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漣漪效應”與“心理臺風眼效應”：不同程度COVID-19疫情地區民眾風險認知與焦慮的雙視角檢驗

/“漣漪效應”與“心理臺風眼效應”：不同程度COVID-19疫情地區民眾風險認知與焦慮的雙視角檢驗【摘要】在因防控COVID-19疫情武漢“封城”后的一個半月內，對全國34個省(區市)4833名民眾的風險認知與焦慮進行了當事人視角和旁觀者視角的調查研究。結果表明，(1)基于當事人視角時，不同程度疫情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和焦慮存在類似“漣漪效應”的趨勢，疫情嚴重地區大于其他地區；(2)基于旁觀者視角，民眾對武漢居民的焦慮和對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數量的評估存在“心理臺風眼效應”；(3)基于旁觀者視角，在風險認知上，低風險地區民眾對武漢居民的評估顯著低于高、中高及中風險地區的評估，部分支持“漣漪效應”；研究還發現了“邊緣帶效應”和“心理可控閾限”的存在。本研究一方面為“心理臺風眼效應”研究的“當事人與旁觀者”視角知覺差異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直接證據，另一方面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提供了有針對性的心理依據。【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風險認知；焦慮；心理臺風眼效應；漣漪效應；邊緣帶效應 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公布的信息，至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當日24時，全國累計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830例；一周后，至1月31日24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11791例；兩周后，至2月8日24時，全國累計確診33738例；第四周，至2月22日24時，全國累計確診51606例。目前仍還處于疫情期間，截至2020年3月10日24時，全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80778例。每日上升的累計確診病例數據牽動著每個中國人的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國民眾的心理狀態產生了巨大影響。本研究對武漢“封城”后一個半月內全國民眾的心理狀況進行了網絡調研，目的在于探討不同程度COVID-19疫情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riskperception)和焦慮反應的差異及規律，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提供相關的依據和參考。 1問題提出 1.1風險認知的漣漪效應 風險認知指公眾傾向于依賴個人主觀直覺判斷來對情境中各種危險事物的風險進行認知評估(Slovic，1987；謝曉非，1995)，在人類的自我保護和社會行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Cho&Lee，2006)。在決策領域，風險認知包括決策者對情境中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不確定性、結果可控性等概率評估及對相應評估的信心度(Erdem&Swait，2004；Forsythe&Shi，2003；Sitkin&Pablo，1992；謝曉非，徐聯倉，2000)。在社會科學領域，風險認知被界定為人們對危險和收益的信念、態度、判斷和情緒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和社會傾向(Pidgeonetal.，1992；伍麟，張璇，2012)。 近年來，給人們的生命安全和經濟財產帶來極大威脅的地震、SARS、核泄漏等突發性重大災難中相關民眾的風險認知問題受到心理學研究者的關注(Otway&Winterfeldt，1982；Slovic，2000；梁哲等，2008；李紓等，2009；時勘等，2003；謝佳秋，謝曉非，甘怡群，2011；謝曉非，林靖，2012)。一些研究表明，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身處不同地區民眾的心理狀態可能呈現出“漣漪效應”(RippleEffect)(Kaspersonetal.，1988；Slovic，1987；謝曉非，林靖，2012)，即越靠近危機事件中心區域，人們對事件的風險認知和負性情緒越高。“漣漪”是風險社會放大框架下描繪風險事件影響的一種形象比喻(Kaspersonetal.，1988)，如一塊石頭投入平靜的湖水中，被砸中的那一點波動最大，外圍水域的波動程度隨著與中心點距離的增加而降低；投入水中的石頭質量越大，形成的水波就越深，波及范圍也越廣(謝曉非，徐聯倉，1996)。Slovic(1987)對作為風險事件信號的漣漪中心的石頭進行了闡釋，認為風險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方式和性質以及公眾獲取、知覺和解釋信息的方式都會影響漣漪的深度與廣度(謝曉非，謝冬梅，鄭蕊，張利沙，2003)。 不同學科領域關于風險認知的研究表明，距離災害地點越近的公眾，對事件的風險認知水平越高(Burns&Slovic，2012)，也為“漣漪效應”提供了證據。例如，在地震災難中，研究者對5-12汶川地震發生后1～2個月重災區和非重災區民眾風險感知對比的研究結果顯示，處于地震帶上的重災區民眾在風險認知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和應對行為上都顯著高于非重災區民眾(李華強等，2008)。同樣，研究者選擇互聯網搜索引擎為數據源，以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和雅安地震為案例對象對地震發生后公眾風險感知的演化特點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突發性災害事件發生后，受災害事件直接影響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迅速達到高位，之后逐漸向非受災地區擴散(王煉，賈建民，2014)。 1.2心理臺風眼效應 除“漣漪效應”外，心理學家還借用氣象學的“臺風眼”現象來對災難所引起的心理反應進行形象描述，提出了“心理臺風眼效應”(PsychologicalTyphoonEyeEffect)。臺風外圍空氣旋轉劇烈，而處于中心的風力流動反而相對微弱。與之類似，與災難事件的時間距離越近，民眾的焦慮情緒水平反而更低；與災難事件地點距離越近，民眾心理也越平靜(Lindell&Earle，1983；Maderthaner，Guttmann，Swaton，&Otway，1978；梁哲等，2008；李紓等，2009；謝曉非，林靖，2012)。 當前研究者主要通過4種理論觀點來解釋災難時的“心理臺風眼效應”。