鰥與寡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響：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

/鰥與寡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響：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摘要】為了進一步探討喪偶與抑郁水平之間的關系，討論社會網絡(包括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在其中的作用機制，并比較喪偶與抑郁水平的關系及社會網絡作用機制的性別差異，本研究對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2014年調查中7649名老年人(其中喪偶老人2149名，男性715，女性1434；在婚老人5500名，男性3398，女性2102)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喪偶對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消極影響，但影響作用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喪偶老人的朋友網絡顯著低于男性在婚老人，而女性老年人中無此差異；相對于在婚老人，家庭網絡對男性喪偶老人的抑郁水平的緩解作用更大，而在女性樣本未發現家庭網絡的緩沖作用。應重視喪偶老年人，特別是男性喪偶老年人，家庭網絡的建設與維護，從而緩解喪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關鍵詞】老年；喪偶；社會網絡；抑郁水平 1問題提出 喪偶是老年人生活中的重大負面事件，不可避免地對老年人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喪偶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明顯下降，死亡率上升，表現出更多的抑郁、焦慮等心理癥狀(Jadhav&Weir，2017；Xuetal.，2020；程新峰，姜全保，2017)。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喪偶老年人的規模將持續擴大，有必要深入研究喪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中的機制，為維護喪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論支持。 已有研究認為，喪偶給留世者的健康所帶來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鰥”對男性老年人產生的影響有別于“寡”對女性老年人所產生的影響，但不同研究所發現的結果并不完全一致。角色理論認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男性比女性要從婚姻中獲益更多，當他們喪失配偶后，體驗了更強烈的“震驚”(shock)和不適應，從而降低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和存活機會(焦開山，2010)。在家庭中，妻子一般比丈夫有承擔更多的照顧負擔，丈夫的去世雖然會帶來心理上的創傷和壓力，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妻子的照顧負擔。相反，丈夫一貫較少承擔家務責任，妻子的去世則意味著他們自我照顧的開始(Stimpsonetal.，2007)。由于妻子通常是男性的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主要來源，大量西方研究發現喪偶對男性的消極影響更為明顯(Forsteretal.，2019；VanGrootheestetal.，1999)。中國文化中的社會性別角色與西方文化存在差異，在老一輩的隊列中，更強調父權和男性的主導地位，婚姻所提供的互補功能及幸福感對女性更為重要(池麗萍，2016；袁正，李玲，2017)，國內也有研究探討了喪偶對老年人影響的性別差異。吳曉蓮等人(2014)對湖南郴州市農村老年人的調查發現，發現女性喪偶老人的抑郁癥狀檢出率顯著高于男性喪偶老年人。狄文婧和陳青萍(2009)對陜西西安市社區老年人的調查發現男性喪偶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高于女性老人。程新峰和姜全保(2017)利用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分性別和城鄉討論了喪偶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用傾向值匹配法發現喪偶對女性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顯著預測作用，但對男性老年人不顯著，而用回歸分析卻未發現影響作用的性別差異。此外，也有一些研究發現喪偶老年人的抑郁癥狀、主觀幸福感和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性別差異并不顯著(陳立新，2008；麻超等，2018)。綜合前人研究，喪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作用的性別差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人群中以及不同的結果變量上存在表現不完全一致。國內現有研究通常采用區域性的小樣本調查數據，研究結果的推廣性有限；分析過程較多關注喪偶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而較少討論喪偶對不同性別老年人作用的差異(即交互作用)。就此，我們希望通過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回答問題一：喪偶對中國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響作用，在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婚姻是成年人最重要的人際關系，喪偶意味著婚姻關系的徹底終結，社會網絡變化是喪偶對老年人生活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Ha&Ingersoll-Dayton，2011)。社會關系護航理論認為，個體社會關系的規模、質量和功能會在生命全程發生變化，對老年人心身健康產生重要作用(Antonuccietal.