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子弟何以考取科舉功名-基于清代浙江科舉人物朱卷履歷的定量分析

/寒門子弟何以考取科舉功名——基于清代浙江科舉人物朱卷履歷的定量分析【摘要】科舉制為傳統社會寒門子弟提供上升流動機會，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文章通過考察《清代朱卷集成》和《未刊清代朱卷集成》中浙江籍舉人、進士朱卷履歷，定量分析其中的受業師、家庭成員和家族成員信息，探析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考取科舉功名的寒門子弟在教育條件上與生監家庭子弟沒有顯著差異，受業師是舉人考取進士的重要影響因素，教育機會獲得是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根本原因；家庭文化資本是教育條件的重要影響因素，而家族文化資本保障了天資聰穎寒門子弟的教育機會。【關鍵詞】科舉考試；寒門子弟；社會流動；家族文化資本 一、問題的提出 古往今來，“寒門出貴子”是被人們美譽的佳話。“寒門”是相對世族、“朱門”權貴階層而言的平民階層。在明清科舉社會，平民階層是指沒有科舉功名身份的社會階層，平民子弟即寬泛意義上的寒門子弟，而其中家庭經濟貧困、父祖地位低下的底層平民子弟則是嚴格意義上的寒門子弟。作為中國傳統社會選拔治國人才和維系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科舉制度“懷牒自進”的開放性、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機制，給傳統社會寒門子弟帶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上升流動機會，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但科舉制的社會流動功能究竟有多大，獲得科舉功名身份的舉子有多少比例來自底層寒門家庭，在史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界都是頗受關注并存在爭論的問題。 盡管存在諸多對科舉流動功能的質疑，有一定數量的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實現了向上流動，卻是不爭的歷史事實。科舉制度下選士的標準不是品行表現，也不是門閥族望，而是藉由既開放又公平的考試，通過才學水平的競爭而獲得的成績。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趨向規范化、嚴密化和復雜化，貢院入闈規制、命題評卷程序和作弊懲處措施較為完善，科舉考試成績能比較確切地反映應試者的真實水平。科舉考試能促進社會流動，而教育是考試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教育本身也成為社會流動的必要條件”[1]。家世出身、家族聲望和財富積累固然重要，但都不是獲取科舉功名的直接條件，唯有通過教育掌握了應對科舉考試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才可能考取科舉功名，而師資是教育機會獲得的根本條件。 以往研究者較多關注寒門子弟的上升流動比例，較少探析他們能夠考取科舉功名的原因。與父祖有功名身份的科舉人物相比，寒門子弟在家庭文化資本方面天然處于劣勢，他們憑什么能夠通過科舉考試獲得科舉功名而實現向上流動？本文意在探析相關的幾個問題：第一，寒門出身與非寒門出身的科舉人物表現在教育條件方面的教育機會有無差異；第二，科舉人物的教育條件對他們考取科舉功名有多大影響；第三，家庭文化資本和家族文化資本對科舉人物的教育條件有無影響；第四，家族文化資本是否為寒門出身科舉人物提供了以師資為條件的教育機會。 二、相關研究概述 寒門子弟能否考取科舉功名，有多少寒門子弟能夠考取科舉功名，是評估科舉流動功能的關鍵指標。科舉帶來較大的社會流動，究竟是事實還是錯誤印象，對此歷來存在不同看法，中外學術界曾作過大量的研究，形成“科舉學”中的一大熱點與公案[2]。對于科舉制度是否有流動功能，學界存在從“家庭”抑或“家族”的范圍來界定流動標準的爭議，這種爭議讓研究者思考“寒門家庭”的界定標準，也引發研究者從“家族”方面探析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進而實現上升流動的原因。 (一)流動功能爭議及其引發原因 關于科舉的社會流動功能，學界有“流動派”和“非流動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3]。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狀況，在柯睿格(E.A.Kracke)、費孝通、潘光旦、何炳棣(Ping-TiHo)、鄭若玲等人的研究中都有統計結果。