第一是認知失調理論的觀點，因為處于重災區的居民與“居住地是不安全”的風險認知之間存在沖突，通過降低風險認知來平衡難以改變的處于重災區的客觀事實；第二是簡單暴露效應(mereexposureeffect)，相對非災區或輕災區居民而言，重災區居民因長期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中而對該環境逐漸適應和習慣化，從而影響到對自身風險水平的判斷；第三是個體經驗說，重災區居民和輕度及非災區居民具有不同的知識經驗，輕度及非災區居民主要通過媒體來獲取災難相關信息，而重災區居民則是直接對災難事件進行經驗和體驗，這種直接經驗會導致相對更加客觀的風險認知，正如謝曉非、鄭蕊、謝冬梅和王惠(2005)所發現的“風險源中心緩沖效應”，這種客觀感受能矯正信息模糊造成的心理恐慌；第四是“漣漪效應”的社會放大框架理論，風險事件經過媒體或其他非正式途徑傳播后會產生“放大”效應，處于重災區的民眾因自身直接經驗能夠對這些“放大”信息加以自動矯正(謝曉非，林靖，2012；許明星等，2020)。 目前，“心理臺風眼效應”分別得到了不同領域研究的支持。首先，在鄰避型設施和事件領域，諸如核電站、化工廠、垃圾焚燒廠等因具有潛在危險性而被稱為鄰避設施(李文姣，2016)，研究者發現，相比遠距離地區，距離核電站、核反應堆和核設施等不同鄰避設施越近地區的居民憂慮越低、風險認知越低，安全評價越高(Guedeney&Mendel，1973；Maderthaneretal.，1978；Melber，Nealey，Hammersla，&Rankin，1977)。Lima(2004)的一項對距離垃圾焚化場遠/近的民眾心理健康水平的縱向研究發現，垃圾焚化場投入使用初期，最臨近地區居民的風險認知最高；但隨著時間推移，距離垃圾焚化場越近地區居民的風險認知反而最低。其次，在地震突發災難的研究領域，李紓等人(2009)在汶川地震后1個月左右時間段讓被試估計不同災情程度居民對恢復災前生活水平所需時間和每戶受災家庭所需資金數量，結果發現非災區居民比災區居民所估計的“所需時間”更長、“所需資金”更多；即非災區居民對災情嚴重程度的擔憂高于災區居民，表明汶川大地震產生了“心理臺風眼效應”。最后，對“非典”疫情的研究也發現，相比非疫區居民，疫區居民的焦慮水平更低(謝曉非等，2003，2005)；除了空間距離外，時勘等人(2003)的研究也發現，相比“非典”低峰時段，高峰時段民眾的風險認知和心理緊張度更低。 1.3“心理臺風眼效應”的當事人與旁觀者視角差異 進一步對以往不同類型突發事件的“心理臺風眼效應”相關研究按照時間進行歸類梳理(表1)，聚焦到風險認知和焦慮這兩個主要心理變量可以發現：從風險認知方面來看，Maderthaner等人(1978)研究表明在距離核電站1.4km居民的風險認知顯著高于0.5km和10km處的居民，部分支持了“心理臺風眼效應”；而時勘等人(2003)對SARS的研究和Zheng等人(2015)對鄰避設施的研究結果，均檢驗了風險認知“心理臺風眼效應”的存在；從民眾的焦慮水平來看，一些核電站、SARS的關聯研究表明民眾焦慮存在“心理臺風眼效應”(Guedeney&Mandel，1973；Xie，Stone，Zheng，&Zhang，2011；謝曉非等，2005)，然而，也有研究結果不支持或發現了與“心理臺風眼效應”相反的現象(Okeke&Armour，2000；謝佳秋等，2011)。對這些不一致的研究結果進行分析，發現主要原因之一是存在當事人和旁觀者評價視角的差異。 以往“心理臺風眼效應”研究中的評價視角，主要分為當事人視角——被試對處于風險事件中自我心理與行為狀況的評估(e.g.，Okeke&Armour，2000)和旁觀者視角——被試對處于風險事件中心區域民眾的心理與行為的推斷評估(如李紓等，2009；時勘等，2003；許明星等，2020)兩類。當采取旁觀者視角評估疫情嚴重地區的民眾感受時，大部分研究結果支持了“心理臺風眼效應”(時勘等，2003；李紓等，2009；Lietal.，2009，2010；許明星等，2020)。而當采取自我感受視角時，以往研究結果并不統一，有的驗證了“心理臺風眼效應”(Guedeney&Mandel，1973；Xieetal.，2011；Zhengetal.，2015；謝曉非等，2005)，有的則與“心理臺風眼效應”不一致(Maderthaneretal.，1978；Okeke&Armour，2000)。以往研究大多在不同類型的災難風險事件中分別進行了當事人或旁觀者視角的單一檢驗，而同一突發疫情事件中基于當事人與旁觀者的不同視角是會表現出“漣漪效應”還是“心理臺風眼效應”呢？目前尚未有研究進行探討，本研究將重點對此進行同時考察。 一方面，基于當事人視角時，從自我保護適應的角度，不同災難程度地區民眾的健康威脅卷入程度不同。與輕度受災區和非災區的居民相比，身為當事人的重災區居民具有更真實的直接經歷感受和更嚴重的潛在生命威脅，這種高威脅感受會使當事人對疫情相關信息更關注，在信息可得性和加工深度上更為強烈(Jones&Nisbett，1972；謝佳秋等，2011)，因此，基于當事人視角時，相比非災區民眾，災區民眾在高威脅卷入程度時具有更高的風險認知，可能表現出“漣漪效應”。另一方面，基于旁觀者視角時，根據信息經驗可得性的角度，民眾具有不同的知識經驗和體驗，以往研究表明對于災區居民來說，關于地震的直接經驗有助于矯正模糊信息導致的過度擔憂和恐慌心理(Wiegman，Guttelingdy，&Boer，1991)，使得這部分處于“臺風眼”的民眾反而有較低水平的風險認知，進而可能表現出心理臺風眼效應。 以往研究表明，當事人和旁觀者視角差異會對心理臺風眼效應產生重要的影響(謝佳秋等，2011)。新近，許明星等人(2020)指出“心理臺風眼效應”側重對災區居民視角的評估，即遠離風險源中心的人在評估或預測風險源中心民眾的安全擔憂時所出現的偏差；若側重民眾自身視角，即民眾對“一般的、身邊的疫情”的評估與預測則很可能出現“漣漪效應”。因此，本研究在此假設，基于當事人視角時，不同疫情嚴重程度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更傾向于“漣漪效應”；而基于旁觀者視角時，民眾的風險認知則表現出“心理臺風眼效應”。 1.4COVID-19疫情特點和民眾離重災區距離對風險認知與焦慮的影響 此次新型肺炎具有與地震等災難性危機事件共同的特點如突發性、緊急性、不確定性、社會影響廣泛性和持續性(薛瀾，鐘開斌，2005；謝佳秋等，2011)，但與“地震”“核電站事故”“垃圾焚化場”的社會后果不同，新型肺炎表現出“明顯人傳人”和“潛伏期長”的流行特點，具有更高的未知性和不可控性，給民眾的生命健康構成了現實的重大威脅。COVID-19疫情雖然和SARS都是傳染性疾病，但因為前期診斷困難、信息不充分和應對不夠及時，加上中國春節假期人口大流動的背景，導致此次COVID-19疫情在初期被感染的人數量大，傳播快，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均比SARS高。隨著疫情的演化，民眾被嚴格隔離、醫護人員群體感染、全國援助武漢和湖北、“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治療藥物”等信息，使得本次新冠疫情的風險不斷強化和提升。因此，本次疫情必然會帶給人們更為強烈的焦慮害怕等情緒反應(Zuoetal.，2020)。同時，以往關于突發事件風險認知的研究大多在災難發生后和結束后進行(Lietal.，2009，2010；Xieetal.，2011；李紓等，2009；謝曉非等，2005；謝佳秋等，2011)，而當前正處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國各地的民眾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疫情的現實威脅，不同地區的疫情嚴重程度，以及數據收集期間的發展趨勢截然不同，那么處于不同疫情嚴重程度地區的民眾的風險認知和焦慮情緒會表現出怎樣的規律呢？特別是當基于當事人和旁觀者兩種視角時，會表現出“漣漪效應”還是“心理臺風眼效應”呢？本研究將聚焦于此問題進行考察。 此外，以往對不同類型災難事件的災區相對距離劃分存在不同的形式。概括而言，對鄰避設施關聯風險諸如核電站、垃圾掩埋場等的研究主要采取離風險源的客觀空間距離進行考察(Guedeney&Mendel，1973；Maderthaneretal.