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中介

/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中介【摘要】人們普遍擁有“期待不朽、被人銘記”的傳承動機，文章通過4個實驗探討了該動機如何通過未來自我連續性的影響作用于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實驗1發現傳承動機能夠提升個體對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實驗2在此基礎上發現傳承動機會弱化個體金融冒險行為(2a)，并且該效應被自我連續性感知中介(2b)。實驗3進一步考察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對上述中介效應的調節，結果發現上述中介效應只出現在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vs.較低)的個體身上。【關鍵詞】傳承動機；未來自我連續性；金融冒險傾向；社會經濟地位 1問題提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個體自出生伊始就伴隨著肉體消亡的迫近，幾乎每個人都在追求精神的“永生”，期待在身后依然被銘記與傳頌。學界將這種“期待不朽、被人銘記”的心理稱為傳承動機(Legacymotivation：Zaval，Markowitz，&Weber，2015)，即人們希望自己以及與自我相關的物品、事件、個性、精神、價值觀等能夠被后人流傳和銘記(Fox&Wade-Benzoni，2017)。傳承的思想深植于中華文脈之中，如《左傳》就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實踐。傳承的思想也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從修建宗祠、家譜到著書立說，從文人騷客的摩崖石刻到常人百姓的“到此一游”。這些事例除了說明傳承心理并不只是少數“重要人物”的特有心理，而是常人百姓共同的需要之外。它還表明人們實現傳承的方式除了通過豐功偉績等對社會有重大貢獻外，還可以有諸多的其他實現方式，簡單如給后代傳承物品、價值觀或者人生故事等(Price，Arnould，&Curasi，2000)。實際上，一切能夠代表有價值的、抽象自我的內容物都可以成為自我傳承的載體(Belk，1988，2013)。所以說傳承心理是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動機(Hunter&Rowles，2005)。 傳承動機回答了個體如何實現自我在抽象意義上的不朽這一根本性問題，因此它會對人類的多種行為產生深遠影響(e.g.，Wade-Benzoni，2019；Zavaletal.，2015)。但現有學者僅僅在代際資源分配與組織情境中探討了傳承動機的效應(e.g.，Bang，Koval，&Wade-Benzoni，2017；Wade-Benzoni，Tost，Hernandez，&Larrick，2012)，除此之外，傳承動機對人類其他決策行為的影響研究仍十分匱乏，本文將從風險的視角考察傳承動機與個體金融冒險行為間的關系。文章之所以從金融風險角度探究傳承動機的效應，一方面是因為人類各項決策幾乎都會涉及風險的概念(Mishra，2014；周蕾，李愛梅，張磊，李紓，梁竹苑，2019)，因此探究二者的關系將大大增進我們對傳承動機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因為在當代社會中，涉及金錢收益與損失的金融風險決策是個體風險決策的重要構成，金融風險決策小至影響個體幸福、大到影響家庭和諧與社會長治久安(Greenberg&Hershfield，2019)，因此研究其影響因素就尤為重要。 鑒于以上論述，本文將從動機視角出發，嘗試回答以下問題：(1)傳承動機是否會影響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2)上述效應發生的心理機制是什么？(3)該效應又會受到什么因素的調節？文章通過4個實驗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回應，實證發現傳承動機使得人們感知自我在時間維度上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即高的未來自我連續性)，進而弱化了人們的金融冒險行為，并且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對上述過程起到調節作用。本文不僅豐富了現有的傳承動機和金融風險決策的研究，還為我們如何運用傳承心理弱化冒險行為提供了實踐啟示。 1.1傳承動機 傳承動機指的是個體希望留下自己的印記，被他人長久銘記的一種心理(Zavaletal.，2015)。它在時間維度上賦予了自我身份以長久的價值，象征著人們希望自我身份能夠長久存在(Wade-Benzoni，2019)。一切能夠代表有價值的、抽象自我的內容物都可以成為傳承的載體，這其中既包括有形的擁有物，也包括無形的記憶、精神和價值觀等內容(Eury，Kreiner，Trevio，&Gioia，2018；Hunter&Rowles，2005)。 現有關于傳承動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代際決策(e.g.，Bangetal.，2017；Wade-Benzonietal.，2012)和組織情境(e.g.，Converse&Reinhard2016；Fox&Wade-Benzoni，2017)。例如在跨代際決策研究中發現傳承動機會促使個體分配更多的資源給未來他人，而非當下自己(Wade-Benzoni&Tost，2009)；會促使個體為了后代的生存而從事環保行為(Zavaletal.，2015)。在組織情境的研究中發現傳承動機是個體從事創業行為的重要原因(Fox&Wade-Benzoni，2017)，也會提升中老年領導者的創造力與領導力(Zacher，Rosing，&Frese，2011)，等等。總結現有文獻，我們發現除上述兩個領域的少量研究之外，目前并沒有更多的有關傳承動機的文章，我們對該動機的認識還處于“嬰兒”階段。鑒于此，本文嘗試在金融決策領域探討傳承動機會如何通過影響個體在時間維度上對自我連續性的感知，進而作用于金融冒險行為。 1.2傳承動機與未來自我連續性 在時間維度上，自我可以被建構為由不同時間點上的、相互重合交疊的自我構成的一個連續體，包括過去自我、現在自我和未來自我(Parfit，1971)。