1947年，美國學者柯睿格統計南宋寶祐四年(1256)《登科錄》，得出平民家庭出身的進士占比57.9％的結論[4]。潘光旦與費孝通對清代915份各類科舉人物朱卷履歷信息進行統計，得出五代以內為平民家世背景的科舉人物占比13.33％的結論[5]。1967年，何炳棣依據《進士登科錄》等名冊史料統計了明清12226名進士和23480名舉人及貢生的家世資料，得出祖宗三代無初階功名者占比31.1％、生員家世出身者占比11.6％、二者合并占比42.7％的結果[6]，他認為“明清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是在相當程度之內以科舉考試為主要渠道”[7]。2007年，鄭若玲據《清代朱卷集成》統計了1568份會試卷、4869份鄉試卷和1354份貢生卷的履歷資料，得出上五代無功名者平均占比10.09％、上三代無功名者平均占比12.69％、上兩代無功名者平均占比16.78％的結果，認為這是“清代科舉開放給平民上升的道路寬度”[8]。 鄭若玲得到的上三代無功名者比例與何炳棣的統計數據有較大差異，這是因為其依據的《清代朱卷集成》所收存的多數是清代末期的朱卷，而何炳棣依據的《進士登科錄》等名冊資料分布于明清兩代的各個時期。何炳棣的研究發現，平民上升流動的比例在明初最高，明朝中期逐漸穩定并維持，明末急速下跌；清代平民上升流動的比例總體低于明朝，且同樣呈現出平民的“社會成功機率”持續下跌的趨勢。他進而認為，平民上升流動的比例“持續下跌的趨勢反映出來的事實和原因，肯定會產生普遍的社會挫折感”，并推論19世紀與20世紀中國的社會不安與革命特征與平民普遍挫折感相關[9]。半個世紀之后，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譯注者徐泓按相同分類標準，重新估算明代社會的向上流動率，用57科15528件樣本的進士登科資料做統計分析，修正了何炳棣利用22科6332件樣本所統計出的結果。何炳棣的結論是，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的進士約占總數50％；而徐泓的結論是，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的進士約占總數56％，更加確認何炳棣“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占了整體官員的一半以上”的論點。[10] 早期“流動派”以平民出身科舉功名獲取者的比例數據來說明科舉流動功能的觀點，受到海姆斯(RobertP.Hymes)、哈韋爾(RobertA.Hartwell)和艾爾曼(BenjaminA.Elman)等人的質疑，他們認為科舉并未造成多大的社會流動[11]。海姆斯認為，考察科舉流動不能僅以直系的父祖家世為依據，而應將母系、旁系乃至五服以外的親屬家世等因素都考慮進去。他考察宋代江西撫州進士的家族背景，得出了出身名門望族是應舉及第條件的結論，認為兩宋科舉制度下社會階層流動率基本上等于零[12]。顯然，海姆斯忽視了兩宋和明清時期科舉制度完備狀況的不同，也混淆了流動標準和流動條件的差異。“非流動派”的觀點使后續研究者更加關注傳統社會家庭與家族的關系，并以此探析寒門子弟上升流動的原因。 (二)如何界定“寒門家庭” 海姆斯以家族替代家庭來考察科舉的社會流動功能，沒有考慮到科舉時代同一家族內部貧富差距和等級分層的現實。事實上，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家庭本位社會結構中，小家庭、大家庭和家族呈現血緣關系親疏的動態相對性，直系祖輩去世往往伴隨著以經濟再分配為特征的共同生活單位分解，由此產生法律認可的新家庭，子、父、祖三代組成的家庭始終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以父祖的科舉功名出身作為判斷標準，就像現代美國高校以父母是否受過大學教育來判斷“第一代大學生”身份一樣，可以大致評估家庭出身狀況。鑒于文獻資料所承載信息的限制，既往研究者一般也用直系上代的科舉功名身份來定義科舉人物的平民家庭或寒門家庭出身，區別在于研究者用多少代直系祖宗來界定家庭出身。前述潘光旦和費孝通考察了舉子的上五代祖宗功名身份，而何炳棣根據上三代祖宗的功名身份把舉子的家庭出身分為A、B、C、D四類。何炳棣所界定的A類舉子，其祖宗三代沒有一人得過初階科舉功名。他認為：“如果一個家庭三代都未曾考得或捐得一個初階科名，可以合理地認定是家境寒微的。”[13] 應當注意的是，科舉人物的父親和祖父沒有科舉功名并不意味著家庭完全沒有教育資源。按功名身份定義的寒門家庭，并不一定意味著家庭經濟貧困，其中不乏具有一定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的富民，他們通過延聘教師進行文化資本轉換，獲得教育資源，成為科舉社會代際接力實現漸進流動的主力軍。此外，父祖兩代人擁有的非科舉功名的社會身份，如無品級官職的“候選”、鄉民選舉的“賓介”、以科舉為志業的“業儒”，也是衡量家庭文化資本的參考尺度。