，1978)；對地震關聯風險，如汶川地震中謝佳秋等人(2011)采取離震中78km、500km和1500km以上的空間距離作為劃分標準；李紓等(2009)采用一般受災區、重災區和極重災區以及非災區來劃分，同時考察了當直接受災人不是自己，受災人與被試的親屬關系距離也作為主觀劃分標準；對疾病疫情關聯風險諸如SARS、COVID-19等分別采用不同的方式劃分，如在SARS中采用疫區隔離區(北京)、疫區非隔離區(北京)和非疫區(重慶)進行區域比較(謝曉非等，2003)；在許明星等(2020)對COVID-19的新近研究中分別采用受測者所在地離武漢市的客觀物理距離(km)的對數值、受測者自我評定的離武漢市的主觀心理距離和受測者居住地的風險級別來界定“距離”；在一項針對本次疫情期間復工成年人的研究中，考察了受測者所在地與武漢市的客觀物理距離(km)對其心理狀態的影響，結果發現隨著距離的增大，受測者出現崩潰(burnout)的傾向呈現倒U型(Zhang，Huang，&Wei，2020)。可見，當前關于災區距離存在不同的劃分包括客觀空間物理距離、風險相對嚴重程度和主觀心理距離等。那么，分別基于當事人和旁觀者視角時，這些不同的距離劃分，如地理空間距離、疫情風險程度(累計確診病例)、主觀心理距離等會存在“漣漪效應”還是“心理臺風眼效應”也值得進一步精細化檢驗。 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兩個研究，分別基于當事人和旁觀者的視角探索武漢“封城”后1個半月內的疫情期間，我國不同疫情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和焦慮水平是符合“漣漪效應”還是“心理臺風眼效應”。研究1擬基于當事人視角即被試評價自身心理狀況，檢驗處于不同程度疫情地區的民眾對自己的風險認知和焦慮的評價，考慮到此次疫情的性質特點和施測時間內疫情形勢始終較為嚴峻，對嚴重地區居民存在更直接的健康威脅，在此假設距離疫情嚴重區域越近的民眾其風險認知和焦慮越高，而距離武漢越遠的地區民眾對自身風險認知和焦慮水平會越低，預期結果符合“漣漪效應”。研究2擬進一步基于旁觀者視角即被試評估處于嚴重疫區武漢人的心理狀況，考察不同疫情地區對民眾心理的影響，預期結果將符合“心理臺風眼效應”的趨勢，即遠離嚴重疫情地區的民眾認為武漢居民的風險認知和焦慮等更高，而距離疫情嚴重地區較近的居民卻表現出較低的水平。 2研究1：當事人視角：不同疫情地區民眾對自身心理狀態的評估 2.1樣本分布 武漢市2020年1月23日“封城”，研究者在“封城”后的一個月內(1月24日16：00至2月20日22：00)開展了問卷調查。疫情期間無法進行線下調查，但有研究表明被訪者參加線上調查和傳統紙質問卷填寫時的回答沒有明顯區別(陳永泰，何有世，2008)，具有測量不變性(于洪彥，黃曉治，2011)，因此本次調查所有數據采用問卷星平臺以網絡形式收集。使用被試填寫問卷的時間作為篩選標準，剔除填寫時間低于1分鐘的被試數據，最后共獲得全國有效樣本數據2681份。 由于我國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漢發現并暴發，武漢是我國疫情重災區，參加調查民眾所在地理空間距離與武漢之間的距離將會對當地的疫情嚴重程度和民眾的相關心理狀態產生影響。按照與武漢的地理空間距離，把數據樣本劃分為4組：武漢地區、湖北其他地區、湖北接壤省市(安徽、重慶、陜西、江西、湖南、河南)以及全國其他省市(表2)。 本次疫情正好在中國春運期間發生，隨著全國大范圍的人口流動，存在部分地區遠離武漢但是疫情較為嚴重的情況(例如廣東深圳和陜西)。參考許明星等人(2020)關于新冠肺炎疫情“心理臺風眼”的研究，依據本地當日累計確診病例的人數，區分被試為4個不同風險等級地區(表2)。具體分類標準為：高風險地區(累計確診病例10000以上)、中高風險地區(累計確診病例數700～9999)、中風險地區(累計確診病例數200～699)，以及低風險地區(累計確診病例數0～199)。 2.2變量與測量 本研究的自變量是被試所處地區的疫情嚴重程度，因變量是被試的風險認知和焦慮水平。通過三種方式界定自變量即被試所處地區的疫情程度：與重災區武漢地區的地理空間距離、當地每日累計確診病例數、被試與重災區“武漢市”的主觀心理距離。與重災區武漢地區的地理空間距離、當地每日累計確診病例數的具體操作方式在樣本分布部分中已經說明。 主觀心理距離的測量使用自編項目“您認為哪個圖形最能代表我自己和武漢市之間的心理距離？(上面圓圈代表武漢市，下面圓圈代表我自己)”，被試填寫1～8之間的數字(圖1)。 風險認知采用謝曉非等人(2005)在“非典”研究中的項目，將事件名稱由“非典”改為“肺炎/肺炎疫情”。包括4個維度：(1)自己感染的可能性：“我有極大可能被傳染”；(2)此次肺炎疫情的嚴重性：“這次肺炎很可能會導致患者死亡”“一旦被傳染，會對身體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我覺得這次肺炎疫情的波及范圍非常廣”。內部一致性信度α=0.72；(3)疫情的未知性：“我覺得這次的肺炎情況比以往的肺炎更嚴重”“我覺得這次的肺炎是一種新發疾病”，α=0.74；(4)以及疫情的不可控性：“我覺得這次肺炎很難治”“我覺得這次肺炎的流行與傳播是很難控制的”，α=0.73。被試在5點Likert量表上回答上述描述與他們當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基本符合，4=比較符合，5=完全符合)。所有項目的總分作為風險認知這一變量的得分，α=0.82。另外，被試在同一維度內所有項目上得分的總和為最終在此維度上的得分。 焦慮水平的測量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Zung，1971)中的8個項目：“我感到心情平靜”“我感到安全”“我是緊張的”“我現在正煩惱，感到這種煩惱超過了可能的不幸”“我感到害怕”“我是輕松的”“我感到鎮定”“我感到愉快”。被試在4點Likert量表上回答上述描述與他們當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完全沒有，2=有些，3=中等程度，4=非常明顯)，α=0.87。被試在上述8個項目上的得分(其中第1/2/6/7/8項進行反向計分)的總和為最終在此變量上的得分。 圖1主觀心理距離 2.3結果分析 2.3.1描述性統計結果 首先對民眾的風險認知、焦慮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表3)。 2.3.2不同地理空間距離的民眾風險認知和焦慮分析結果 使用SPSS22對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當樣本根據民眾所在的地理空間距離分類時，結果如下： 風險認知：首先，對風險認知總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677)=8.28，p＜0.001，=0.01。事后檢驗發現，武漢地區居民(M=30.20，SD=5.32)顯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區居民(M=29.05，SD=5.76)、湖北接壤省市(M=28.59，SD=5.35)，以及全國其他省市(M=28.79，SD=5.45)，ps＜0.001；湖北其他地區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20，湖北其他地區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1，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57。 然后對風險認知的4個維度分別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1)可能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民眾對于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存在顯著差異，F(3，2677)=23.22，p＜0.001，=0.03。