未來自我連續性是指個體對其現在自我與未來自我之間連續和穩定程度的認識(Urminsky，2017)。相對于那些低自我連續性的個體，高連續性感知的個體認為未來自我與當下自我之間的相似度更高，自我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的程度會更低(Urminsky，2017)。研究表明提升個體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的關鍵在于縮小未來我與當下我之間的心理距離，強化二者之間的聯結感。比如通過“年齡漸變術”可以讓個體感受到自我是如何隨著時間穩定的漸變，于是未來我與當下我之間的距離顯得不再遙遠(Hershfieldetal.，2011)。本文認為傳承動機會通過縮減未來我與當下我之間的心理距離來提升人們與未來自我之間的聯結感。 如前所言，傳承動機強調要將當下與自我有關的信念、價值觀等延伸至未來，以便自我在未來可繼續存在并產生持久性的影響(Wade-Benzoni，2019)。這意味著個體希望自我在時間維度上盡量地延長，這種希望會促使個體在當下就去考慮“我”在未來將會怎樣，未來的我會如何被評價與銘記，于是未來的那個“我”被納入當下的考慮范疇。由此未來的我因傳承動機的激活而變得更加的鮮活與生動，當下的我與未來的我之間的距離也變得不再遙遠，于是二者之間也更可能被感知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與穩定性。因此，啟動傳承動機會促使個體縮短“當下我”與“未來我”之間的心理距離，當下的我感知到“未來我”不再遙遠。除在概念上我們可基于邏輯推導傳承動機與自我連續性存在關聯外，已有的實證研究也有助于說明傳承動機可以降低當下自己與未來自己之間的心理距離，進而提升自我連續感。跨代際決策研究發現具有傳承動機的個體會更考慮為后代謀福利，比如愿意將更多的資源分配給后代，將更多的負擔(比如債務)留給自己(Wade-Benzoni，Sondak，&Galinsky，2010)；比如為給后代留下美好生存環境而從事更多的環保行為(Zavaletal.，2015)，等等。由于后代在廣義上也是未來自我的一種延伸形式(Hunter&Rowles，2015)，因此我們推斷傳承動機可以提升當下自己對未來自己的親近感，進而降低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 假設1：傳承動機會提升個體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感知。 1.3傳承動機、未來自我連續性與金融冒險行為 學者們普遍將風險定義為結果的變化范圍(Outcomevariance；Bernoulli，1738；Friedman&Savage，1948；Mishra，2014；Wang&Johnson，2012)，高風險意味著選項的結果變化范圍更大。具體到金融決策風險，它是指一項金融決策所導致的預期結果的變化范圍的大小。為何有的個體會規避風險，而有的會偏好風險？風險敏感性理論(Risk-sensitivitytheory)認為這取決于個體的需求情況，即當下狀態與期望目標之間的差距(Caraco，Martindale，&Whittam，1980；Mishra，2014；Mishra，Barclay，&Sparks，2017)。例如A選項的收益范圍是從1100元到1300元；B選項的收益范圍是從400元到2000元，二者的期望收益等同(皆為1200元)，但后者因變化范圍更大而顯得風險更高。假設個體的目標是最終擁有1萬元，如果他當下已有9000元，那么他更有可能選擇低風險的A選項；如果個體當下只有8000元，那么他更有可能選擇高風險的B選項。因此，風險敏感性理論認為個體在面對風險時首要目標是要規避那些會讓自己目標落空的選項，而不是必然追求收益最大化(Mishraetal.，2017)。 根據風險敏感性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風險決策是一個與自我的當下狀態和未來目標息息相關的一個決策。由于未來目標總是與未來的那個“我”相生相伴，所以結合自我的時間維度，風險決策就將取決于當下我的狀態與未來我的目標之間的差距程度。如果“未來我”的目標(希望有1萬元)與“當下我”的狀態(只有8000元)之間存有較大差距，那么個體就會偏好風險；反之，如果個體預期“未來我”的目標與“當下我”的狀態之間的差距不大(從9000元到1萬元)，那么個體就會規避風險。基于上面論述，我們提出個體感知到的未來自我連續性會影響個體的金融風險偏好。具體而言，(1)自我連續性意味著自我在時間維度上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確保未來自我與當下自我的各自狀態與需求不會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結合風險敏感性理論，具有高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的個體會更偏好低風險的選項。(2)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高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的個體在為未來的那個我做選擇時會跟當下這個我的選擇保持一致，規避變化(比如選擇同樣口味的食物；Yang&Urminsky，2015)。因此根據風險本身的定義(結果的變化范圍)，高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的個體更有可能偏好低風險的選項。(3)從現有一些研究中我們還可以間接推斷未來自我連續性會降低個體的風險偏好，比如有研究表明高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的個體更愿意進行儲蓄養老(Joshi&Fast，2013)，更節儉(Bartels&Urminsky，2015)等，這些行為都暗含著為了降低未來自我的財務風險而實施的一種風險規避行為。總結之，結合假設1提出的傳承動機提升個體的未來自我連續性，我們有如下假設。 假設2：傳承動機會通過提升自我連續性感知進而降低個體金融冒險行為。 1.4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 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SES)通常指的是人們在社會階層中相對于他人的經濟和社會位置(Bobo&Zubrinsky，1996)。