，2014)。根據血緣關系，可以把社會網絡區分為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Lubbenetal.，2006)。國外研究對喪偶老年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變化的研究相對全面。在家庭網絡方面，配偶死亡必然直接導致家庭網絡資源的下降，但與此同時，老年人喪偶后，與子女之間的交往通常會增加(Powersetal.，2014)，以彌補配偶死亡所帶來的缺失。喪偶老人往往會增加家庭以外的社會互動，朋友網絡的擴大可以為配偶的缺失進行心理補充(Utzetal.，2002)。但喪偶后朋友交往和社會活動參與行為也因群體存在差異，對于經濟和健康狀態較好的老人，朋友社交會增加，但經濟和健康較差的老人，朋友交往反而會下降(Isheerwoodetal.，2012)；相對于男性老年人，女性喪偶老人擴大朋友交往、增加社會參與參與的行為更為常見(Jeonetal.，2013)。國內研究發現，隨著時代發展，老人的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喪偶后選擇獨居的比例不斷增大(Tangetal.，2020)，家庭網絡萎縮明顯。在度過了最艱難的階段后，喪偶老人參與社會交往的活動頻率會明顯增加，以排解孤獨，獲得更多的精神支持，從而獲得更多的心理支持(何艷芝，2016)。但也有研究基于兩期追蹤數據發現，在老年人社會參與增加的大背景，喪偶老人的社會參與的增加少于在婚老人(Lietal.，2016)。目前國內關于喪偶老人的研究中對社會網絡的探討相對較少，而且較多關注的是家庭支持對喪偶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保護作用(肖漢仕，2016；麻超等，2018)，而對家庭以外社會網絡的關注不足。作為社會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隨生活境遇改變會發生不同的變化，并且兩者對不同特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所起作用不一致。西方研究認為，朋友網絡對家庭網絡對老年心理健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Litwin&Shiovitz-Ezra，2011)；國內的研究發現朋友網絡對自理老人的心理健康的積極作用大于其對非自理老人的作用(唐丹，姜凱迪，2014)，家庭網絡對農村老年人作用大于對城市老人的作用，而朋友網絡反之(Tangetal.，2020)。為更全面討論喪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中的作用機制，首先需要對老年人社會網絡狀況進行分析，以全面了解喪偶對老年人家庭內外社會網絡影響。就此，我們提出問題二：喪偶對中國老年人對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的影響是否相同，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個體得到的社會支持和社會網絡可能通過主效應模型和緩沖器模型起作用(Cohen&Wills，1985)。主效應模型認為社會支持獨立于外部的壓力環境，無論個體處于何種階段、社會網絡處于何種狀態，社會支持都必然會對心理健康具有普遍的促進作用；而緩沖期模型認為社會支持雖然在人生的各階段都存在，但僅在個體受到沖擊、面臨較高生活壓力的條件下對心理狀況發揮作用，緩沖壓力事件帶來的刺激，保護個體的心理健康(宮宇軒，1994)。喪偶對于老年人是一個壓力事件，社會網絡在其中會起到緩沖器作用，即相對在婚的老年人，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對喪偶老年人起更大的保護作用(Vriesetal.，2014；Wadeetal.，2016)。已有研究認為由于女性相對更為感性，喪偶后無論是情感支持或是生活保障對他人的依賴程度都更高(程新峰，姜全保，2017)，因此社會支持對女性喪偶老人的作用可能大于男性。有研究者從性別角色出發，認為男性在婚姻中得到更多的是服務照料的工具性支持，而女性則接受到了更多的財政支持(王莉莉，2011)，因此，社會網絡所帶來的情感支持和服務照料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男性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而經濟支持對女性喪偶老人的作用更大(VanGrootheestetal.，1999)。另外研究發現，同樣的社交活動對喪偶者的作用存在性別差異，對喪偶男性來說，參加社會活動與抑郁無明顯關系，但是跳舞健身等群體活動可顯著降低喪偶女性的抑郁程度(趙忻怡，潘錦棠，2014)。但是，社會網絡的緩沖器作用及其作用的性別差異并未在所有研究中得到驗證，對澳大利亞(Anusic&Lucas，2014)和中國老年人(Lietal.，2016)的研究都未發現社會網絡與喪偶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內有大量研究關注了社會支持對喪偶老年健康的影響作用(麻超等，2018；吳曉蓮等，2014；周琴，畢鴻燕，2015)，但通常僅在喪偶老年人內部進行分析，鮮有討論社會支持或社會網絡與婚姻狀態的交互作用，社會網絡在喪偶與心理健康之間的作用機制還有較大探索空間。基于此，本研究關注的第三個問題是：社會網絡是否在喪偶與抑郁水平之間起調節作用？家庭網絡與朋友網絡的調節作用是否相同？其作用機制在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綜上所述，喪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在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之間可能存在差異，但國內目前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不夠充分，現有結果之間也存在矛盾，這可能與數據的樣本量有關系，性別差異的表現可能因樣本人群特征而發生變化(唐丹，陳章明，2011)。同時，關于社會網絡在其中的作用機制也有待進一步討論，應對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加以區分，比較家庭內外社會網絡在喪偶與心理健康之間作用機制的性別差異。本研究將采用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討論喪偶對老年人抑郁水平及社會網絡影響作用的性別差異，分析社會網絡(包括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在喪偶與老年人抑郁水平關系中的作用機制，及其作用機制在性別間的差異。 