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的調查報告-調研報告(3篇)

關于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的調查報告—調研報告(3篇)第一篇2024年3月至6月，某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德育研究所聯合12個縣域教育局德育股，對省內37所中小學校（其中城市校16所、鄉鎮校15所、村級校6所）的4217名3-12年級學生、1862名家長、327名班主任及德育專任教師開展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抽樣調研，通過問卷、深度訪談、課堂觀察、校園文化場景溯源等多維度采集數據，問卷信度系數為0.91，結構效度良好，調研結論可代表全省縣域中小學生思想道德整體水平。本次調研圍繞理想信念、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法治意識5個核心維度設計指標，按小學低段（3-4年級）、小學高段（5-6年級）、初中、高中4個學段分層抽樣，其中農村學生占比47.2%，城鎮學生占比52.8%，留守兒童占比18.7%，樣本結構與全省中小學生人口結構基本匹配。從調研整體結果看，當前中小學生思想道德主流呈現向上向好的發展態勢，德育工作的基礎性作用逐步顯現。一是愛國情懷與理想信念整體堅定。92.7%的學生能準確表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2個關鍵詞的基本內涵，94.1%的學生表示“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其中城市校學生這一比例為95.3%，鄉鎮校為93.7%，村級校為89.2%；87.4%的學生有明確的人生理想，其中62.3%的學生理想與國家發展、社會服務直接相關，比如“當醫生救死扶傷”“當老師支援鄉村教育”“當科學家攻克核心技術”，高中生理想具象化程度達78.9%，明顯高于初中生的61.2%和小學生的52.7%。在紅色認知層面，89.3%的學生參與過至少1次紅色研學或紅色主題教育活動，83.6%的學生能說出3個以上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跡，較2021年同口徑調研提升14.2個百分點。二是社會公德與規則意識持續提升。91.3%的學生表示“在公共場所會主動遵守秩序”，86.7%的學生參與過至少1次社區公益活動，包括垃圾分類宣傳、敬老院幫扶、義務植樹等，其中城市校學生公益活動參與率為92.4%，鄉鎮校為83.1%，村級校為71.5%；89.6%的學生能準確說出3部以上與未成年人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義務教育法》，法治認知水平較2021年提升12.8個百分點。在校園場景中，78.2%的學生表示“看到同學被欺負會主動告訴老師或上前制止”，較2021年提升9.7個百分點，校園欺凌的學生報告率下降6.3個百分點。三是家庭美德與個人品德養成成效顯著。93.2%的學生表示“會主動幫家里做家務”，88.7%的學生表示“遇到長輩會主動問好”，79.4%的學生表示“答應別人的事一定會做到”，誠信意識得分較2021年提升9.7個百分點。其中小學生的行為習慣養成率最高，達94.5%，初中生因自我意識覺醒，行為一致性略有下降，為85.2%，高中生回升至90.1%。在孝親敬長方面，67.3%的學生記得父母的生日，52.4%的學生能主動關心父母的工作和身體狀況，農村學生的孝親行為占比高出城市學生3.8個百分點，主要與農村家庭更多參與集體性孝老活動有關。調研同時發現，當前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仍存在4個方面的突出問題，城鄉、學段差異較為明顯。其一，城鄉德育資源配置不均導致村級校學生道德實踐參與不足。村級校平均每校僅有0.2名專職德育教師，遠低于城市校的2.7名、鄉鎮校的1.1名，92.3%的村級校沒有專門的德育活動室，紅色研學、社會實踐等活動的參與率僅為41.2%，遠低于城市校的89.7%和鄉鎮校的72.3%。訪談中某村級校校長表示“學校連美術、音樂老師都配不齊，德育課基本由班主任兼著上，內容大多是講校規校紀，很難組織校外實踐，很多孩子長到十幾歲沒去過縣里的紀念館”。此外，村級校的德育經費投入僅為城市校的1/7，大部分經費用于維持日常教學，沒有多余資金開展德育活動。其二，網絡不良內容對學生道德認知的沖擊凸顯。調研顯示，76.3%的學生每天使用網絡的時間超過1小時，其中初中生日均上網時長最長，達2.7小時，62.1%的初中生表示“刷短視頻時刷到過校園暴力、拜金主義、躺平主義等不良內容”，47.3%的學生表示“身邊有同學模仿網絡上的不良行為，比如給同學起侮辱性外號、拉幫結派孤立同學、用臟話罵人”。