一般而言，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擁有更多的財務資源、更高的心理掌控感和更積極的未來預期(Yoon&Kim，2017)。本文推測社會經濟地位會調節傳承動機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影響。 如前所言，傳承動機在時間維度上通過將未來自我納入當下考慮范疇，從而提升未來自我連續性。此效應的發生實際上暗含著一個前提，即人們對當下自我持有積極正面態度，如此才可能愿意將當下自我延伸到未來。試想，如果自我對當下自己的狀態是消極否定的，那么個體更有可能會期望自己能夠改變當下狀態，而非將負面的當下自我延伸至未來。比如Yang和Urminsky(2015)就發現悲觀/樂觀狀態下的個體會因為當下自己的消極/積極狀態而傾向于降低/提升與未來自我的聯結。與本文相關的是，社會經濟地位就是影響個體對當下自我滿意度的一個重要變量。高社會經濟地位者由于掌握更多的資源，具有更強的掌控感，因此對當下自我持有積極正面態度，會傾向于在未來繼續維持當下的高社會經濟地位(Joshi&Fast，2013)。于是提升此類群體的傳承動機，他們會愿意繼續將當下積極自我延伸到未來，進而獲得高的未來自我連續性。反之，低社會經濟地位者往往缺乏資源與控制感，并且時常遭遇自我威脅，此類群體尋求的是在未來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因此他們并不期望將當下消極自我延伸至未來(Joshi&Fast，2013)。我們可以推斷即使啟動低社會經濟地位者的傳承動機，他們也無意愿將當下自我與未來自我建立聯結。結合前文的假設1和2，本文有如下假設： 假設3：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會強化傳承動機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作用，進而影響金融冒險行為。 文章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實驗1考察傳承動機提升個體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感知。實驗2a考察傳承動機對個體金融冒險行為的主效應，實驗2b完整考察了傳承動機通過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中介降低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實驗3考察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 圖1文章模型示意圖 2實驗1：傳承動機與未來自我連續性 實驗1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傳承動機的啟動是否會提升個體對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我們之所以要首先去考察傳承動機是否影響個體的未來自我連續性，除了因為未來自我連續性在本研究中扮演著中介變量的角色之外，更為重要的考慮是未來自我連續性對個體行為有多方面的影響(Urminsky，2017)，這樣任何受到未來自我連續性影響的行為都可能受到傳承動機的影響，所以為其找到新的前置因素可為諸多的已有研究提供重要的啟示。基于以上考慮，本研究將首先確認傳承動機的啟動是否會影響個體對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 此外，本實驗還將考察傳承動機的啟動是否會影響個體的自我重要性感知，以便進一步排除傳承動機通過自我重要性的影響傳導至金融冒險行為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在啟動傳承動機過程中參與者要完成“自己如何被后人記住的思想任務”(下面有具體的關于啟動過程的介紹)，而個體通過思考自己可被后人銘記的點有可能會對自我的某個特征進行確認與肯定。比如參與者會表示希望自己正直善良的個性能夠傳承給未來的孩子，比如參與者希望自己能夠做出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業，等等。以往研究已經表明這種撰寫自己某個方面值得肯定與稱贊的過程可以稱之為“自我確認”(Selfaffirmation)，它會提升個體的自尊水平(Park，2007)，而自尊又會弱化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Duclos，Wan，&Jiang，2013)。 總之，研究傳承動機對自我連續性與自我重要性感知的影響，一方面提高了我們對傳承動機如何影響自我的認識，另外一方面也為傳承動機通過自我的哪個維度影響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提供了初步證據。 實驗采用單因素兩個水平(傳承動機組vs.控制組)的被試間設計，共有184名大學生參與實驗(其中男生78名，平均年齡21.05歲)。性別和年齡并未與傳承動機水平交互影響自我連續性感知，因此后續分析中不再涉及它們。 2.1實驗材料和流程 所有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傳承動機啟動的實驗組和對應的控制組，其中傳承動機的啟動方法參考Zaval等人(2015)以及Bang等人(2017)的做法，參與者將完成一個主題為“你希望后人會記住你的什么呢？”的文字撰寫任務。為幫助參與者完成該任務，我們要求參與者思考“你會通過什么方式對后世的人產生積極的影響？”，“你會傳承給后人哪些知識/技能/品格，又或者你希望做哪些事會被后人銘記？”。參與者需要花費2至3分鐘的時間去完成該撰寫任務。控制組的參與者則撰寫一段主題為“你覺得未來30年后人們會過上怎樣的生活？”的內容，他們需要花費2至3分鐘的時間去思考未來30年后人們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有哪些不同，他們會掌握哪些知識或技能，他們的性格和處事方式又是怎樣的。兩組要撰寫的時間與字數保持一致。 為驗證上述操縱在中國情境的有效性，我們招募了與主實驗群體一致的91名大學生(其中男生24名，平均年齡20.10歲)來進行操縱有效性的檢驗工作，他們首先根據自己被隨機分配到的組別來完成上述不同的文字撰寫任務，緊接著回答下面5道用來測量個體傳承動機水平高低的測項(Zavaletal.