事后檢驗發現，武漢地區居民(M=2.29，SD=1.04)顯著大于與湖北其他地區居民(M=1.91，SD=0.88)、湖北接壤省市(M=1.99，SD=0.78)，以及全國其他省市(M=1.92，SD=0.78)，ps＜0.001；湖北其他地區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5，湖北其他地區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68，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25。(2)嚴重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677)=6.95，p＜0.001，=0.01。事后檢驗發現，武漢地區居民(M=12.22，SD=2.26)顯著大于與湖北其他地區居民(M=11.84，SD=2.63)，p=0.008，湖北接壤省市(M=11.61，SD=2.35)，p=0.001，以及全國其他省市(M=11.62，SD=2.47)，p＜0.001；湖北其他地區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5，湖北其他地區邊緣顯著大于全國其他省市，p=0.053，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96。(3)未知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存在顯著差異，F(3，2677)=9.42，p＜0.001，=0.01。事后檢驗發現，武漢地區居民(M=8.78，SD=1.58)與湖北其他地區(M=8.64，SD=1.78)不存在顯著差異，p=0.15，均大于湖北接壤省市(M=8.28，SD=1.70)和全國其他省市(M=8.38，SD=1.74)，ps＜0.001；而后面兩者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6。(4)不可控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處于不同地理空間距離的民眾在此維度上的得分不存在顯著差異，p=0.07。 焦慮：對身在不同地區的民眾在焦慮相關項目的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677)=7.36，p＜0.001，η[2]p=0.01。經過事后檢驗，發現武漢地區居民(M=20.37，SD=5.40)顯著高于湖北其他地區(M=19.27，SD=4.87)，p＜0.001，湖北接壤省市(M=19.30，SD=4.94)，p=0.004，以及全國其他省市(M=19.07，SD=5.12)，p＜0.001；湖北其他地區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93，湖北其他地區與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9，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47。 將多個因變量放在一起同時呈現，不同因變量的量表不同，得到的平均值不同，為避免給讀者帶來混淆以及數值較小的變量趨勢不明顯，在此將民眾在風險認知及其維度，和焦慮上的得分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分布如圖2(1)所示。 圖2不同程度疫情地區民眾在各變量上的標準分數的分布 2.3.3不同累計確診病例地區的民眾風險認知和焦慮分析結果 使用SPSS22對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下： 風險認知：對于風險認知總分，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存在顯著差異，F(3，2677)=3.85，p＜0.01，=0.004。事后檢驗發現，高風險地區(M=29.73，SD=5.32)顯著高于中風險地區(M=28.28，SD=5.53)，p=0.004，以及低風險地區(M=28.91，SD=5.42)，p=0.041；中高風險地區(M=29.32，SD=5.67)顯著高于中風險地區，p=0.007；高風險地區與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1，中高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08，中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1。 對于風險認知的4個維度，結果如下。(1)可能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民眾在可能性維度上的得分不存在顯著差異，p=0.10。(2)嚴重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民眾在對疫情的嚴重性感知上存在顯著差異，F(3，2677)=4.10，p=0.007，=0.01。事后檢驗發現，高風險地區居民(M=11.92，SD=2.42)顯著高于中風險地區(M=11.42，SD=2.60)，p=0.027；中高風險地區(M=11.95，SD=2.52)顯著大于中風險地區居民，p=0.002，以及低風險地區(M=11.70，SD=2.41)，p=0.0018；高風險地區與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89，高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21，中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1。(3)未知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677)=7.24，p＜0.001，=0.01。事后檢驗發現，高風險地區(M=8.75，SD=1.56)和中高風險地區(M=8.65，SD=1.74)均顯著高于中風險地區(M=8.31，SD=1.80)，p高風險=0.005，p中高風險=0.005，和低風險地區(M=8.38，SD=1.72)，p高風險=0.003，p中高風險＜0.001；高風險地區與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41，中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61。(4)不可控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存在顯著差異，F(3，2677)=3.04，p=0.03，=0.003。事后檢驗發現，高風險地區(M=7.04，SD=2.19)顯著高于中高風險地區(M=6.69，SD=2.15)，p=0.018，和中風險地區(M=6.64，SD=1.98)，p=0.033；低風險地區(M=6.87，SD=2.03)顯著高于中高風險地區，p=0.039；高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26，中高風險地區與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73，中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1。 焦慮：對焦慮相關項目的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677)=5.85，p＜0.001，=0.01。