2方法 2.1數據來源與被試 本文采用“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項目的2014年基線調查數據①，將60歲以上在婚和喪偶老人作為研究對象。CLASS調查2014年基線數據有效樣本為11511人，符合研究條件設定的老人共計11307人。為確保老年人能夠理解相關心理量表的項目并做出有效回答，該調查在對心理量表進行測量之前通過認知功能量表對被訪者進行嚴格篩查，通過篩查后共有8586名被訪者完成了抑郁量表和社會網絡量表。進一步刪除在本研究任一變量中存在缺失的被試，最終獲得滿足要求的有效樣本為7649人，其中喪偶老人2149名(男性715名，女性1434名)，在婚老人5500名(男性3398名，女性2102名)。男性老年人中，60～69歲占58.9%，70～79歲占29.9%，80歲及以上占11.2%；女性老年人三個年齡組的相應比例分別為55.9%、32.3%和11.8%。 2.2研究工具 2.2.1抑郁 以Sliverstein等人(2006)修訂的9項目流行病學調查抑郁量表(CES-D)測量老年人抑郁水平。該量表包括9個項目，以0～2分評分，總分為0～18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癥狀越明顯，心理健康水平越差，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754。 2.2.2性別與婚姻狀態 性別和婚姻狀態是本文研究的自變量，均采用被訪者自報性別和婚姻狀態進行測量。在分析中，性別和婚姻狀態均設置為虛擬變量，并以女性、在婚作為參照組。 2.2.3社會網絡 采用Lubben社會網絡量表(LubbenSocialNetworkScale)測量老年人的社會網絡狀況，該量表通過測量老年人主觀所覺知到的與家庭成員和朋友的交往和支持，來測量老年人的社會網絡狀況(Lubbenetal.，2006)。調查分別詢問了老年人可直接見面的、可聊心里話的、可提供幫忙的親人和朋友的人數等級，各6等。以親人交往作為家庭網絡指標，以朋友交往作為朋友網絡指標，維度總分為0～15，得分越高表示社會網絡越大。本研究中兩類社會網絡維度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736和0.846。 2.2.4控制變量 本文用于分析的控制變量包括年齡、戶口性質、子女數、居住安排、戶規模、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和健康狀況。其中戶口性質、居住安排和受教育水平為分類變量，分析中設置為虛擬變量。健康狀況包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患慢性病的數量，其中ADL以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得分為測量指標。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一共15個項目，老年人對獨立完成每個項目的難度進行評價，不費力賦分為0分、有些困難賦分為1分，做不了賦分為2分，累積15個項目總分，總分為0～30分，分數越高表示生活自理能力越差，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876；患慢性病的數量以老年人在常見的24種慢性疾病中患病的種類之和為測量指標。 2.3數據統計方法 采用SPSS25.0進行數據管理，通過描述性統計、卡方檢驗、t檢驗和方差分析了解樣本特征和性別差異，用線性回歸分析探索喪偶、社會網絡對抑郁水平的作用，重點關注社會網絡在喪偶與抑郁水平關系中的調節作用。 3結果 3.1樣本特征 性別差異是本文研究重點，首先分性別報告樣本特征，并對連續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對分類變量進行卡方檢驗，以呈現男性和女性樣本的差異。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幾乎在所有變量上均存在性別差異，女性喪偶的比例顯著高于男性，年齡大于男性，居住在城市中的比例高于男性，與子女同住比例高于男性；但女性受教育水平顯著低于男性，慢性病數量多于男性，生活自理能力低于男性。 3.2社會網絡的差異檢驗 老年人抑郁平均分為4.58(SD=3.57)，家庭網絡平均分為8.68(SD=3.14)，朋友網絡平均分為6.49(SD=4.66)。為比較不同性別和婚姻狀態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上的情況，以性別和婚姻狀態為自變量，抑郁水平、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作為因變量分別進行單因變量多元方差分析(UNIANOVA)。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在抑郁水平上，僅有婚姻主效應顯著[F(1，7645)=208.892，p＜0.001]，喪偶老年人抑郁水平高于在婚老人。家庭網絡的同樣只有婚姻主效應顯著[F(1，7645)=19.134，p＜0.001]，喪偶老年家庭網絡小于在婚老人。朋友網絡的婚姻主效應[F(1，7645)=15.694，p＜0.001]、性別主效應[F(1，7645)=10.179，p=0.001]及婚姻和性別的交互作用[F(1，7645)=3.965，p=0.047)]均顯著，表現為喪偶老人朋友網絡小于在婚老人，女性老人的朋友網絡大于男性；對交互作用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發現在女性中，喪偶與在婚老年人的朋友網絡差異不顯著；而在男性中，兩者之間差異顯著[t(1)=3.891，p＜0.001]，即喪偶對女性老年人的朋友網絡沒有顯著影響，但會顯著縮小男性老年人的朋友網絡。 3.3抑郁水平的回歸統計 以抑郁水平作為因變量，以性別、婚姻狀態、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作為自變量，納入所有控制變量進行分層線性回歸分析。Model1和Model2分析對象為所有老人，Model1包括控制變量和四個主要自變量，Model2加入性別、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與婚姻狀態的三個交互項，結果見表3。