，2015)，分別是“我希望在我死后，我將被后人長久的銘記”，“對我而言，給世人留下好的印象是重要的”，“對我而言，給社會留下正面的影響是重要的”，“我覺得我對后人負有責任”和“每個人都需要為子孫后代考慮”(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α=0.71)。我們首先取上述5個測項的均值作為傳承動機水平高低的指標(本文中所有多測項的變量均取其均值作為指標)，統計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傳承動機水平(M=5.33，SD=0.88)顯著高于控制組的傳承動機水平(M=4.95，SD=0.79)，F(1，89)=4.57，p=0.035，Cohen'sd=0.45。該結果表明本文采用的實驗材料可以成功地激發個體的傳承動機。 主實驗中的參與者完成傳承動機的啟動任務后，為節省參與者精力，我們用簡化后的操縱檢驗測項來檢測傳承動機操縱的成功性(分別是“我希望在我死后，我將被后人長久的銘記”，“對我而言，給社會留下正面的影響是重要的”和“我覺得我對后人負有責任”；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α=0.68)。緊接著他們回答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感知，該構念的測量直接借用文獻中的經典測量方法(e.g.，Bartels&Urminsky，2015；Hershfieldetal.，2011)，即告知參與者下面有兩個圓圈，一個代表現在的你，另一個代表十年后的你，兩個圓圈重合的部分越多表示“現在的你”和“未來的你”之間的聯系越緊密。共有7對重合度不同的圓圈供選擇，數值越大表示個體越具有高的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之后，參與者繼續回答包含5個測項的自我重要性感知量表(如“我感覺自己是個重要的人”，“我覺得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以及“我覺得我的存在對于我朋友和家人來說很重要”等；Kim，Wadhwa，&Chattopadhyay，2019；α=0.85)。最后，參與者報告自己的基本人口統計信息(年齡和性別)。 2.2統計分析 2.2.1操縱檢驗 操縱檢驗分析顯示實驗組的傳承動機水平(M=5.30，SD=0.87)顯著高于控制組的傳承動機水平(M=4.99，SD=1.20)，F(1，182)=3.91，p=0.05，Cohen'sd=0.30，這說明我們的啟動是成功的。 2.2.2主要結果 以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為因變量，方差分析發現在傳承動機啟動情況下個體感知到更高水平的未來自我連續性(Mlegacy=4.25，SD=1.50；Mcontrol=3.81，SD=1.44)，F(1，182)=4.08，p=0.045，Cohen'sd=0.30)。該結果支持了假設1。與此同時，以自我重要性為因變量，結果發現傳承動機的啟動與否并不影響個體的自我重要性感知(Mlegacy=5.30，SD=0.91，Mcontrol=5.32，SD=1.09；F(1，182)＜1，p=0.91)，換言之，傳承動機并不會提升個體對自我重要性的感知。 2.3討論 實驗1初步表明傳承動機會提升個體當下自我與未來自我的聯結性，但它并不影響個體對自我重要性的判斷。由此可見傳承動機對自我的影響只局限于自我的某個細分維度(如自我連續性)，而非籠統地提升了整體自尊水平。由于現有文獻尚未討論過傳承動機對自我連續性的影響和自我重要性的影響，因此該發現一方面為未來的傳承動機研究提供了啟示，另一方面也為自我連續性的已有研究提供了啟發，即以往任何有可能受到自我連續性影響的行為都有可能受到傳承動機的影響。 在接下來的實驗中，實驗2a將首先確認傳承動機是否影響個體的金融風險偏好，實驗2b將研究上述效應的中介機制，實驗3將進一步考察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對上述效應的調節。 3實驗2a：傳承動機與金融風險決策 實驗2a的主要目的是驗證傳承動機的啟動會弱化個體的風險傾向。與此同時，本文還將考察傳承動機的啟動是否會伴隨著個體情緒狀態的改變以及印象管理動機的生成。這是因為個體在生成傳承動機的過程中(如思考自己有何可被后人銘記)，有可能對自己產生諸如自豪、希望等積極情緒，也有可能產生如羞愧等負面情緒。此外，傳承動機涉及自我在未來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所以也可能促使個體產生印象管理的需要(如希望并維持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好印象)。考察傳承動機對個體情緒狀態與印象管理需要的影響將加深我們對傳承構念的認識和理解。 實驗采用單因素兩水平(傳承動機組vs.控制組)的被試間設計，我們通過問卷星平臺有償招募到261名成年人參與實驗，其中男性122名，平均年齡32.75歲。 3.1實驗流程與材料 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實驗組和控制組，實驗組的參與者首先完成如同實驗1一樣的文字撰寫任務，并在此基礎上繼續閱讀一段名為“期待不朽，被人銘記：中國人傳承心理調查報告”的虛擬材料，該報告圍繞傳承心理乃中國人普遍擁有的中心思想展開論述。參與者閱讀完該報告后需要(1)歸納該段文字的中心思想以及(2)描述該段文字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文字撰寫與閱讀報告的雙重方式可以強化個體傳承動機的啟動。控制組的參與者則回憶從昨天到現在自己都發生了什么事情，并寫下其中發生的主要事情。傳承動機啟動任務結束后，參與者完成同實驗1一樣的3道操縱檢驗題項(α=0.55)。隨后參與者閱讀一段有關金錢收入風險偏好的文字說明(Kupor，Liu，&Amir，2017；Study1D)： “試想下，你目前所在的單位給予你的工資待遇相對較低，但勝在工作非常安穩且有保障。假如你現在有機會以較高薪水獲聘某初創企業，該新工作很有可能讓你有更高收入，但工作保障性也較低。你是會繼續留在保障性更高的現有工作崗位上，還是選擇有可能收入更高但風險也更高的新職業？” 參與者需要在7點量表上回答其偏好，其中數值“1”表示繼續待在現有工作崗位，數值“7”表示冒一定風險選擇新崗位，數值越大表示越偏好風險。之后，參與者繼續完成關于自尊，情緒與印象管理的測量。