經過事后檢驗，中風險地區(M=18.29，SD=4.87)顯著低于中高風險地區(M=19.72，SD=5.02)，p＜0.001，和低風險地區(M=19.37，SD=5.14)，p=0.002；高風險地區與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07，高風險地區與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0，高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40，中高風險地區與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2。 與前文相同，將不同累計確診病例地區的民眾在各個變量的得分進行標準化處理，所得數值的分布如圖2(2)所示。 2.3.4不同主觀心理距離的民眾風險認知和焦慮分析結果 采用民眾的主觀心理距離作為自變量，以風險認知總分、可能性、嚴重性、未知性、不可控性，以及焦慮為因變量，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 結果表明，當民眾與武漢的主觀心理距離越近，他們的總體風險認知水平、對感染肺炎的可能性、疫情的嚴重性、未知性的認知以及焦慮水平就越高。 2.4討論 研究1探索了疫情期間民眾自身的風險認知和焦慮。結果發現，總體而言，基于當事人視角時，不同疫情程度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和焦慮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漣漪效應”。具體而言，按照三種不同的樣本分類方式來看：以不同地理空間距離界定疫情嚴重程度時，武漢民眾的風險認知和焦慮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地區；基于累計確診病例時，高風險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顯著高于中和低風險地區，中高風險地區民眾焦慮顯著高于中風險地區；關于民眾的主觀心理距離，當民眾與武漢的心理距離越近，他們的總體風險認知水平、對感染肺炎的可能性、疫情的嚴重性、未知性的認知以及焦慮水平就越高。這一當事人視角的類似“漣漪效應”趨勢與前人研究結果大體相符(謝佳秋等，2011)，這可能因為距離嚴重疫情地區越近的民眾，具有更高的健康威脅身份卷入(Jones&Nisbett，1972；謝佳秋等，2011)，因此，其風險認知和焦慮越高。 3研究2：旁觀者視角：不同疫情地區民眾對“武漢居民”心理狀態的評估 3.1樣本分布 與研究1的當事人——民眾“自身”心理狀態評價視角不同，研究2進一步從旁觀者對“武漢居民”心理狀態評價的視角進行了考察。研究者在2020年2月21日10：00到3月5日22：00之間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進行了調查。因為處在疫情期間，研究2同樣采用問卷星網絡平臺進行問卷發放，民眾按自愿原則填寫問卷。與研究1的規則相同，用被試填寫時間來篩選數據，研究2問卷的項目內容比研究1的要少，因此將填寫時間低于40秒的數據刪除，最后共獲得全國2152份有效數據。 與研究1相同，根據三種不同的標準將樣本進行分類：地理空間距離、當地每日累計確診病例以及主觀心理距離。樣本分類標準與研究1一致。各組樣本的組成比例情況見表5。 3.2變量與測量 研究的自變量與研究1相同，因變量在研究1基礎上增加了“估計武漢人民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數量”和“估計武漢人民所需醫生的數量”。對于風險認知和焦慮水平的測量，考慮長時間處于疫情時期的情況，在研究1的基礎上進行了簡化。為了更好地與前人從災區居民為出發點視角的相關研究(Lietal.，2009)進行比較，研究2增加了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指標主要包括對武漢居民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的人數評估。 風險認知的測量從研究1的風險認知項目中選取4個題目，將主語改為“武漢居民”。包括4個維度：(1)對武漢居民感染新冠肺炎可能的評價：“武漢居民有極大可能被感染”；(2)疫情的嚴重程度：“武漢居民覺得這次肺炎疫情的波及范圍非常廣”；(3)疫情的未知性：“武漢居民覺得這次的肺炎情況比以往的肺炎更嚴重”；(4)以及肺炎的不可控性：“武漢居民覺得這次肺炎的流行與傳播是很難控制的”。與研究1相同，被試在5點Likert量表上回答上述描述與他們當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基本符合，4=比較符合，5=完全符合)。另外，上述4個項目的總和作為風險認知變量的分數，α=0.79。 焦慮的測量從研究1中挑選了2個項目，將主語改成“武漢居民”后在本問卷中使用：“武漢居民是緊張的”，“武漢居民是害怕的”。另外，為了直接測量民眾對武漢居民焦慮水平的評價，添加了自編項目“武漢居民是焦慮的”。與研究l相同，被試在4點Likert量表上回答上述描述與他們當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完全沒有，2=有些，3=中等程度，4=非常明顯)，α=0.88。被試在上述3個項目上的得分的總和為最終在此變量上的得分。 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的數量，在Li等人(2009)關于地震研究的項目中選取2個跟疫情相關聯的項目進行翻譯并將事件名稱由“地震”改為“新冠肺炎”，主語改為“武漢居民”。具體項目：“我認為，每1000名武漢居民需要心理咨詢工作者的人數是”，“我認為，每1000名武漢居民需要醫生的人數是”。對于每個項目，被試回答一個0～100之間的數字。 3.3結果分析 3.3.1描述性統計結果 首先對參與調查民眾的風險認知、焦慮、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等方面的評價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6。 3.3.2不同地理空間距離的民眾對武漢居民心理狀態評價的分析結果 使用SPSS22對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下： 風險認知：首先對總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存在顯著差異，F(3，2148)=4.88，p＜0.002，=0.01。事后檢驗發現，武漢地區民眾(M=14.48，SD=3.15)與湖北接壤省市(M=14.30，SD=3.03)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46，且均顯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區(M=13.58，SD=3.12)，p＜0.001，和全國其他省市(M=14.07，SD=3.08)，p=0.035；湖北其他地區顯著低于全國其他省市，p=0.014。 然后對各個維度進行分析。(1)可能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148)=11.50，p＜0.001，η[2]p=0.02。