城鄉學生的網絡素養差異明顯，城市校有68.2%的學校開設了網絡素養課程，村級校僅為17.4%，村級校學生遭遇網絡詐騙、網絡欺凌的比例比城市校高13.6個百分點。部分學生對網絡信息的辨別能力不足，容易被錯誤價值觀誤導，比如有21.7%的初中生認同“讀書沒用，當網紅賺錢更快”的說法，比2021年上升5.2個百分點。其三，部分學生存在道德認知與道德行為脫節的“知行不一”問題。94.6%的學生表示“亂扔垃圾是不對的”，但僅有72.3%的學生表示“看到地上有垃圾會主動撿起來”；89.7%的學生表示“要孝敬父母”，但僅有56.2%的學生表示“會主動跟父母說心里話”；91.2%的學生認為“考試作弊是不道德的”，但仍有18.3%的學生表示“身邊有同學考試作弊”。其中初中生的知行脫節率最高，達37.2%，主要原因是自我意識增強后，更在意同伴評價，不愿意主動踐行道德行為，怕被說“裝好人”“討好老師”。其四，家庭德育缺位現象仍然突出。調研顯示，21.3%的城市家長和34.7%的農村家長表示“只要成績好，品德方面沒大問題就行”，重智育輕德育的傾向仍然存在。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家庭，38.7%的留守兒童由祖父母監護，祖父母中僅有12.4%的人會主動關注孩子的思想道德狀況，大部分只關注“吃飽穿暖沒、有沒有闖禍”；留守兒童的父母平均每年回家次數不足2次，每次停留時間不超過10天，和孩子的溝通大多只問學習成績，很少涉及思想、情感層面的內容。城市家庭中也有17.2%的家長平時很少和孩子聊道德話題，認為“德育是學校的事”，把教育責任全部推給學校。從成因來看，學校層面，部分學校的德育評價機制不完善，評價內容以“是否違紀”為主，缺乏過程性、發展性評價，德育內容和形式比較單一，多為“說教式”“灌輸式”，學生參與感不強，難以入腦入心；德育師資隊伍建設滯后，專職教師數量不足，兼職教師普遍缺乏專業的德育培訓，德育能力有待提升。家庭層面，部分家長的德育觀念淡薄，對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自身行為也存在失范之處，比如闖紅燈、說臟話、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等，給孩子造成了不良示范。社會層面，社會環境復雜多元，網絡、影視、游戲等領域的不良內容仍未得到徹底清理，社會德育資源供給不足，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德育實踐基地數量少、利用率低，難以滿足學生的道德實踐需求。針對上述問題，需從四個方面構建系統的德育工作體系。一是構建縣域城鄉德育資源均衡配置機制。建立縣域德育名師流動站，每年安排城市校的德育名師到村級校支教至少1學期，每個鄉鎮至少建成1個綜合性德育實踐基地，整合紅色教育、勞動教育、法治教育等功能，實現村級校學生每學期至少參加1次校外德育實踐；按每名學生每年不低于50元的標準設立村級校德育專項經費，納入縣級財政預算，專門用于開展德育活動、配備德育器材、培訓德育師資。二是強化網絡空間德育治理與學生網絡素養培育。要求所有中小學校每周開設1節網絡素養課，結合不同學段特點設計課程內容，小學生側重培養良好的上網習慣，初中生側重提升信息辨別能力，高中生側重增強網絡責任意識；聯合網信、文旅、公安等部門，開展青少年網絡內容專項整治，清理涉未成年人的不良短視頻、游戲、直播內容，優化網絡平臺青少年模式，增加紅色故事、榜樣人物、科普知識等正向內容供給，提升青少年模式的吸引力。三是創新德育方式方法，提升知行合一水平。推廣體驗式、實踐式德育，比如組織學生擔任“校園值日校長”“班級道德監督員”，參與學校和班級的日常管理，或者開展“模擬法庭”“道德辯論賽”“紅色情景劇展演”等活動，讓學生在沉浸式體驗中深化道德認知；建立學生德育過程性檔案，把學生的日常行為表現、志愿服務參與、勞動實踐情況等納入檔案，作為綜合素質評價的重要內容，引導學生從“知”向“行”轉化。四是構建家校社協同德育共同體。在每個學校建立標準化家長學校，每學期至少開展2次德育專題培訓，邀請德育專家、優秀家長分享經驗，幫助家長樹立正確的德育觀念，掌握家庭德育的方法；社區建立“德育工作站”，組織退休教師、老黨員、道德模范、志愿者擔任校外輔導員，周末和節假日開展面向中小學生的德育活動；搭建家校社協同管理平臺，家長、老師、社區輔導員可實時記錄學生的德育表現，實現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形成德育工作合力。第二篇2024年4月至7月，某市教育委員會德育處聯合市教育評估院，針對“雙減”政策實施滿3年背景下全市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狀況開展專項調研，覆蓋全市28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11所普通高中，共回收有效學生問卷3892份、教師問卷416份、家長問卷3527份，同步開展了127場學生焦點小組訪談、64場家校共育座談，全面梳理“雙減”背景下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的新特征、新問題。