其中自尊的測項是“此刻你的自我感覺如何”和“此刻你的自我評價有多高”(1=非常差/低，7=非常好/高；Duclosetal.，2013；r=0.71)。情緒測項包括3個正面情緒(開心，自豪和希望；1=幾乎沒有，5=非常多；α=0.83)和3個負面情緒(憂慮，悲傷和羞愧；1=幾乎沒有，5=非常多；α=0.77)。印象管理的測項是“我很在意我是否給別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和“我會盡力維持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White&Peloza，2009；r=0.65)。最后，參與者報告自己的基本人口統計信息(年齡和性別)。 3.2統計分析 3.2.1操縱檢驗 操縱檢驗的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參與者產生了更高程度的傳承動機水平(Mlegacy=5.82，SD=0.81，Mcontrol=5.44，SD=0.89)，F(1，259)=12.84，p＜0.001，Cohen'sd=0.45，這說明我們對傳承動機的啟動是成功的。 3.2.2主要結果 以工作選擇為因變量，結果顯示傳承動機弱化了個體選擇具有高收益但風險也更高的新工作的可能性(Mlegacy=4.22，SD=1.84，Mcontrol=4.66，SD=1.72)，F(1，259)=4.09，p=0.044，Cohen'sd=0.25。此外，傳承動機啟動與否并不影響個體的自尊水平(Mlegacy=5.03，SD=1.08，Mcontrol=4.83，SD=1.12；F(1，259)=2.19，p=0.14)、正面情緒(Mlegacy=3.32，SD=0.90，Mcontrol=3.14，SD=0.93；F(1，259)=2.66，p=0.10)、負面情緒(Mlegacy=1.87，SD=0.85，Mcontrol=1.81，SD=0.72；F(1，259)＜1，p=0.52)以及個體印象管理動機的程度(Mlegacy=5.48，SD=1.06，Mcontrol=5.47，SD=1.21；F(1，259)＜1，p=0.93)。更為重要的是，在控制住上述變量的影響后，傳承動機依然可以顯著地影響個體對低風險工作的偏好，F(1，255)=5.38，p=0.021，η[2]=0.021。 3.3討論 實驗2a參考以往研究，以工作選擇情境作為金融風險偏好的測量方式，實證結果表明啟動傳承動機將弱化個體從事金融冒險行為的可能性。本文在現有研究中首次發現傳承動機水平與個體風險偏好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此外，本文采用類似于實驗1，但不盡相同的方式測量個體的自尊水平，再次發現傳承動機并不會影響個體的自尊水平，這也進一步驗證了傳承動機對個體的整體自我評價不存在顯著性的影響。最后，文章還發現傳承動機對個體的情緒水平以及印象管理需要也不存在顯著的影響。 4實驗2b：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中介 實驗2b的主要目的是驗證傳承動機的啟動會弱化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以及未來自我連續性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中介變量的角色。與此同時，本實驗還將排除可能的替代性解釋，比如未來導向的作用，因為已有研究發現個體的未來導向與冒險行為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Robbins&Bryan，2004)。之所以考慮未來導向的競爭性解釋，是因為傳承動機的啟動會促使個體思考自己的未來，進而產生未來導向。不同于實驗1中通過讓控制組的參與者同樣思考未來生活場景來實現兩組在未來導向上的平衡，本實驗中我們將直接測量參與者感知到的未來導向程度，從而在實證層面排除該替代性解釋。 實驗采用單因素兩水平(傳承動機組vs.控制組)的被試間設計，共有110名大學生參與實驗(其中男生42名，平均年齡20.96歲)。 4.1實驗流程與材料 參與者首先完成同實驗1一樣的傳承動機啟動任務，之后是同樣的操縱檢驗測量(α=0.78)。在這之后參與者分別完成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測量和未來導向測量，其中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測項同實驗1，未來導向的測量由3個測項構成，分別是“我有長期的規劃”，“我為未來的成功而努力工作”和“我愿意為了未來的成功放棄當下的享樂”(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Bearden，Money，&Nevins，2006；α=0.63)。最后，參與者完成經典的金融冒險行為測量(e.g.，Duclosetal.，2013；Kuporetal.，2017)，即他們要想象自己作為一個投資經理人參與一項投資行為。具體而言，他們將閱讀到下面一段文字： “假設你是一家公司的投資經理人，專門為公司購買理財產品。現有三種期限均為一年的理財產品A、B和C可供選擇，您想購買其中的一種。它們的收益與風險情況如下： 根據歷史數據，產品A有50％概率獲得30％的收益率，但是也有50％概率虧損24％； 根據歷史數據，產品B有50％概率獲得16％的收益率，但是也有50％概率虧損10％； 根據歷史數據，產品C是無風險產品，有100％的概率獲得3％的收益率。” 參與者要確定其個人的最終選擇是什么。值得說明的是，上述三個選項雖然在投資風險上存在差異(A的風險最高，C的風險最小)，但三者的期望收益率是相同的(皆為3％)。 4.2統計分析 4.2.1操縱檢驗 操縱檢驗的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參與者產生了更高的傳承動機水平(Mlegacy=5.44，SD=0.86，Mcontrol=4.97，SD=1.29)，F(1，108)=4.58，p=0.035，Cohen'sd=0.43，這說明我們對傳承動機的啟動是成功的。 4.2.2主要結果 我們首先視個體的產品選擇為分類變量，卡方檢驗的結果表明傳承動機顯著影響個體的金融產品選擇，χ[2](2)=9.46，p=0.009。具體而言，傳承動機促使個體選擇無風險產品C的概率從控制組中的17.2％顯著性提升到43.5％，而選擇產品B和A的概率分別從62.5％和20％下降到28.1％和17.4％。上述結果支持了傳承動機弱化個體金融冒險行為的假設。