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證據審查標準與非法排除

刑事案件證據審查標準與非法排除引言刑事訴訟的核心是查明案件事實，而案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建立在合法、真實、關聯的證據基礎之上。刑事案件證據審查標準的統一適用，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落地執行，是防范冤假錯案、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規范司法權力運行的核心制度支撐。近年來，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證據裁判原則已經成為刑事司法的核心原則，圍繞證據審查與非法排除的規則體系逐步健全，但在實踐運行中仍然存在諸多需要細化完善的環節。本文將從基礎內涵、審查標準、適用流程、實踐優化四個維度，對刑事案件證據審查標準與非法排除規則展開系統論述。一、刑事案件證據審查與非法排除規則的基礎認知（一）證據審查的基本內涵證據審查是指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刑事訴訟各階段，對依法收集到的各類證據材料進行甄別、核實、判斷，確認其是否具備證據資格、是否能夠作為定案依據的訴訟活動。從訴訟階段來看，偵查階段的證據審查主要服務于偵查方向的確定與強制措施的適用，審查起訴階段的證據審查是為了確認是否達到起訴標準，審判階段的證據審查則是定案的核心環節，直接決定了案件的判決結果。從審查內容來看，證據審查既要判斷證據的實質證明力，也要判斷證據的形式合法性，二者缺一不可，任何一項存在瑕疵的證據都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制度定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刑事證據制度中的核心規則之一，具體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對通過違反法定程序、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方式取得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定案依據的規則。該規則的本質是一種程序性制裁機制，即通過否定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法律效力，倒逼偵查機關嚴格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從源頭避免違法取證行為的發生。與傳統的實體性制裁不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不直接對違法取證的人員作出處罰，而是通過切斷非法證據與案件認定的關聯，實現對程序正義的維護，是法治框架下約束公權力行使的重要制度設計。（三）制度設立的核心價值該制度的核心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它是防范冤假錯案的重要屏障。大量已公開的冤假錯案的產生都與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直接相關，通過排除非法取得的供述等證據，能夠有效避免因虛假證據導致的事實認定錯誤，從源頭減少錯案發生的可能性。其次，它是人權保障的重要體現。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非法取證行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效力，實現對公民基本權利的救濟。最后，它是規范公權力運行的重要抓手。偵查權作為國家公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行使必須受到法定程序的約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夠有效防止偵查權的濫用，確保司法權力在法治軌道內運行。有學者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本質是通過程序性制裁，約束公權力的不當擴張，避免公民基本權利受到偵查行為的侵害（陳瑞華，2021）。二、刑事案件證據審查的法定標準維度要準確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首先需要明確刑事案件證據審查的法定標準，這是判斷證據是否合法、是否應當排除的前提基礎。我國刑事訴訟法律體系明確了證據審查的三項核心標準，三者層層遞進、缺一不可。（一）客觀性標準客觀性是證據的首要屬性，指證據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非主觀臆斷、猜測偽造的產物。證據的客觀性要求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證據的內容必須客觀，即證據所反映的內容是對案件事實的真實記錄，而非證人的猜測、評論、推斷，也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訊逼供下作出的違背事實的虛假供述。二是證據的載體必須客觀，即物證、書證、視聽資料等證據的物理載體是真實存在的，不存在偽造、變造的情形。在審查過程中，對于存在篡改痕跡的書證、不能提供原始載體的視聽資料、與其他證據存在明顯矛盾且無法合理解釋的言詞證據，都應當首先否定其客觀性，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明確要求，對證據的真實性應當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對疑似偽造、變造的證據應當核實來源與形成過程（最高人民法院，2021）。（二）關聯性標準關聯性是指證據必須與案件待證事實存在客觀聯系，能夠直接或者間接證明案件的相關情節。關聯性是證據進入訴訟程序的第一道門檻，不具備關聯性的證據材料，即便具備客觀性與合法性，也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沒有任何價值，無需進入后續審查環節即可直接排除。在審查關聯性時，需要判斷證據與案件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量刑事實等是否存在關聯，例如與案件發生時間、地點、行為、結果沒有任何關聯的物品、證人證言，都不具備關聯性。需要注意的是，關聯性的判斷既要關注直接關聯，也要關注間接關聯，例如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案發時不在現場的證據，雖然不能直接證明行為人是誰，但能夠排除其作案嫌疑，同樣具備關聯性。有學者指出，關聯性判斷是證據準入的第一道門檻，不具備關聯性的材料無需進入后續合法性審查即可直接排除（樊崇義，2020）。（三）合法性標準合法性是指證據的收集主體、收集程序、表現形式都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這是證據具備證據資格的核心要件，也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直接對接的審查標準。合法性審查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收集主體合法，即證據必須由具備法定偵查權、調查權的人員收集，普通公民自行收集的證據需要經過辦案機關核實后方可使用，不具備偵查資格的人員收集的證據不具備合法性。二是收集程序合法，即證據的收集過程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例如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兩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詢問證人應當個別進行，搜查應當出示搜查證等，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可能被認定為非法證據。三是形式合法，即證據的表現形式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八種證據類型，且具備法定的形式要件，例如書證應當有持有人的簽字確認，供述應當有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的簽字，訊問錄音錄像應當完整連續等。合法性審查是三個標準中最具剛性的部分，直接對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張明楷，2019）。