調研圍繞“課余時間分配與德育參與、學業壓力與道德心理關聯、校外實踐與社會公德養成、家校共育銜接效果”4個核心維度設計指標，對比2021年“雙減”政策落地前的同口徑調研數據，差值顯著性檢驗P<0.05，調研結果具有參考價值。調研顯示，“雙減”政策實施3年來，學生學業負擔明顯減輕，課余時間大幅增加，為思想道德發展提供了更充足的空間，德育工作呈現出4個方面的正向效應。其一，德育實踐參與時長顯著增加。“雙減”前，中小學生日均作業時長為2.8小時，周末參加學科類培訓的比例達62.7%，可自由支配的課余時間僅1.2小時；“雙減”后，學生日均作業時長降至0.9小時，學科類培訓全部壓減，日均自由支配時間提升至3.1小時，其中參與德育類活動的時長占比從11.3%提升至28.7%。全市中小學生志愿服務參與率從2021年的21.3%提升至2024年的57.6%，勞動教育參與率從34.7%提升至82.4%，其中小學高段學生的勞動實踐時長增幅最大，每周平均達4.2小時，涵蓋家庭勞動、校園勞動、社會勞動三類。其二，親子德育互動頻次明顯提升?！半p減”后，家長輔導作業的時間從平均每天2.1小時降至0.6小時，有更多時間和孩子溝通思想、共同參與活動。調研顯示，每周開展1次以上家庭德育談話的家庭比例從28.7%提升至67.3%，親子共同參與公益活動、紅色觀影、勞動實踐的比例從17.2%提升至52.4%；78.9%的班主任表示，“雙減”后家長對德育工作的配合度明顯提高，之前組織研學活動很多家長嫌耽誤學習，現在報名率基本都在90%以上。親子關系的改善也帶動了學生道德情感的發展，學生對家庭的歸屬感得分較2021年提升15.3個百分點，孝親行為的發生率提升12.7個百分點。其三，學生集體歸屬感與心理韌性增強?！半p減”后，課后服務中的社團活動、集體游戲、團隊項目等，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集體生活，提升人際交往能力和集體意識。調研顯示，認為“自己在班里很重要”的學生比例從2021年的62.4%提升至2024年的81.7%，愿意主動為班級出力的學生比例從58.2%提升至83.4%；遇到挫折能主動尋求幫助的學生比例從47.3%提升至68.2%，學生抑郁傾向檢出率下降12.1個百分點，心理韌性得分提升9.4個百分點。尤其是之前學業壓力較大的初三、高三學生，道德情感中的共情能力提升最為明顯，從2021年的63.2分提升至2024年的76.8分，更愿意理解和幫助他人。其四，學校德育空間得到有效拓展?！半p減”后，很多學校把課后服務作為德育的重要載體，開發了系列特色德育課程。調研顯示，全市87.2%的學校在課后服務中開設了德育類拓展課程，平均每校有6.3門德育特色課，比如某小學的“紅領巾講解員”社團，組織學生到本地紅色紀念館擔任志愿講解員；某初中的“模擬政協”社團，引導學生關注社會問題、撰寫提案；某高中的“鄉村振興實踐隊”，利用周末到周邊農村開展幫扶活動。這些課程打破了傳統德育的課堂限制，讓學生在實踐中提升道德素養，受到學生和家長的普遍歡迎。與此同時，“雙減”背景下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課后服務的德育含量不足，存在“重技能輕素養”的傾向。調研顯示，當前課后服務中，作業輔導占比達42.7%，藝體技能類課程占比達38.6%，而專門的德育類課程僅占18.7%。很多學校的德育活動仍以節日性、儀式性活動為主，比如開學第一課、國慶節文藝演出、學雷鋒日活動等，缺乏常態化、系統化的設計，甚至有23.4%的學校把德育課當成“機動課”，經常被作業輔導或技能培訓占用。訪談中某初中德育主任表示“課后服務首要任務是解決家長接孩子難的問題，還要抓教學質量，德育就是搞搞活動湊數，很難做成系統的課程，也沒有專門的老師來上”。此外，很多學校的德育課程形式單一，以看視頻、聽講座為主，學生參與感不強，實際效果有限。二是校外非學科類培訓的德育導向缺失，甚至存在負面導向?！半p減”后，校外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數量增長了2.3倍，但其中僅有12.7%的機構在課程中融入了德育內容。比如美術培訓只教畫畫技巧，不講美育中的道德內涵和文化傳承；體育培訓只講輸贏和競技成績，不講規則意識、團隊精神和體育道德；音樂培訓只教演唱技巧，不講紅色歌曲的歷史背景和精神內涵。更有甚者，部分培訓機構為了招生，大肆宣傳“考級加分”“比賽拿獎就能上好學?！?，把非學科類培訓變成新的“升學敲門磚”，助長了功利化傾向。調研顯示，42.3%的家長給孩子報非學科類培訓是為了“攢綜評分數”，而不是為了提升孩子的綜合素養。三是部分家長的德育功利化傾向加劇，把德育當成“升學工具”?！半p減”后，隨著綜合素質評價在升學中的權重提升，部分家長把注意力從學科成績轉向了德育相關的綜評指標，但出發點仍是“升學加分”，而不是培養孩子的道德品質。