這些非功名身份中，以科舉社會存在的大量屢試屢敗的“童生”最為典型，其中不乏如《儒林外史》所描述的周進、范進之類的勤勉讀書人。童生不屬于廣義科舉功名的層級之列，卻是科舉功名金字塔的底托，他們大部分以儒為業，或半耕半讀，或擔任塾師謀生，延續寒門子弟孜孜不倦博取功名的希望。因此，研究者在界定“寒門家庭”時，有必要依據科舉功名之外的身份描述對科舉人物家庭出身做更為細致的分類。 (三)寒門子弟上升流動的家族因素 研究者在分析科舉社會代際流動影響因素的時候，都肯定科舉制度提供的公平競爭機會的重要作用，但較少深入探析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實現上升流動的非制度化因素，何炳棣是系統分析這些影響因素為數不多的學者。何炳棣列舉的因素有科舉與官學、社學與私立書院、幫助舉子應試的社區援助機制、宗族制度、出版印刷、戰爭與社會動亂、人口與經濟因素[14]，這七項因素中，社學、社區援助機制、宗族制度三項與家族密切相關。 家族之所以重要，是由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下國家政治、儒家禮儀、社會結構和教育制度等因素決定的。在明清社會，家族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層組織，聚族而居是家族的結構特性，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子孫在同一地域按照特定風俗習慣，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聚居在一個村落，或者分散居于鄰近的幾個村落。從這個意義上說，寒門子弟是一個家庭的子弟，也是一個家族的子弟，對他們成長產生影響者除了家庭成員，更多的是家族中的人物，其間既有地緣關系，同時也有血緣關系[15]。 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必須具備應對科舉考試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條件，排除先天稟賦因素，科舉流動條件的核心要素是教育。科舉應試者的教育條件影響因素很多，包括父輩乃至祖輩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等，這些資源可以直接或間接轉化為教育條件。對于家庭文化資本近乎為零的寒門科舉人物，他們獲取教育資源的機會只能來自家庭外部，其中家族文化資本可能是他們獲得教育機會的關鍵影響因素。 既往研究者利用科舉文獻，統計分析了科舉社會寒門子弟上升比例，卻較少關注科舉人物的教育條件和重要家族人員的功名身份信息。何炳棣等學者利用少數抽樣性質的族譜資料和典型案例，分析寒門子弟上升流動原因，但缺少較大樣本的數據支撐和統計分析。本文嘗試以《清代朱卷集成》和《未刊清代朱卷集成》中浙江籍進士、舉人的朱卷為研究對象，利用朱卷履歷中記錄最詳細的科舉功名身份信息，分析以受業師為表征的教育條件和有功名身份族親人數為表征的家族文化資本，進而探析寒門子弟考取功名的影響因素。 三、資料來源、概念解釋和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文數據資料來自顧廷龍主編的《清代朱卷集成》和李德龍、董玥主編的《未刊清代朱卷集成》這兩套科舉文獻。《清代朱卷集成》由上海圖書館館藏的朱卷匯集影印而成，1992年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共有420冊，所收朱卷按會試卷、鄉試卷、貢卷三部分編次，合計8000余份。《未刊清代朱卷集成》由學苑出版社2019年出版，共有90冊，收錄《清代朱卷集成》之外散藏各處的會試卷、鄉試卷和貢生卷合計1984份。現代研究者較早發現和利用朱卷價值的是潘光旦和費孝通，潘光旦在其著作《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以及與費孝通合作發表的《科舉與社會流動》論文中，肯定了朱卷價值并加以利用。 朱卷，本指科舉考試中將試卷彌封后由謄錄生用紅筆重新謄寫的卷子，考生用黑筆作答的原卷則稱為“墨卷”，謄錄朱卷可使考官無法識別考生字跡，以防止作弊。明清時期，考取科舉功名者將自己的試卷按照規定版式刻印成冊，分送給師長親友，人們習慣上把這種傳世留存的刊刻卷也稱為朱卷。 本文的分析對象為會試朱卷和鄉試朱卷中的履歷。會試朱卷和鄉試朱卷的主人分別是進士和舉人，他們都是有做官資格的科舉成功者。朱卷包含科舉人物履歷和科場文章兩部分，履歷部分一般分為上下兩欄，上欄首先記錄本支上行嫡系親屬及配偶，緊接其后記錄師承人物，下欄記錄旁支上下行同族親屬和本支下行親屬。朱卷履歷詳細記錄了家庭成員、族親成員和師承人員的功名身份或社會地位，還有歷次科舉考試成績。朱卷履歷等于一本簡略的家譜[16]，同時也是一份科舉人物學習成長的簡歷。作為中舉或登科后刊刻贈送師友親朋的文獻，類似于舉人和進士公開的家族檔案，往往比家譜更為真實和準確。科舉文獻中的朱卷數量很大，而且由于其特殊性和可靠性，“使之成為人文教育領域中最有量化條件”[17]的研究素材之一。