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感染可能性的認知，武漢地區民眾(M=3.19，SD=1.04)顯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區(M=3.02，SD=0.96)，p=0.03，并且顯著低于湖北接壤省市(M=3.40，SD=0.98)，p=0.008，和全國其他省市(M=3.35，SD=0.95)，p=0.01；湖北其他地區顯著低于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國其他省市，ps＜0.001；而后兩者之間不存在差異，p=0.43。(2)嚴重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存在顯著差異，F(3，2148)=4.71，p=0.003，=0.01。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嚴重性的認知，武漢地區民眾(M=4.05，SD=0.98)顯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區(M=3.81，SD=0.97)，p=0.002，湖北接壤省市(M=3.88，SD=0.94)，p=0.023，和全國其他省市(M=3.84，SD=0.92)，p＜0.001；湖北其他地區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9，湖北其他地區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64，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國其他省市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54。(3)未知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148)=8.48，p＜0.001，=0.01。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未知性的認知，武漢地區民眾(M=4.18，SD=0.99)和湖北接壤省市(M=4.08，SD=0.95)不存在顯著差異，p=0.21，并且武漢地區顯著高于湖北其他地區(M=3.86，SD=1.04)和全國其他省市(M=3.92，SD=0.98)，ps＜0.001，湖北接壤省市顯著高于湖北其他地區，p=0.006，和全國其他省市，p=0.012；而后兩者之間不存在差異，p=0.32。(4)不可控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不存在顯著差異，p=0.25。 焦慮：對身在不同地區的民眾在焦慮相關項目的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148)=11.42，p＜0.001，=0.02。經過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的焦慮水平，武漢地區民眾(M=8.53，SD=2.33)與湖北其他地區(M=8.36，SD=2.27)不存在顯著差異，p=0.34，但是這兩地民眾均顯著小于湖北接壤省市(M=9.17，SD=2.29)和全國其他省市(M=9.02，SD=2.18)，ps＜0.001，后兩者之間不存在差異，p=0.29。 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數量：對4組民眾在相關項目上的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關于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的數量，結果顯示存在顯著差異，F(3，2148)=11.54，p＜0.001，=0.02。事后檢驗結果顯示，武漢地區民眾(M=50.95，SD=29.76)回答的數量與湖北其他地區(M=52.88，SD=31.05)不存在顯著差異，p=0.42，但是顯著小于湖北接壤省市(M=55.70，SD=30.49)，p=0.047，和全國其他省市(M=60.37，SD=29.84)，p＜0.001，湖北其他地區民眾與湖北接壤省市不存在顯著差異，p=0.25，但顯著小于全國其他省市，p＜0.001，湖北接壤省市民眾顯著小于全國其他省市民眾，p=0.02。 所需醫生數量：關于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醫生的數量，結果顯示存在顯著差異，F(3，2148)=7.09，p＜0.001，=0.01。事后檢驗結果顯示，武漢地區民眾(M=61.28，SD=32.51)回答的數量與湖北其他地區(M=59.75，SD=32.50)不存在顯著差異，p=0.54，并且和湖北接壤省市(M=64.67，SD=31.61)也不存在顯著差異，p=0.17，但是顯著小于全國其他省市(M=67.47，SD=29.81)，p=0.001，湖北其他地區民眾邊緣顯著小于湖北接壤省市，p=0.051，顯著小于全國其他省市，p＜0.001，湖北接壤省市民眾與全國其他省市民眾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6。 不同地理空間距離地區的民眾在各個變量上得分的標準值分布如圖3(1)所示。 圖3不同程度疫情地區民眾在各變量上的標準分數的分布 3.3.3不同累計確診病例地區民眾對武漢居民心理狀態評價的分析結果 使用SPSS22對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下： 風險認知：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風險認知總分存在顯著差異，F(3，2148)=4.68，p=0.003，=0.01。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風險認知，低風險地區(M=13.53，SD=3.00)顯著低于高風險地區(M=14.05，SD=3.17)，p=0.02，中高風險地區(M=14.30，SD=3.05)，p＜0.001，以及中風險地區(M=14.22，SD=3.09)，p=0.002；高風險地區與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4，高風險地區與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5，中高風險地區與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64。 關于風險認知的各個維度，分析結果如下。(1)可能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148)=12.33，p＜0.001，=0.02。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感染可能性的認知，中高風險地區民眾(M=3.39，SD=0.97)與中風險地區(M=3.40，SD=0.94)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89，并且均顯著高于高風險地區(M=3.11，SD=1.01)，p＜0.001，和低風險地區(M=3.22，SD=0.93)，p=0.01；而后兩者之間不存在差異，p=0.10。(2)嚴重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存在顯著差異，F(3，2148)=4.73，p=0.003，=0.007。