另外，由于上述三個產品的風險程度呈遞減趨勢，因此為了更直觀地體現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我們將產品A、B和C分別賦值為數值1、2和3，數值越大表明個人越厭惡風險。結果顯示傳承動機組的個體選擇低風險選項的可能性顯著高于控制組的個體(Mlegacy=2.26，SD=0.74，Mcontrol=1.97，SD=0.62)，F(1，108)=5.05，p=0.027，Cohen'sd=0.42。 進一步，為了直接驗證假設2中提及的未來自我連續性中介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本文首先以自我連續性為結果變量，發現如實驗1一樣，傳承動機的啟動提升了個體的自我連續性感知(Mlegacy=4.48，SD=1.53，Mcontrol=3.44，SD=1.33)，F(1，108)=14.41，p＜0.001，Cohen'sd=0.73。其次，我們以傳承動機水平為自變量，個體的理財產品選擇為連續型數值的因變量，以未來自我連續性為中介變量，參照Hayes(2018，Model4)中介效應分析模型，樣本量選擇為5000，在95％置信區間下使用Bootstrapping法來檢驗自我連續性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在加入自我連續性感知后傳承動機對理財產品選擇行為的影響變得不顯著(β=0.17，SE=0.13，p=0.21，95％CI=-0.10～0.44)，自我連續性感知完全中介了傳承動機水平對個體理財產品選擇的影響(β=0.12，SE=0.06，95％CI=0.03～0.26)。而且，即使控制住未來導向，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β=0.11，SE=0.057，95％CI=0.03～0.26)。 為排除未來導向的替代性解釋，我們首先考察傳承動機對未來導向的影響，結果顯示傳承動機并不影響個體未來導向感知的差異(Mlegacy=5.17，SD=0.87，Mcontrol=5.06，SD=0.99)，F(1，108)＜1，p=0.54。其次，將未來自我連續性替換為未來導向進行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未來導向無法中介傳承動機對個體金融冒險行為的作用(β=-0.0062，SE=0.02，95％CI=-0.08～0.01)。 4.3討論 實驗2b采用新的情境再次驗證了傳承動機會弱化個體的風險偏好水平，并且個體對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會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與此同時，本實驗還排除了未來導向在上述傳承效應中的潛在中介作用。 5實驗3：社會經濟地位對傳承效應的調節 實驗3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在傳承動機通過自我連續性影響個體金融冒險行為的過程中社會經濟地位將扮演什么角色的問題。如前所述，我們推測只有當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處于相對較高水平時，傳承動機才可能通過自我連續性影響金融冒險行為。反之，如果個體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低，那么即使啟動他們的傳承動機也無法提升其自我連續性感知，進而影響其金融冒險行為。為此，本實驗采用2(傳承動機：實驗組vs.控制組)×2(社會經濟地位：低vs.高)的被試間設計，其中傳承動機的啟動方法同實驗1，社會經濟地位用量表測量獲得。共有149名大學生參與本實驗，其中男生59名，平均年齡20.72歲。 5.1實驗流程與材料 實驗流程同實驗2b，即參與者首先完成傳承動機啟動任務，緊接著是作答同樣的操縱檢驗測量(α=0.82)，以及類似實驗2b的金融投資決策。在主要的因變量測量后，參與者完成未來自我連續性，個體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人口統計特征的測量。與實驗2b不同的是，本實驗先測結果變量，再測中介變量，如此對調順序進一步保證了研究在因果推斷上的科學性。 實驗中的參與者要想象為自己購買理財產品，并有三種產品可供選擇(完全同實驗2b的描述)。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測量同實驗1和2b，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采用10級量表形式的麥克阿瑟梯子測量法(Goodmanetal.，2001；黃婷婷，劉莉倩，王大華，張文海，2016)。參與者被告知一個有著10級階梯的梯子反映了中國社會階層情況，在梯子頂端是最富有的階層，擁有最多的錢、接受最好的教育和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梯子的底部是最貧窮的階層，只有最少的錢，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工作或者工作不受人尊敬。參與者根據自己家庭情況選擇梯子上的相應位置來代表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社會階層，數值越大(從1到10)表示階層越高。 5.2統計分析 5.2.1操縱檢驗 操縱檢驗顯示實驗組的傳承動機水平顯著高于控制組(Mlegacy=5.55，SD=1.03，Mcontrol=4.46，SD=1.46)，F(1，147)=26.52，p＜0.001，Cohen'sd=0.86。在此基礎上，傳承動機水平并不會受實驗啟動和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影響(β=0.09，SE=0.12，p=0.47，95％CI=-0.15～0.32)。該結果表明我們對傳承動機的操縱是成功的。 5.2.2主要結果 同實驗2b，我們首先視個體的產品選擇為分類變量，卡方檢驗的結果表明傳承動機顯著影響個體的金融產品選擇，χ[2](2)=12.25，p=0.002。具體而言，傳承動機促使個體選擇無風險產品C的概率從控制組中的28.75％顯著提升到56.5％，而選擇產品B和A的概率分別從55％和16.25％下降到30.43％和13.04％。上述結果支持了傳承動機弱化個體金融冒險行為的假設。