清代浙江文風鼎盛，科舉人物眾多，在《清代朱卷集成》中，會試卷浙江一省即占比21.24％、鄉試卷浙江占比28.87％。浙江朱卷留存數量相對其他省份最多、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選取浙江朱卷作為研究文獻來源。 《清代朱卷集成》中收錄浙江科舉人物會試卷347份，收錄浙江鄉試卷1497份，剔除其中部分缺失履歷的朱卷，有可用履歷資料的會試卷250份、鄉試卷940份，其中93份鄉試卷與93份會試卷的主人是同一科舉人物，所以實際納入研究范圍的朱卷樣本為1097份，其中會試卷250份、鄉試卷847份。比照《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847份鄉試卷的主人中有68人后來考上進士，所以在1097名科舉人物中，實際上有進士功名者318人，有舉人功名者779人。 《未刊清代朱卷集成》中收錄有可用履歷資料的浙江科舉人物會試卷23份、鄉試卷82份，其中4份會試卷和1份鄉試卷與《清代朱卷集成》中的朱卷相同，另有1份會試卷和2份鄉試卷與《清代朱卷集成》中相應會試卷和鄉試卷的卷主相同，實際納入研究范圍的朱卷樣本為97份，其中會試卷18份、鄉試卷79份。比照《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79份鄉試卷的主人中有6人后來考上進士，所以在97名科舉人物中，有進士功名者24人，有舉人功名者73人。 從以上兩套書籍中合計獲得浙江科舉人物有效朱卷研究樣本1194個，其中卷主為進士功名者342人，卷主為舉人功名者852人。進士科舉人物的會試時間在1821年之前的有5人，占比1.5％；會試時間1821-1850年(道光朝)的有41人，占比12.0％；會試時間在1851-1874年(咸豐至同治朝)的有101人，占比29.5％；會試時間在1875年之后(光緒朝)的有195人，占比57.0％。舉人科舉人物的鄉試時間在1821年之前的有3人，占比0.4％；鄉試時間在1821-1850年的有144人，占比16.9％；鄉試時間在1851-1874年的有343人，占比40.3％；鄉試時間在1875年之后的有362人，占比42.5％。從時間上看，本文所涉及的科舉人物中式時間絕大部分在晚清，尤其以光緒朝為多。 (二)概念解釋 1.科舉功名 科舉功名是指經由科舉考試獲得的有做官資格的科名身份。本文涉及的科舉功名有兩類，一類是經由鄉試獲得的舉人，一類是經由會試獲得的進士。科舉時代稱科第為功名，是因為科舉制度以考試選拔人才來充實官僚隊伍，給普通平民提供了上升流動的機會，科舉成功意味著可以做官。廣義的科舉功名主要有生員、貢生、舉人、進士，還有捐納的監生和恩賜的舉人進士，生員是初階科舉功名。但如果以做官資格作為衡量標準，府縣學的生員無做官資格，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舉功名，有做官資格的貢生、舉人和進士才是真正的科舉功名，其中尤以鄉試中式和會試中式為科舉功名正途。 參加鄉試須有生員或貢生、監生身份，中式獲得“舉人”頭銜；參加會試須有舉人身份，中式者獲得“貢士”頭銜；貢士參加殿試之后，即獲得“進士”頭銜；進士參加朝考，獲得官職確定仕途去向。雖然會試中式者名義上稱為貢士，但因為殿試沒有黜落，會試中式即意味著獲得了“進士”科舉功名，所以習慣上也把會試中式者稱為進士。 2.受業師 受業師是科舉人物獲得科舉功名之前傳授其知識和技能的教師，是科舉人物能否獲得教育機會的根本條件和主要表征。師承記錄是朱卷履歷的重要組成部分，常見有庭訓、蒙師、受業師、肄業師、問業師、受知師等項目。受業師是朱卷履歷最重要的師承項目。肄業師一般是科舉人物具備獨立學習能力之后的輔導教師，朱卷履歷中記錄的肄業師主要是官學教師和書院教師，以書院教師為多。受知師是指各類考試中賞識應試者的考官，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等各級科舉考試中的考官是受知師的主體。 朱卷履歷中的受業師記錄沒有定式，有的履歷師承項目分類清晰，更多的存在受業師與肄業師、受業師與受知師等混合編排的情況。根據朱卷履歷記錄進行歸納，按科舉人物學業發展階段區別，受業師可劃分為庭訓、蒙師、舉業師三種類型。庭訓，即家庭教育，大多單列，也有歸屬受業師記錄；蒙師是家庭成員之外承擔早期教育的專職教師，少數單列記錄，大多作為受業師記錄；舉業師，是科舉人物習舉業階段的教師。本文以科舉人物通過童生試而獲得“生員”身份作為區別受業師與肄業師、受業師與受知師的時間分界。 朱卷刊刻于科舉人物考取科舉功名之后，理論上履歷中記錄的受業師功名身份可能與他們擔任教師時的身份存在差異，但是比較93名科舉人物刊刻于不同時期的鄉試朱卷和會試朱卷發現，所記錄的受業師信息大都沒有變化，也許有科舉時代通訊極不方便的原因，僅少數受業師身份描述出現不同。因此，本文把朱卷履歷記錄的受業師身份作為其擔任教師時的身份，即便實際存在功名身份是擔任教師之后獲得的情況，那也是教師素質的佐證。 3.