如Model1所示，喪偶會顯著提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B=0.941，p＜0.001)，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可以減少老年人抑郁癥狀(B=-0.179，p＜0.001；B=-0.048，p＜0.001)。Model2中性別與喪偶的交互項不顯著，即喪偶對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影響作用不存在差異；而家庭網絡和喪偶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B=-0.071，p=0.008)，提示家庭網絡于喪偶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更強的保護作用，可以更有力地降低喪偶老人的抑郁水平。 自變量中去除性別及與性別有關的交互項后，分性別再次進行如Model2的回歸分析，以比較喪偶、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及其交互項對老年人抑郁水平作用的性別差異，如表3所示，Model3為女性樣本結果，Model4為男性樣本結果。結果發現，喪偶、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對抑郁水平的影響作用在男性和女性老人中表現基本一致，差異僅表現在家庭網絡和喪偶的交互項中。在男性老年人中，家庭網絡和喪偶的交互性顯著(Model4，B=-0.111，p=0.007)；而女性老年人中，家庭網絡和喪偶的交互項不顯著(Model3，B=-0.038，p=0.316)。以上結果說明，總體樣本分析中發現家庭網絡對喪偶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更大的保護作用，事實上只發生在男性老年群體中。 圖1分性別家庭網絡、朋友網絡與婚姻狀態的交互作用 4討論 4.1喪偶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響及性別差異 與前人研究一致，喪偶會導致老年人抑郁水平的上升(Perkinsetal.，2016；程新峰，姜全保，2017)。即使老年人可以通過認知重評、社會網絡再塑等方法減少喪偶對自身生活和情感體驗的負面作用，但喪偶對老年人的消極影響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未發現喪偶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即對目前的樣本來說，喪偶對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影響作用一致。國內關于喪偶和性別交互作用的研究并不多，通常只討論喪偶老年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狄文婧，陳青萍，2009；周琴，畢鴻燕，2015)，僅有一項研究中的一種分析發法發現了喪偶對女性的心理健康影響更大(程新峰，姜全保，2017)。本研究采用了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對多個可能的影響變量進行了控制后，對喪偶和性別的交互作用的分析結果具較強可信度。基于本文的分析，我們傾向認為喪偶對中國老年人的影響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鰥與寡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有同等影響作用，中國的家庭養老的傳統模式在其中起到積極作用。西方研究傾向認為喪偶對男性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更大(VanGrootheestetal.，1999)，主要是因為西方通常采用接力式養老模式，老人較少獲得來自子女的支持和照料，妻子去世將對男性的日常生活帶來嚴重影響(Forsteretal.，2019)。但在中國，強調反哺式養老，子女承擔贍養老人的義務，喪偶給男性老年人所帶來的照料缺失(Stimpsonetal.，2007)都將由子女予以補充(Xuetal.，2019；葉欣，2018)。雖然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均有重要作用，但對于中國老人而言，家庭依然是目前最重要的支持資源(Tangetal.，2020)。現有分析發現家庭網絡并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也不存在性別與婚姻狀態的交互作用，家庭網絡水平的在性別間的相近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在喪偶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作用為何不存在性別差異。在喪偶之后，子女及時提供相應支持，雖然不能完全彌補由于喪偶帶來的家庭網絡收縮，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老年人的生活所需，包括對男性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對女性老年人的經濟支持，從而喪偶對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產生的影響基本相近。 4.2社會網絡的性別差異 性別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不考慮婚姻狀況，女性的朋友網絡和整體社會網絡得分高于男性老年人，而在家庭網絡上不存在性別差異。家庭是一個由血緣結成的天然的社會網絡，會受到個人所處社會情境(如留守/流動、喪偶)等因素的影響，但通常不因個體的自然特征(如自理能力、性別等)而發生變化(唐丹，姜凱迪，2014)，因此家庭網絡并不存在性別差異。本研究中發現女性的朋友網絡顯著高于男性，這與前人研究結果完全一致(Santinietal.，2016)，相對男性而言，女性更愿意和擅長發展家庭外的人際關系，而且這種特征到老年期更為明顯(Schwartz&Litwin，2018)，也更容易在朋友網絡中受益(趙忻怡，潘錦棠，2014)。我們預期喪偶對老年人社會網絡的影響會存在性別差異，單因素方差檢驗確實發現，喪偶與性別在朋友網絡上交互作用顯著，簡單效應檢驗發現喪偶與在婚老人的朋友網絡在女性老年人中差異不顯著，而在男性老年人中差異顯著，說明喪偶對男性老年人朋友網絡有明顯的消極影響，該結果與西方研究基本一致。在夫妻之中，妻子通常是對外關系維系者(VanGrootheestetal.，1999)，女性在喪偶之后，會繼續保持與朋友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