另外，由于上述三個理財產品的風險程度呈現遞減的趨勢，因此為了更直觀體現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我們將選擇產品A、B和C分別賦值為數值1、2和3，數值越大表明個人越厭惡風險。方差分析顯示傳承動機啟動后實驗組的個體選擇低風險產品的可能性顯著高于控制組的個體(Mlegacy=2.43，SD=0.72，Mcontrol=2.13，SD=0.66)，F(1，147)=7.50，p=0.007，Cohen'sd=0.43。該結果再次表明傳承動機促使個體在財務投資中尋求保守行為。同實驗2一樣，我們再次以自我連續性為中介變量，參照Hayes(2018，Model4)中介效應分析模型，樣本量選擇為5000，在95％置信區間下使用Bootstrapping法來檢驗自我連續性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在加入自我連續性后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變得不顯著(β=0.20，SE=0.12，p=0.08，95％CI=-0.03～0.44)，而自我連續性感知完全中介了傳承動機對個體金融冒險行為的影響(β=0.11，SE=0.05，95％CI=0.02～0.23)。這些結果與實驗2的結果完全一致，并再次支持了假設2。 為驗證假設3中涉及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我們首先利用Johnson-Neyman法來考察傳承動機對自我連續性的效應在不同水平的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顯著性(Spiller，Fitzsimons，Lynch，&McClelland，2013)。結果發現傳承動機與社會經濟地位交互影響個體對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β=0.42，SE=0.13，p=0.002，95％CI=0.16～0.68)，進一步，當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得分高于4.26時，傳承動機對自我連續性的正向影響顯著，當該得分低于4.26時，傳承動機對自我連續性的正向影響將消失。 圖2社會經濟地位對傳承動機通過自我連續性影響金融冒險行為的調節作用示意圖 注：*p＜0.05，**p＜0.01。 最后，為對本文涉及的完整模型進行全面分析(見圖2)，參照Hayes(2018，Model7)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模型，樣本量選擇為5000，在95％置信區間下使用Bootstrapping法來檢驗個體社會經濟地位是否會對假設2中的中介過程起到調節作用。結果與假設3相一致，首先是當個體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時(得分在社會經濟地位均值的1倍標準差以上)，傳承動機將降低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且自我連續性起到中介作用(β=0.19，SE=0.08，95％CI=0.05～0.37)；但當個體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時(得分在社會經濟地位均值的1倍標準差以下)，上述中介效應就不存在，即啟動個體的傳承動機并不會提升其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進而降低金融冒險行為(β=0.03，SE=0.05，95％CI=-0.04～0.15)。更進一步，模型總體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Moderatedmediation)是顯著的(β=0.05，SE=0.02，95％CI=0.01～0.10)，且在控制了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中介作用后，傳承動機對金融冒險行為的直接影響變得不顯著(β=0.20，SE=0.12，p=0.08，95％CI=-0.03～0.44)。 5.3討論 實驗3不但再次驗證傳承動機會促使個體在金融風險決策中偏向保守，并且自我連續性起到了中介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驗證了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對上述中介效應的調節，即上述中介效應只存在于那些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個體身上；而對于那些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低的個體而言，即使啟動傳承動機也無法提升他們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感知，進而也無法影響他們的金融冒險行為。相比于實驗2，實驗3通過探討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進一步闡明傳承動機會如何通過自我連續性來對金融冒險行為產生影響，因此該調節變量的引入以及符合理論預期的實證結果為本文提出的機制提供了更強有力的證據。 6研究結論與討論 6.1總的結論 本文通過4個實驗驗證了傳承動機通過未來自我連續性的作用影響個體的金融冒險行為，并且探討了社會經濟地位對上述效應的調節作用。實驗1發現傳承動機影響人們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感知，但它并不影響人們對自我的重要性評價。實驗2a發現傳承動機弱化個體選擇高收益但風險也高的工作的可能性，并且還發現傳承動機并不影響個體的自尊水平，情緒狀態以及印象管理。這些混淆因素的排除為我們更好地認識個體傳承動機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實驗2b完整地發現傳承動機通過提升個體的未來自我連續性進而弱化人們的金融冒險行為，并排除了未來導向的替代性解釋。實驗3除了進一步確認上述中介效應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發現社會經濟地位會調節傳承動機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影響，即只有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vs.