家庭文化資本與家族文化資本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是一種具體化的累積文化資源，泛指任何與文化及文化活動相關的有形或無形資產，可分為具身形態、客觀形態和制度形態的文化資本。家庭文化資本中的具身形態文化資本以父母知識、技能、教養等為表征；客觀形態文化資本以書籍、繪畫、器具等為表征；制度形態文化資本以學歷文憑、資格證書等為表征。[18]在科舉社會，科舉功名是制度形態文化資本的典型，本質上是具身形態文化資本的表現形式和權威證明。對于清代科舉人物，研究者很難獲知關于其家庭在物理空間意義上的文化資本信息，因此本文中的文化資本主要指科舉史料文獻中記錄的以科舉功名身份為表征的制度形態文化資本。 本文所界定的家族是區別于宗族的一個概念。宗族強調直系的血緣關系，更具縱向深度，包括由家庭延展的父系同姓親屬；家族強調網狀的親屬關系，更具橫向寬度，除了父族同姓親屬，還包括母族、妻族等異姓親屬。根據朱卷履歷記錄實際情況，本文中的家庭文化資本是以父、祖功名身份為表征的家庭成員文化資本總和；家族文化資本是在父親、母親、祖父和祖母之外，同一時代包含異姓親族的家族成員文化資本總和。 (三)計量模型及變量描述 1.計量模型 本文以科舉人物的功名類型和家庭出身為分類變量，以教育條件、家庭文化資本和家族文化資本為檢驗變量，分析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影響因素。研究中使用SPSS22.0和Excel2016進行數據處理、統計分析和圖表繪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過受業師數量和受業師功名身份，描述和檢驗反映在科舉人物師承關系方面教育條件的差異。寒門子弟在家庭文化資本方面毫無優勢，他們能夠通過科舉考試獲取舉人或進士功名，理論上應當有質量不差的教育條件。其次，以受業師、家庭文化資本、家族文化資本作為自變量，以舉人是否考取進士作為因變量進行邏輯斯特回歸分析，驗證受業師為表征的教育條件對科舉人物考取高級科舉功名的影響。再次，以家庭文化資本、家族文化資本作為自變量，以受業師為結果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檢驗文化資本對教育條件的影響。現代研究表明，“文化資本對教育獲得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應”[19]。在理論上，文化資本越豐富，教育條件越好，教育機會越多；反之，文化資本越缺乏，教育條件越差，教育機會越少。最后，比較不同家庭出身的科舉人物在家族文化資本方面的差異，通過考察族親擔任受業師的情況，進一步探析寒門子弟教育機會獲得的來源。 明清科舉社會，進士及第是讀書人的美好理想，理論上具有舉人功名身份的科舉人物都有參加會試的經歷，但只有少部分人能夠成功將功名身份從舉人提升為進士。本文考察觀測值“是否考取進士”的影響因素，故采用Logit模型進行檢驗，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觀測值個體，本文中指的是讀書人。Jin-shi代表是否考取進士，本研究收集了1194名科舉人物的功名身份，0為未考取進士(即為舉人)，1代表考取進士。主要解釋變量包括受業師(Teacher)、家庭文化資本(Family)和家族文化資本(Extend-family)，重點考察三者對舉人考取進士的影響。 2.變量描述 (1)家庭出身分類 依據清代社會慣例及現代研究者的通常做法，本文以科舉人物上三代祖宗的身份來定義家庭出身。朱卷履歷中的身份描述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其一，用進士、舉人、貢生、生員等正式科舉功名稱謂來描述，包括太學生、國學生之類的監生稱謂；其二，用軍功、候選、賓介、業儒等能反映有限文化資本的非正式稱謂來描述，這一類屬于廣義的寒門出身；其三，對父祖身份沒有任何描述，依據朱卷履歷刊印常規，沒有身份描述等同于沒有身份地位，所以這一類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寒門出身。為了便于區別，本文后續分析中把廣義的寒門出身分為“寒門家庭出身”和“平民家庭出身”兩種類型。按照功名層級和家庭文化資本從低到高排序，上三代祖宗多人有功名者按就高原則，本文把科舉人物家庭出身分為“寒門家庭”“平民家庭”“生監家庭”“貢生家庭”“舉人家庭”和“進士家庭”六種類型。如浙江杭州人陸懋勛①，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會試中式，朱卷履歷中曾祖父無身份描述，祖父是“候選教諭”，父親是“副貢”(貢生)，歸類為“貢生家庭”。 (2)受業師功名值 據朱卷履歷記錄，科舉人物的受業師數量最少有1名，最多有28名，平均受業師數量約9名，朱卷履歷中的受業師記錄可以反映科舉人物的教育條件。受業師主要是科舉人物通過童生試獲得生員身份之前的教師，其水平高低對舉業成功有決定性作用。受業師有量和質的差異，比較科舉人物的教育條件差異，既要統計履歷中記錄的受業師數量，又要注意受業師的功名身份。