教育層面。第三產業愈發達、財政收入水平愈高、基礎設施水平愈好，地方教育財政投入水平愈低。 考察地方政府之間教育財政策略互動關系的存在性，即教育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是本文的重點。表2中的模型(2)與模型(3)分別列出了地理空間權重矩陣與人口空間權重矩陣兩類模型的估計系數。若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則表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之間存在互補性策略互動關系，即鄰近地區的教育政策能夠正向激勵當地教育財政政策；若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則說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間存在替代性策略互動關系。在地理與人口空間權重矩陣設定下，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分別為0.480與0.076，因此無論地理還是人口鄰近地區的教育財政投入之間均存在互相激勵的互補性策略互動關系，即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地理鄰近(人口鄰近)地區教育投入增加能夠帶動當地教育投入水平的增加，與得到驗證。 區別于普通面板回歸模型，空間回歸模型的點估計并不能準確區別解釋變量影響被解釋變量的直接效應與反饋效應，因此，本研究基于偏微分測算了各經濟特征變量對財政教育投入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與總效應(表3)。 與普通面板模型結果一致，本文選取的經濟特征變量均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應，且經濟基礎、人口密度與分權程度的直接效應均顯著為正，產業結構、財政預算與基礎設施的直接效應均顯著為負。不過地理空間權重矩陣下，人口密度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正，但是在人口權重矩陣下，人口密度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國的行政區域劃分下，地理鄰近地區財政政策多受同一省級政府的統籌規劃，人口密度增加有助于激勵省內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互補性策略互動；人口相鄰地方財政不受同一省級政府統籌規劃，且競爭相對更加激烈，因此鄰近地區人口密度的增長會使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流入擴張其他財政支出，縮減教育投入水平。 根據前文梳理，地方政府擴張教育投入的決定可能受到利益外溢、稅收競爭機制、標尺競爭機制、漸進預算理論與執政官員特征這五個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通過引入人力資本、經濟增速、官員晉升、制度慣性以及官員教育作為代理變量，考察上述因素在地方政府之間教育財政的策略互動關系中的作用機制。模型(4)與模型(5)分別為基于地理與人口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 通過觀察模型(4)與模型(5)的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值與顯著性水平，我們發現無論在地理還是人口空間權重矩陣的設定下，δ均顯著為正，進一步驗證了前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互補性教育財政策略互動行為的結論。 另外，我們關注這五個特殊解釋變量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與總效應的顯著性水平，尤其是代理利益外溢效應的人力資本變量、代理稅收競爭機制的經濟增長變量，以及代理標尺競爭機制的官員晉升變量。在直接效應結果中，政策慣性對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驗證了漸進預算理論，說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以上期教育投入為基數的，得到驗證。雖然在直接效應中，模型(4)的經濟增長變量與模型(5)的官員教育變量顯著，但是在總效應中并不顯著，因此經濟增長動力與官員教育水平并非地方教育投入策略互動的主要激勵因素，與被拒絕。在空間溢出效應結果中，我們發現官員晉升的空間溢出效應在地理空間權重矩陣設定下顯著，而在人口空間權重設定下不顯著，這表明地方政府教育財政之間的策略互動關系對于地理鄰近地區官員晉升反應靈敏，而對人口鄰近地理不鄰近的官員晉升反應不靈敏，得到驗證。在地理空間權重矩陣下，官員晉升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在樣本期內各地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穩定的前提下，上述結果既表明地理鄰近地區官員的晉升會促使當地政府縮減教育投入，也表明地理鄰近地區官員的晉升會激勵當地政府擴張教育以外的財政投入，如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建設財政投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國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下(周黎安，2004)，地方官員受制于政績與居民評價的壓力，重經濟建設投入，輕教育等公共服務投入，因此各省市的財政支出結構扭曲(Yeetal.，2005；姚東旻等，2020)。人力資本變量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與總效應均不顯著，因此被拒絕。 為驗證基準回歸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進一步以教育財政投入占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比例為被解釋變量，代表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投入的相對規模，進行回歸估計。結果顯示，無論是從教育財政投入的絕對規模角度測度，還是從相對規模角度測度，教育投入空間溢出項δ均顯著為正，即地理鄰近與人口鄰近地區的地方教育財政之間存在互補性策略互動關系。 六、進一步分析 盡管教育財政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實施，但在中國的垂直財政管理體制下，地方教育財政政策受到中央及上級政府的監管與調控。2010年國務院審議并通過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簡稱《綱要》)中指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2012年達到4%”的目標。為檢驗這一中央教育經費規劃是否顯著影響中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間的策略互動行為，本研究從時間上將樣本劃分為2004-2010年與2011-2018年兩個子樣本，通過對比空間滯后項估計系數的顯著性變化，考察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策略互動關系是否發生變動。同時，考慮到中國的區域發展存在差異，東部與中西部存在明顯的經濟分界線(劉夏明等，2004)。并且已有研究表明，相較于經濟發達地區(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落后的地區(中西部地區)為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會縮減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喬寶云等，2005)。我們從地理上將樣本分為東部與中西部④兩個子樣本，考察不同地區對中央調控可能出現異質性的反饋機制。 模型(6)-模型(11)分別估計了地理權重矩陣下，全域、東部、中西部在2010年前后地方政府之間教育財政的空間溢出效應⑤，為方便對比分析，本節僅選用地理空間權重矩陣下的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列示在表4。首先，從估計系數的正負來看，全樣本、東部子樣本與中西部子樣本的估計系數全部為正，驗證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間存在互補性策略互動關系。其次，從全樣本估計結果的顯著性來看，政策前后空間滯后項估計系數由不顯著變為顯著，說明從全國范圍內來看，中央關于教育投入目標的制定強化了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互補性策略互動關系，加強了各地政府在教育財政的橫向關聯。從東部子樣本估計結果來看，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由顯著變為不顯著，說明中央政策弱化了東部地區的教育投入策略互動關系，中央關于教育投入目標的制定使東部地區教育財政獨立性顯著提高。從中西部子樣本估計結果的顯著性來看，政策前后空間滯后項估計系數顯著性沒有發生改變，說明中央教育預算調控并未對中西部地區政府間的策略互動關系帶來顯著影響。 中國東、中西部區域對中央政策的異質性反饋機制，反映了東、中西部在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方面的集聚能力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有更為優質的經濟發展環境，能提供更高的勞動力溢價以吸引勞動力自主“東遷”(楊振宇、張程，2017)。因此，當中央規范教育經費目標后，東部地區地方政府之間通過教育財政政策競爭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動機被削弱。相對地，中西部地區缺乏勞動力溢價與經濟環境的優勢，需要依靠優越的地方教育公共服務質量強化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流入意愿(王朋崗、王力，2020)，因此中西部地區之間教育投入的策略互動關系在中央政策前后均顯著。 本節檢驗了東部、中西部地區對中央教育財政政策反饋機制的固有差異，中央應當在對中國教育發展進行統籌規劃時，考慮政策反饋機制的區域差異，明確政策指向性并提高調控的效率與效果。另外，考慮到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生產要素吸引力差距的客觀存在，中西部地區應當發揮地域內的比較優勢，加強地方政府經濟發展中的協同合作與關聯機制，并通過培養勞動力的地域黏性，減緩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出，使區域內各地政府財政空間溢出正效應發揮積極作用。 七、結論與政策啟示 立足于空間溢出效應，本文構建基于地理與人口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杜賓模型，對地方政府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