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嚴重性的認知，低風險地區民眾(M=3.69，SD=0.95)顯著低于高風險地區(M=3.93，SD=0.98)，p＜0.001，中高風險地區(M=3.88，SD=0.93)，p=0.003，和中風險地區(M=3.89，SD=0.89)，p=0.003；高風險地區和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32，高風險地區和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46，中高風險地區和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84。(3)未知性：對4組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148)=6.38，p＜0.001，=0.009。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未知性的認知，低風險地區(M=3.76，SD=0.98)顯著低于高風險地區民眾(M=4.03，SD=1.03)，p＜0.001，中高風險地區(M=4.04，SD=0.97)，p＜0.001，和中風險地區(M=3.95，SD=0.97)，p=0.008；高風險地區和中高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78，高風險地區和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9，中高風險地區和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1。(4)不可控性：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不存在顯著差異，p=0.29。 焦慮：對身在不同地區的民眾在焦慮相關項目的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存在顯著差異，F(3，2148)=11.47，p＜0.001，=0.016。經過事后檢驗發現，關于武漢居民的焦慮水平，高風險地區民眾(M=8.45，SD=2.30)顯著小于中高風險地區(M=9.11，SD=2.29)，p＜0.001，中風險地區(M=9.08，SD=2.12)，p＜0.001，和低風險地區(M=8.86，SD=2.15)，p=0.008，中高風險地區和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82，中高風險地區和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2，中風險地區和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6。 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數量：對4組民眾在相關項目上的得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關于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的數量，結果顯示存在顯著差異，F(3，2148)=13.00，p＜0.001，=0.02。事后檢驗結果顯示，高風險地區民眾(M=51.87，SD=30.37)回答的數量顯著小于中高風險地區(M=56.77，SD=30.43)，p=0.003，中風險地區(M=61.46，SD=30.38)和低風險地區(M=62.23，SD=28.07)，ps＜0.001；中高風險地區顯著小于中風險地區，p=0.007，和低風險地區，p=0.009；而后兩者之間不存在差異，p=0.72。 所需醫生數量：關于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醫生的數量，結果顯示存在顯著差異，F(3，2148)=7.09，p＜0.001，=0.010。事后檢驗結果顯示，高風險地區民眾(M=60.55，SD=32.49)顯著小于中高風險地區(M=65.55，SD=30.86)，p=0.003，中風險地區(M=67.80，SD=30.06)和低風險地區(M=68.37，SD=28.70)，ps＜0.001；中高風險地區和中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21，中高風險地區和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19，中風險地區和低風險地區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80。 不同累計確診病例地區的民眾在各個變量上得分的分布如圖3(2)所示。 3.3.4不同主觀心理距離的民眾對武漢居民心理狀態評價的分析結果 采用民眾的主觀心理距離作為自變量，以風險認知總分、可能性、嚴重性、未知性、不可控性、焦慮、“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的心理咨詢工作者人數”“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的醫生人數”為因變量，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結果見表7。 結果表明，當民眾認為自己與武漢的主觀心理距離越近，他們對武漢居民對疫情的嚴重性、未知性的認知評價就越高，而對每1000名武漢居民所需的心理咨詢工作者人數的預估則越少。 3.4討論 研究2基于旁觀者視角，探索了疫情期間各地區民眾對于疫情嚴重區域武漢居民一系列心理狀態的評估。總體而言，不同疫情地區民眾對武漢居民的焦慮、所需心理咨詢工作人員和醫生人數的估計符合“心理臺風眼效應”，如不同地理空間距離的民眾，與武漢的距離越遠認為武漢居民有較高水平的焦慮，需要更多的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不同累計確診病例地區的民眾，相對較低風險地區民眾對于武漢居民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數量越高；主觀心理距離上，與武漢的主觀心理距離越近的民眾對武漢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數量越高。這種“心理臺風眼效應”通過認知失調理論、簡單暴露效應、個體經驗說和“漣漪效應”的社會放大框架理論等均可以解釋(李紓等，2009；謝曉非等，2005；謝佳秋等，2011；許明星等，2020)。但是，基于累計確診人數來劃分不同疫情嚴重程度時，民眾的風險認知部分支持了“漣漪效應”，具體表現為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風險認知，低風險地區顯著低于高風險地區，中高風險地區，以及中風險地區；而后三者之間不存在差異。這可能與風險認知與客觀事件情境關聯更緊密的性質有關。 4總討論 4.1當事人視角表現出類似“漣漪效應”的趨勢 研究1基于當事人視角考察了自武漢“封城”后一個月內不同程度疫情地區民眾風險認知和焦慮之間的差異及規律。分別采用3種不同的“距離”分析后發現，總體而言，當事人視角時不同程度疫情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和焦慮表現出類似“漣漪效應”的趨勢。具體來看，第一，基于地理空間遠近界定“距離”時，發現武漢居民的風險認知和焦慮均顯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區、湖北接壤省市以及全國其他省市；第二，基于累計確診病例時，高風險地區民眾的風險認知顯著高于中和低風險地區，中高風險地區民眾焦慮顯著高于中和低風險地區；第三，基于主觀心理距離時，發現民眾與武漢的心理距離越近，風險認知和焦慮越高。這種風險認知和焦慮隨著疫情嚴重程度下降的災難心理現象，與謝佳秋等人(2011)對汶川地震中民眾焦慮的研究結果類似，他們在焦慮情緒上也發現了與心理臺風眼效應相反的趨勢。 