科舉功名既可證明教師的能力水平，也能說明教師自身的學習教育經歷。借鑒李克特量表計分方法，以及上海等地按人才專業技術職稱進行差異賦值的居住證管理積分辦法，本文按受業師科舉功名身份高低，把進士、舉人、貢生和生員(含監生)受業師分別量化賦值為4、3、2和1，把無科舉功名的“夫子”“業儒”類受業師量化賦值為0.5，依據上述賦值標準，計算出履歷記錄的多名受業師的功名量化值的均值，以此反映受業師綜合水平，作為科舉人物的教育條件指標。如浙江紹興人蔡元培②，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會試中式，朱卷履歷記錄了6名受業師，其中舉人1名、生員2名、業儒3名，按(1*3+2*1+3*0.5)/6計算，得到的受業師功名值為1.083。 (3)家庭文化資本值 家庭文化資本直接反映科舉人物的家庭教育條件。本文根據朱卷履歷記錄的父親和祖父的身份來量化家庭文化資本，以父祖功名身份量化值之和作為家庭文化資本值。賦值方法與受業師功名值的量化方法基本相同，即把進士、舉人、貢生和生員身份分別量化賦值為4、3、2和1，把無正式科舉功名的“太學生”“國學生”“夫子”“業儒”類身份量化賦值為0.5。“太學生”和“國學生”的監生身份一般是捐納而得，計算受業師功名值時，擔任受業師的捐納監生等同生員身份，但在計算家庭文化資本時與正途考取的“生員”身份差異對待。還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母親受教育狀況是舉子考取科舉功名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傳統社會女性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沒有可以量化統計的相應科舉功名身份，所以本文把相關的母親出身背景納入家族文化資本的統計范疇。如浙江嘉興人張元濟③，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會試中式，朱卷履歷記錄了父親是“邑庠生”(生員)，祖父是“太學生”(監生)，按1+0.5計算，合計得到家庭文化資本值為1.5。 (4)家族文化資本值 朱卷履歷記錄了同族親屬、遠親、表親和姻親，本文把履歷中所記錄的有身份地位的家族人員數量，作為衡量家族文化資本是否豐富的一項指標。為了便于比較，本研究選取可能對科舉人物產生較多教育影響的“胞伯叔”“嫡堂伯叔”作為家族文化資本的代表，統計這些家族成員中有科舉功名身份或候選官員身份的人員數量。鑒于科舉社會家族聯姻對文化資本傳遞的重要作用，本文同時把科舉人物的外祖、外曾祖、岳父和岳祖的身份地位納入考察。另外，擔任科舉人物受業師的族親成員也被納入家族文化資本考察范疇。家族文化資本值即上述各類有科舉功名身份或其他社會身份地位人員的總人數。如浙江寧波人陳漢章④，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科浙江鄉試中式，朱卷履歷記錄了1名伯父是“貢生”，1名叔父是“國學生”(監生)，外公是“舉人”，岳父是“貢生”，還有3名族親成員“從堂伯”“從兄”和“母舅”擔任受業師，人數合計得到家族文化資本值為7。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存在利用文獻資料進行定量分析的常見不足。首先，留存傳世的科舉文獻時空分布差異頗大，現存清代朱卷絕大部分屬于晚清，尤其是光緒朝最多；空間上以經濟和文化水平較高的江浙地區為多，本文的研究對象又是經濟和文化教育發達、科舉競爭激烈的浙江省，研究結果未必反映整個歷史時期總體的科舉情況。其次，朝代越到晚期，區域文化教育越發達，科場競爭也越激烈，寒門子弟中式的比例相對越低，可供分析的考取科舉功名的寒門子弟樣本越少，且留存的文獻資料都屬于科舉成功者的朱卷，可能影響量化分析的解釋力。最后，朱卷履歷中的身份描述形式多樣，除科舉功名身份比較確定，數量眾多的捐納“候選”官職和榮譽難以準確編碼，且功名身份等級量化賦值標準主要依據研究者主觀判斷，可能存在一定的信度和效度問題。 四、統計數據分析 (一)描述統計 1.科舉人物的上三代祖宗功名身份 表1是科舉人物上三代祖宗的功名身份分類統計結果，1194份研究樣本中，科舉人物曾祖父為進士、舉人、貢生、生員、捐監的比例分別為2.5％、3.7％、8.0％、15.0％和28.6％，其他身份者11.3％，無任何身份者30.9％；科舉人物祖父為進士、舉人、貢生、生員、捐監的比例分別為2.5％、5.8％、13.2％、13.9％和30.5％，其他身份者13.2％，無任何身份者20.9％；科舉人物父親為進士、舉人、貢生、生員、捐監的比例分別為4.2％、9.4％、18.0％、18.9％和24.3％，其他身份者15.0％，無任何身份者10.2％。可以看出，從曾祖父、祖父到父親，無任何身份的比例有逐漸降低趨勢，正途科舉功名身份的比例有逐漸提升趨勢，具有較明顯的科舉社會代際流動接力漸進特征。 2.