調研顯示，37.2%的家長認為“德育就是為了讓孩子在綜合素質評價里拿高分，不影響升學就行”；28.7%的家長讓孩子參加志愿活動、紅色研學是為了“攢經歷、拍照片，寫進綜評檔案”，而不是為了讓孩子真正受到教育。訪談中有個六年級學生表示“我媽讓我每個月都去敬老院拍照片，說以后升初中有用，其實我根本不想去，去了就是站一會兒，跟老人說兩句話就走，什么也學不到”。這種功利化的德育不僅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會讓孩子形成“道德是可以用來換好處”的錯誤認知。四是學生網絡沉迷的風險上升，不良內容影響道德認知?！半p減”后，學生課余時間增多，但部分家長因為工作忙，沒時間看管孩子，導致孩子玩手機、刷短視頻的時間增加。調研顯示，26.7%的學生日均玩手機時間超過2小時，比“雙減”前上升8.3個百分點，其中初中生沉迷網絡的比例最高，達32.4%。61.2%的學生表示“在網上刷到過拜金、躺平、校園暴力等不良內容”，17.3%的學生表示“很羨慕網絡上的‘網紅’，覺得不用讀書就能賺大錢”，理想信念受到沖擊。此外，網絡欺凌的發生率也有所上升，14.2%的學生表示“曾在網上被人辱罵或孤立”，比“雙減”前上升4.7個百分點，對學生的心理健康和道德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從成因來看，一是學校德育的統籌設計不足，很多學校還沒有把課后服務的德育納入整體德育體系，缺乏系統的課程規劃和師資配備，德育工作仍處于“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狀態；二是校外培訓的監管體系不完善，對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德育要求沒有明確的標準和規范，監管部門更多關注收費、安全等問題，對課程的價值導向關注不夠；三是家長的德育觀念尚未根本轉變，受長期以來“升學至上”觀念的影響，很多家長還是把智育放在第一位，德育只是服務于升學的“附屬品”；四是社會層面的德育供給不足，社區的德育實踐活動數量少、形式單一，公共文化場所的德育功能沒有充分發揮，難以滿足學生課余時間的德育需求。針對上述新問題，需從四個方面優化“雙減”背景下的德育工作體系。一是構建“課后服務+德育”一體化體系，提升課后服務德育含量。教育行政部門出臺課后服務德育工作指引，明確課后服務中德育內容的占比不低于30%，要求每校每周至少開設2節專門的德育拓展課，結合不同學段特點設計課程體系：小學低段側重行為習慣養成、文明禮儀教育，小學高段側重紅色教育、勞動教育，初中側重法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高中側重社會責任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加強德育師資隊伍建設，每個學校至少配備2名專職德育教師，同時邀請老黨員、勞模、道德模范、非遺傳承人等擔任校外輔導員，參與課后服務的德育課程開發和教學。二是完善非學科類培訓的德育監管機制，規范培訓價值導向。出臺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德育指引，明確不同類別培訓的德育要求，比如美術類培訓要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體育類培訓要融入規則意識、團隊精神、意志品質教育，音樂類培訓要融入紅色教育、審美教育；把德育內容納入培訓機構的年檢指標，占比不低于20%，不合格的機構要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吊銷辦學許可證。嚴厲打擊培訓機構宣傳“德育加分”“綜評保過”等功利化行為，暢通舉報渠道，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凈化培訓市場環境。三是強化家校共育，引導家長樹立正確的德育觀。家長學校每學期至少開展2次德育專題培訓，邀請德育專家、優秀家長、心理醫生等進行授課，幫助家長認識到德育對孩子終身發展的重要性，掌握家庭德育的方法和技巧；建立“德育家庭作業”制度，每周布置1次親子德育任務，比如一起做家務、一起參觀紅色場館、一起參加志愿服務等，家長要記錄孩子的表現和自己的感悟，和老師溝通交流。優化綜合素質評價體系，淡化分數和量化導向，突出過程性、真實性評價，比如志愿服務評價要看實際參與時長、服務內容和服務對象反饋，不能只看照片和證明，避免家長功利化操作。四是豐富社會德育供給，筑牢課余時間德育陣地。每個街道至少建立1個未成年人德育實踐基地，配備專門的輔導員，周末和節假日開展紅色教育、勞動實踐、志愿服務、心理輔導等活動，免費向中小學生開放；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紅色紀念館等公共文化場所要開發適合中小學生的德育主題活動，比如“博物館里的德育課”“科技館里的科學家精神宣講”等，定期組織學生參觀學習。