三、非法證據排除的適用范圍與審查認定流程在明確證據審查的三項基本標準之后，需要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具體排除范圍與認定流程，這是規則落地的核心環節。（一）非法證據的法定排除范圍我國刑事訴訟法根據證據類型的不同，設定了不同的排除層級，分為絕對排除與相對排除兩種情形。第一類是絕對排除的言詞證據，對于通過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通過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無論其內容是否真實，都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這里的刑訊逼供既包括直接的毆打、凍餓、疲勞審訊等肉刑，也包括變相肉刑以及使得當事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愿作出供述的其他方法。第二類是相對排除的實物證據，對于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要求偵查機關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與言詞證據不同，實物證據的客觀性較強，不會因為收集程序的瑕疵而改變其本身的屬性，因此立法采用了相對寬松的排除標準，兼顧了程序正義與實體真實的平衡。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區分了言詞證據與實物證據的排除層級，兼顧了程序正義與實體真實的平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2018）。（二）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路徑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包括兩種路徑，第一種是辦案機關依職權啟動，根據法律規定，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都應當主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判決的依據。第二種是依申請啟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向辦案機關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申請時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者材料，例如非法取證的時間、地點、人員、方式、內容等，使得辦案機關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產生疑問。為了保障當事人的申請權，法律明確要求人民法院向被告人送達起訴書副本時，應當告知其有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確保當事人充分知曉自身的訴訟權利。（三）非法證據的調查與認定程序在當事人提出申請或者辦案機關發現存在非法取證嫌疑后，應當啟動專門的調查程序。在審判階段，對于當事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先行當庭調查，除非為了防止庭審過分遲延，也可以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并進行調查。調查過程中，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公訴人可以通過出示訊問筆錄、訊問錄音錄像、體檢記錄、抓獲經過、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等方式，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如果公訴人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或者提供的證據不能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證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對相關證據予以排除。需要注意的是，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標準高于一般的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必須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不能采用優勢證據標準，只要存在非法取證的合理懷疑，就應當排除相關證據（陳光中，2018）。四、當前證據審查與非法排除規則適用的實踐難點與優化路徑盡管我國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證據審查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系，但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不少適用難點，需要進一步優化完善。（一）實踐中的常見難點首先是裁量標準不統一的問題。由于立法對部分情形的規定相對原則，例如什么是“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什么是“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不同地區、不同辦案人員的理解存在差異，導致同類情形在不同案件中的處理結果不同，影響了司法的統一性。其次是辯方舉證能力不足的問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處于被羈押的狀態，很難自行收集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部分案件中律師的閱卷權、會見權得不到充分保障，也難以獲取相關的證據材料，導致很多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因為沒有足夠的線索而無法啟動調查程序。第三是偵查階段合法性證明材料不完善的問題。部分案件中訊問錄音錄像存在不完整、選擇性錄制的問題，部分案件的體檢記錄、偵查過程記錄存在疏漏，導致公訴機關在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時缺乏足夠的材料，難以達到法定的證明標準。（二）優化完善的具體路徑針對上述實踐難點，應當從三個層面推進制度的優化完善。首先是統一裁量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定期發布非法證據排除相關的指導性案例，明確各類非法取證情形的認定標準，細化“刑訊逼供”、“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等原則性規定的適用情形，為辦案人員提供明確的操作指引。有研究指出，指導性案例的發布能夠有效統一類案裁判標準，減少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地域差異（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2022）。其次是強化辯方權利保障，全面落實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制度，保障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為當事人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對于當事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取相關的訊問錄音錄像、體檢記錄等材料，降低辯方的舉證負擔。第三是完善偵查階段的程序約束，全面落實重罪案件、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案件的訊問全程錄音錄像制度，逐步擴大全程錄音錄像的適用范圍，建立錄音錄像的保管、調取規范，同時完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明確偵查人員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從源頭規范取證行為。結語刑事案件證據審查標準的統一適用與非法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