研究1基于當事人視角所發現的類似“漣漪效應”的趨勢與前人提出風險認知可能存在的當事人與旁觀者效應差異的假設(謝佳秋等，2011；謝曉非，林靖，2012；許明星等，2020)相符合，這次疫情的性質特點與以往的“地震”“SARS”和潛在風險的“核電站”等不同，此次新型肺炎疫情表現出明顯“人傳人”和潛伏期長的特點，具有更高未知性、不可控性和廣泛的社會影響性，給人們的生存構成更大的健康威脅；同時，此次疫情還未結束，疫情期間自我報告的風險認知和焦慮會與疫情程度直接相關，客觀與主觀距離疫情嚴重地區更近的民眾具有更高的卷入關心度，這種高威脅卷入感會讓民眾對疫情相關信息關注更多(Jones&Nisbett，1972；謝佳秋等，2011)，因此，會比其他遠“距離”民眾表現出更高的風險認知和焦慮。 4.2旁觀者視角的“心理臺風眼效應”與“漣漪效應”趨勢 與研究1的當事人“自身”視角不同，研究2側重旁觀者視角對“武漢居民”的評估，探索了不同程度疫情地區的民眾對武漢居民心理狀態的認知與評價。同樣采用3種不同的“距離”分析結果發現，總體而言，旁觀者視角感知不同疫情地區民眾的焦慮、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和醫生數量等變量上，表現出明顯的“心理臺風眼效應”，支持了前人的研究(Guedeney&Mendel，1973；Lietal.，2009，2010；Maderthaneretal.，1978；Melberetal.，1977；李紓等，2009；時勘等，2003；謝曉非等，2005；許明星等，2020)。具體來看，武漢和湖北地區民眾的焦慮和估計所需心理咨詢師均顯著低于湖北接壤和其他省市，所需醫生數量，武漢、湖北和湖北接壤低于全國其他省市，符合“心理臺風眼效應”。采用累計確診病例界定嚴重程度時，高風險地區的焦慮、所需咨詢師和醫生數量估計均明顯低于其他中高、中和低風險地區；采用主觀心理距離時，與武漢心理距離越近，認為所需心理咨詢師的數量越少。 基于旁觀者視角對“武漢居民”評價出現的“心理臺風眼效應”仍然可以通過前人提到的認知失調理論、簡單暴露效應、個體知識經驗說和漣漪效應的社會放大框架理論來理解(李紓等，2009；謝曉非等，2005；謝佳秋等，2011；許明星等，2020)。首先，根據認知失調理論，居住在疫情最嚴重地區的武漢居民體驗到認知失調，由于所居住地區疫情最嚴重這一客觀事實無法改變，與焦慮情緒等感知相沖突，為了改變這種認知上的失調，武漢居民會改變他們的焦慮和對所需心理咨詢工作者及醫生數量的評估，因此，表現出明顯的“心理臺風眼效應”；其次，根據簡單暴露效應，疫情嚴重地域居民因長期刺激信息曝光而產生麻木、習慣化和免疫心理；最后，根據個體知識經驗說和漣漪效應的社會放大框架理論，也可能與不同卷入程度的體驗-描述有關，即處于疫情嚴重地區的武漢居民更多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歷和體會來感知負性事件，而疫情相對輕度地區民眾則主要通過各方媒體的報道，因此，心理上會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當然，解釋“心理臺風眼效應”和“漣漪效應”的心理機制，到底哪一種理論解釋最具有說服力，或者有其他情緒應激的理論來進行解釋，需要加入更多變量進行更深入研究，本研究的數據只是從當事人和旁觀者的視角對這兩種效應進行檢驗。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2基于旁觀者視角時，對于“風險認知”這個變量不同疫情程度地區民眾卻表現出不一致的結果。特別是采用累計確診人數的嚴重程度作為“距離”測量指標時，關于武漢居民對此次疫情的風險認知，低風險地區民眾顯著低于高、中高及中風險地區，而后三個地區的民眾則不存在明顯差異，此結果部分支持了“漣漪效應”。根據“漣漪效應”，人們的風險認知表現出從內向外的梯度遞減的趨勢(Slovic，1987；謝曉非，徐聯倉，1996)，本研究2中低風險民眾的估計值明顯小于其他地區的結果部分支持了“漣漪效應”的假設。這可能與“風險認知”這個指標的性質有關，相比焦慮等內省情緒和“所需心理咨詢師和醫生”的評估預期這些更主觀更加感性的心理評估指標而言，對疫情本身嚴重性等特征性質的“風險認知”相對更客觀更直接，從信息可得性和加工深度上更強烈(Jones&Nisbett，1972；謝佳秋等，2011；于清源，謝曉非，2006)，因此表現出了類似“漣漪效應”趨勢的結果。 4.3COVID-19疫情的“邊緣帶效應” 依據數據分析的結果，本研究還發現了COVID-19疫情時期民眾風險認知的一致“邊緣帶效應”(MarginalZoneEffect)，即中間地帶或中等風險地區的風險認知低于兩端的現象(謝佳秋等，2011)。具體來看，研究1基于當事人視角時，采取累計確診人數作為“距離”測量指標時，風險認知和4個子維度在中等風險時得分最低，特別是風險認知的不可控性維度，高風險地區顯著高于中高和中風險地區，低風險地區也顯著高于中高和中風險地區；同樣，焦慮上，中風險地區顯著低于中高風險地區和低風險地區，均表現出了“邊緣帶效應”。與之類似，研究2基于旁觀者視角時，采用地理空間距離作為“距離”指標時，武漢和湖北接壤省市的風險認知明顯高于湖北其他地區和全國其他省市，湖北其他地區顯著低于全國其他省市，可以看出，湖北其他地區民眾具有最低風險認知；且風險認知的可能性和未知性維度也表現出類似的效應。本研究也發現處于相對疫情中等風險嚴重程度地區和疫情中間地帶(湖北其他地區)民眾也表現出低于兩端的趨勢。這也可以通過稟賦和對比效應來理解，稟賦效應即事件本身對人們當前感受產生的直接影響；對比效應即先前事件的對比會對人們當前事件感受產生間接影響(Tversky&Griffin，1991；謝佳秋等，2011；謝曉非，林靖，2012)。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COVID-19疫情的“邊緣帶效應”在當事人和旁觀者兩種不同視角時所出現的“距離”測量標準不同。基于當事人視角時，不同疫情程度地區主要依據累計確診人數作為“距離”測量指標時出現了中等風險地區的風險認知和焦慮明顯低于兩端的現象；而基于旁觀者視角，則是依據地理空間距離作為“距離”指標時，出現了湖北其他地區的風險認知低于武漢和湖北接壤地區的現象。當采用當事人視角時，民眾均具有更高的自我卷入。此時累計確診人數作為最重要的疫情程度依據，高風險地區的大部分民眾與疫情有直接接觸，稟賦效應強烈，因此有較高水平的風險認知和焦慮；對于低風險地區的民眾來說，在疫情初期應該是受威脅程度非常低的，但是隨著確診人數的增加受威脅程度上升，會受到對未來風險預期對比效應的影響，加上“漣漪效應”的放大框架影響即距離疫情嚴重地區越遠，因主要通過媒介獲得信息而會放大風險(謝曉非，林靖，2012)，這種對未來風險擔憂的對比效應也會使得他們有較高水平的風險認知和焦慮。而當采用旁觀者視角時，湖北其他地區民眾可能因為自己所在地區疫情情況得到大大緩解，產生對比效應，認為與自己毗鄰的武漢居民也不會存在過高的風險認知，進而在數據上表現出湖北其他地區民眾對武漢居民的風險認知評價遠低于武漢民眾的趨勢。 4.4風險認知的“心理可控閾限” 進一步對風險認知的4個維度進行了精細化分析，結果發現，研究1基于當事人視角時，除累計確診病例指標外，在客觀地理空間距離和主觀心理距離作為“距離”指標時，均發現風險認知的不可控性維度并不存在不同程度疫情地區的漣漪效應；同樣，研究2基于旁觀者視角時，當采用3種不同的“距離”測量指標，也均發現風險認知的不可控性維度上并不存在不同程度疫情地區的心理臺風眼效應。這些結果表明，風險認知的“不可控性”并不受到不同程度疫情的影響，即存在風險認知的“心理可控閾限”。以往研究表明，相比風險認知的疫情感染“可能性”“嚴重性”和“未知性”，“不可控性”是個體更“主動作用”的維度，側重個體對自身控制客觀環境中風險狀態的主觀性體驗(于清源，謝曉非，2006)。這種風險認知的“不可控性”不受疫情嚴重程度的影響結果可以通過事故-信號理論來理解，即事件本身作為一種信號，而信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