科舉人物家庭出身分類 如表2所示，在1194名科舉人物中，出身進士家庭、舉人家庭、貢生家庭、生監家庭、平民家庭和寒門家庭的人數分別為103、178、285、511、66和51，分別占8.6％、14.9％、23.9％、42.8％、5.5％和4.3％，出身生監家庭者最多，出身寒門家庭者最少。上三代祖宗有功名身份者合計1077人，占比90.2％；上三代祖宗無科舉功名身份，屬于何炳棣定義的平民家庭出身者，樣本數量為117，占比9.8％。研究對象中出身寒門家庭的進士6人、舉人45人，在同類科舉人物中占比分別為1.8％和5.3％；相比較，出身進士家庭的進士45人、舉人58人，同類占比分別為13.2％和6.8％，可見寒門子弟考取高級科舉功名比例更低。 3.文化資本值和受業師功名值的均值比較 家庭文化資本值差異由分類標準決定，寒門家庭出身者的家庭文化資本值最低，舉人和進士家庭出身者的家庭文化資本值最高。雖然各類家庭出身者的家庭文化資本值均值差異較大，但是他們的家族文化資本值均值和受業師功名值均值的差異并不太大。從表3可以看出，寒門家庭出身者的家族文化資本值均值最低(4.0784)，進士家庭最高(10.7476)，其他各類家庭出身者的家族文化資本值均值差異不大；寒門家庭出身者的受業師功名值均值最低(1.6932)，進士家庭出身者最高(2.0225)，相鄰層級家庭出身者的受業師功名值均值呈現漸進微小增加的特征。結果表明，就均值數據而言，不同家庭出身群體的受業師功名值均值存在差異；就標準差而言，不同群體內部的受業師功名值離散程度差異不大。 (二)方差分析：受業師功名值均值差異的顯著性檢驗 方差同質性檢驗結果顯示，就“受業師功名值”檢驗變量而言，Levene統計量的F值等于1.186，p=0.314＞0.05，未違反方差同質性假定。整體檢驗的F值為6.581，p=0.000＜0.05，達到顯著水平，說明不同類型家庭出身者的受業師功名值存在顯著差異。表4是采用最小顯著差異法(LSD)進行事后檢驗的多重比較結果，可以發現，在α=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受業師功名值均值在寒門家庭與平民家庭、寒門家庭與監生家庭兩兩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受業師功名值均值在寒門家庭與貢生家庭、寒門家庭與舉人家庭、寒門家庭與進士家庭兩兩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分析結果表明，考取科舉功名的寒門子弟在教育條件上與貢生家庭、舉人家庭和進士家庭的子弟相比，有較明顯劣勢；但是與平民家庭和生監家庭的子弟相比，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別，他們獲得了同樣的教育機會。 (三)邏輯斯特回歸分析：教育條件對舉人考取進士的影響 本文以受業師功名值、家庭文化資本和家族文化資本為自變量，以舉人身份的科舉人物最終是否獲得進士身份為因變量，進行邏輯斯特回歸分析。由于三個自變量可能存在相關關系，有必要檢驗三者的相關系數。從表5的結果來看，受業師功名值與家庭文化資本值的相關系數、受業師功名值與家族文化資本值的相關系數以及家庭文化資本值與家族文化資本值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8，意味著回歸模型不會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進一步檢驗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方差膨脹因子(VIF)的檢驗結果顯示，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5，因而可以忽略變量間的共線性問題。 對邏輯斯特回歸整體模型系數的Omnibus檢驗結果顯示，三個自變量建立的回歸模型的整體模型適配度檢驗的卡方值等于59.064，p=0.000＜0.05，達到顯著水平，說明至少有一個自變量可以有效地解釋和預測舉人能否考取進士的分類結果。對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聯強度的檢驗結果表明，Cox&Snell與Nagelkerke值分別為0.048和0.069，三個自變量與因變量有低強度的關聯。同時，回歸模型的整體適配度檢驗結果顯示，Hosmer-Lemeshow檢驗值等于4.557，p=0.804＞0.05，未達顯著水平，整體回歸模型的適配度較好，說明自變量可以有效預測因變量。 表6是采用Enter法建立的回歸模型中自變量顯著性的參數估計與模型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三個自變量中，受業師功名值的Wald檢驗值系數達到0.05顯著水平，是預測和解釋舉人能否考取進士的重要預測變量。此外，受業師功名值的勝算比為2.326，表明科舉人物的受業師功名值增高1分，參加會試考取進士的概率就增加1.326(132.6％)倍。分析結果說明，以受業師為表征的教育條件是舉人考取進士的重要影響因素。 (四)線性回歸分析：文化資本對教育條件的影響 本文采用強迫進入變量法進行解釋型回歸分析，考察家庭文化資本和家族文化資本對以受業師為表征的教育條件的影響。表7是回歸模型的回歸系數及檢驗結果，由表中可知模型調整后的為0.023，說明兩個預測變量共可解釋“受業師功名值”效標變量2.3％的變異量。可以看出，預測變量“家族文化資本值”的回歸系數為-0.019，未達到顯著水平；預測變量“家庭文化資本值”對因變量“受業師功名值”有正向影響，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161，達到顯著水平。分析結果表明，家庭文化資本是科舉人物以受業師為表征的教育條件的重要影響因素。 (五)寒門子弟的家族教育資源分析 如前面表3所示，寒門家庭出身者缺乏家庭文化資本，其家族文化資本也顯著低于其他各類出身者，但是他們大多數都有一定的家族文化資本。據朱卷履歷統計，在51名寒門家庭出身者中，有9人家族中有6名及以上功名身份者，家族中有5名功名身份者有2人，有6人家族中有4名功名身份者，家族中有3名功名身份者有9人，有10人家族中有2名功名身份者，家族中有1名功名身份者有7人，家族中無功名身份者僅有8人。在1194份總樣本中，合計只有17名科舉人物在本文統計范圍內沒有家族文化資本。 統計發現，家族文化資本是寒門子弟的重要教育機會來源。據朱卷履歷記錄，胞兄、表兄、從堂兄、房兄、族兄、族侄、胞叔、表叔、表伯、堂伯、房叔、叔祖、堂叔祖、從叔祖、房祖、姑丈、母舅、舅太岳、岳父是常見的擔任受業師的族親成員，另外還有很多以“家夫子”泛稱的沒有考取初級功名的本族年長讀書人常擔任啟蒙教師。科舉人物外祖的身份地位反映其母親的教育背景，對寒門子弟的家庭早期教育有重要影響。岳父有功名身份在寒門家庭和平民家庭中都有最高的比例，這種家族聯姻促進了文化資本流動。據朱卷履歷，本研究共有4名寒門家庭出身者明確把岳父記錄為受業師，其中浙江寧波鄞縣人沙中金⑤是比較特別的案例，他的受業師中有兩名岳父。沙中金為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鄉試舉人，朱卷履歷記錄了3名族親受業師，分別是1名小官吏身份的從堂兄、1名布衣身份的岳父以及1名生員身份的岳父。 如表8所示，51名寒門家庭出身者中，29.4％的伯叔有科舉功名，11.8％的伯叔有候選官職，27.5％的外祖和45.1％的岳父有科舉功名或身份地位，僅15.7％沒有家族文化資本記錄；49.0％的寒門子弟有族親成員擔任受業師。比較而言，66名平民家庭出身者的家族中有功名身份者更多，家族人員擔任受業師的比例也更高，57.6％的伯叔有科舉功名，40.9％的伯叔有候選官職，57.6％的外祖和80.3％的岳父有科舉功名或身份地位，僅6.1％沒有家族文化資本記錄；72.7％的平民家庭子弟有族親成員擔任受業師。統計顯示，其他各類家庭出身者的家族文化資本更為豐富，伯叔有科舉功名的比例明顯更高。 五、結論與討論 科舉制度為寒門子弟提供了上升流動的考試公平機會，但是科舉社會未能為寒門子弟提供制度化保障的教育公平機會。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科舉社會的代際流動有一個漸進過程，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實現跨越式上升流動難度極大，如果綜合考慮各類家庭出身所代表的階層群體人口數量，以相應的人口基數為分母來分析，實際上父祖無功名身份的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比例非常小。分析結果顯示，寒門子弟實現上升流動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獲得了與其他家庭出身者無顯著差異的教育條件，以族親受業師為表征的家族文化資本彌補了寒門子弟家庭文化資本的不足，為寒門子弟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教育機會。盡管本文的研究樣本局限于清代浙江鄉試和會試的1194位科舉人物，在揭示考試選拔人才與公共教育供給的關系方面卻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教育機會獲得是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根本原因 數據分析顯示，考取科舉功名的寒門子弟(占比4.3％)與平民家庭出身(占比5.5％)和生監家庭出身(占比42.8％)的科舉人物相比，表現在朱卷履歷受業師記錄上的師資條件和教育機會沒有顯著差異。數據分析還顯示，師資條件表現為受業師的數量和質量，以受業師為表征的教育條件是舉人能否考上進士的顯著影響因素。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的影響因素很多，不同成長階段教育條件的影響作用也有差異。朱卷履歷的師承記錄主要有受業師、肄業師和受知師之分，各種類型教師都對寒門子弟考取科舉功名有直接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