較低)的個體會因傳承動機的激發而提升對其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 6.2理論貢獻 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本文推進了我們對傳承動機的理解。近乎所有的個體都會有傳承的需要(Hunter&Rowles，2005)，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抽象意義的不朽，從而消除因死亡恐懼而帶來的不適感，并回答我們“為何而存在”的問題(Burke，Martens，&Faucher，2010)。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個體動機，它對人類的心理與行為產生了各方面持久性的影響(e.g.，Wade-Benzoni&Tost，2009)。但現有傳承動機的心理效應研究主要集中于跨代際的資源分配(e.g.，Bangetal.，2017；Wade-Benzoni&Tost，2009；Wade-Benzonietal.，2012)以及組織情境等相關議題(Fox&Wade-Benzoni，2017)，例如，跨代際決策研究發現傳承動機促使個體分配更多的資源給未來他人，而非當下自己(e.g.，Wade-Benzoni&Tost，2009)；在組織情境中研究發現傳承動機是個體從事創業行為的重要原因(Fox&Wade-Benzoni，2017)，等等。與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將傳承動機的效應研究拓展至個體金融決策領域，發現在風險情境下，個體在傳承動機的作用下會偏好風險最小的選項。 存在主義觀代表學者Bauman(1992)認為一個成功的生命是能夠在離世后得到世人的長久銘記，并且生活得富有意義和價值。如果一個個體能夠得到組織和人類文明的共同認可，那么他可能是達成了一個人作為人類所能達到得最大成就。上述觀點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人類存在一種巨大的可能性，即把自我的部分表征傳承至后代，從而使得我們能夠消除因死亡恐懼帶來的不適感，實現某種形式的不朽。行文至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傳承的心理并不必然涉及死亡(焦慮)的概念，二者之間是獨立的存在。理論上，對死亡的焦慮恐懼僅僅是個體產生傳承動機的原因之一(Wade-Benzonietal.，2012)，后者還可以在多種與死亡無關的情境下被激發，比如即將離任的領導更會考慮如何行事才有可能在組織中留下自己的印記(Sligte，Nijstad，&DeDreu，2013)。實證上，我們有償招募202位成年人(男性81名，平均年齡31.02歲)分別回答已有的個體差異層面的傳承動機傾向量表與死亡焦慮傾向量表，預期通過因子分析從實證層面驗證傳承動機與死亡焦慮分屬兩個不同的構念。8個測項的傳承動機傾向量表來自現有研究(Zavaletal.，2015)，如“我希望在我死后，我將被后人長久的銘記”，“我在乎后人想起我時會怎么想”等(α=0.89)；6個測項的死亡焦慮傾向量表同樣來自現有研究(Wittkowski，2001)，如“只要想到‘一旦我死了，那我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隨之消失’，我就害怕”，“想到有朝一日我終會死去，就覺得不安。”等(α=0.97)。探索性因子分析顯示共獲得兩個因子，旋轉后的總方差解釋率達到72.31％，且每一個測項都分別歸屬于它們各自應該歸屬的因子上。兩因子結構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同樣表明了傳承動機與死亡焦慮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構念(χ[2]/df=2.44，CFI=0.95，NFI=0.93，NNFI=0.95，RMSEA=0.084)。 第二，本文發現傳承動機提升了個體對未來自我的連續性感知，該發現對傳承動機與未來自我連續性研究都有重要的啟示。一方面，以往的傳承研究主要是發現它會提升對未來他人(如子孫后代)的關注(e.g.，Wade-Benzoni&Tost，2009；Wade-Benzonietal.，2012；Zavaletal.，2015)，例如在跨代際決策研究中發現傳承動機會促使個體分配更多的資源給未來他人，而非當下自己(Wade-Benzoni&Tost，2009)。本文的獨特之處是發現它同樣會對個體的自我概念產生影響，如從自我在時間維度上的穩定性出發，文章發現傳承動機可以提升個體的自我連續性感知，這啟示我們未來可以更多地關注該動機對自我概念中其他維度的影響(McConnell&Strain，2007)。 另外一方面，本文的發現為未來自我連續性找到新的影響因素。到目前為止，我們對什么因素會影響個體的未來自我連續性所知甚少(Urminsky，2017)。就我們所知，已有的影響因素包括年齡(Rutt&Lckenhoff，2016)、對未來預期(Yang&Urminsky，2015)、描述未來所用的時間刻度(天vs.年；Lewis&Oyserman，2015)和權力(Joshi&Fast，2013)。本文則從自我和動機角度為這方面研究提供了洞見，即傳承動機可以提升個體的未來自我連續性感知。 自我連續性對個體的各種行為有重要影響，如消費(Bartels&Urminsky，2015)，儲蓄(Hershfieldetal.，2011)，學業表現(Adelmanetal.，2017)和健康/運動(Rutchick，Slepian，Reyes，Pleskus，&Hershfield，2018)，等等。本文發現未來自我連續性會弱化個體的風險偏好，這是因為高未來自我連續性提升了當下自我與未來自我之間的聯結，這種聯結會弱化當下自我狀態與未來自我的期望目標之間的差距，從而降低了個體偏好風險的可能性(根據風險敏感性理論推導而得)。我們認為未來值得進一步對未來自我連續性與風險偏好之間的關系進行更深入的考察，比如不同類型的風險的調節作用等。 本文還發現傳承動機對未來自我連續性的影響會受到個體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正常情況下，人們一般會對自己持有積極評價(Leary，1999)，甚至變為過度自信(J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