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推出更多適合青少年的正向網絡內容，比如紅色動漫、科普短視頻、正能量游戲等，提升青少年模式的使用率和滿意度；同時加大對不良網絡內容的打擊力度，為青少年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第三篇2024年2月至5月，某省民政廳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省教育廳、團省委，對全省11個設區市的49所接收特殊群體學生較多的中小學校開展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專項調研，調研對象包含農村留守兒童1247人、隨遷子女986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112人、低保家庭子女329人，共計2674名特殊群體學生，同時匹配了1892名普通學生作為對照組，通過量表測評、一對一訪談、班主任評價、家庭走訪等方式，系統掌握特殊群體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的特征與短板。調研采用《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量表》作為測評工具，從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為4個維度設置28個具體指標，量表信度為0.89，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要求。調研顯示，特殊群體中小學生的思想道德發展整體呈向好態勢，主流價值觀念與普通學生無顯著差異，且部分道德品質表現突出。一是道德認知水平基本達標。87.2%的特殊群體學生能準確判斷基本道德是非，比如“拾金不昧是應該做的”“欺負同學是不對的”“要遵守公共秩序”等，與普通學生的90.1%僅相差2.9個百分點，說明學校的基礎性德育工作覆蓋較為到位，特殊群體學生同樣能接受到基本的道德教育。其中隨遷子女的道德認知得分最高，平均為82.3分，略高于留守兒童的79.6分和困境兒童的78.4分，主要與隨遷子女就讀學校的德育資源更豐富有關。二是部分道德品質表現優于普通學生。留守兒童的孝親意識和生活自理能力更強，72.3%的留守兒童會主動幫祖父母做家務，68.7%的留守兒童能自己安排學習和生活，比普通學生分別高12.3和15.2個百分點，很多留守兒童因為知道父母在外打工辛苦，更懂得體諒長輩；隨遷子女的規則意識更強，78.9%的隨遷子女能主動遵守校園公共秩序，比普通學生高8.7個百分點，很多隨遷子女因為剛到新環境，更注意約束自己的行為，希望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認可；困境兒童的共情能力更強，62.4%的困境兒童表示“看到別人遇到困難會主動幫忙”，比普通學生高7.6個百分點，因為自身經歷過困難，更能體會他人的不易。三是大部分學生有積極向上的愿望。76.3%的特殊群體學生表示“想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68.7%的學生表示“會努力學習，改變自己的生活”，很多學生把軍人、醫生、老師等作為自己的理想職業，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回報家庭、幫助他人。訪談中一名四年級的留守兒童說“我爸媽在外地打工很辛苦，我要好好學習，以后當醫生，讓我爺爺奶奶不用再生病，也能給別人看病”。但調研同時發現，特殊群體中小學生的思想道德發展仍存在不少短板，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為層面的問題比普通學生更為突出，需要重點關注。其一，道德情感層面的歸屬感與安全感缺失。42.7%的留守兒童表示“很少感受到父母的關心”，38.2%的隨遷子女表示“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城市，和城里的同學玩不到一起”，47.3%的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表示“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很自卑”。特殊群體學生的“歸屬感”維度得分平均為62.4分，比普通學生低21.4個百分點，很多學生因為缺乏家庭關愛和身份認同，對集體、對社會的認同感不強，不愿意參與集體活動。調研顯示，32.7%的特殊群體學生表示“不想參加班級的集體活動，怕被別人笑話”，28.4%的學生表示“沒有知心朋友，有心事不知道跟誰說”。長期的情感缺失容易導致學生產生冷漠、孤僻等性格問題，影響道德情感的正常發展。其二，道德意志層面的抗挫能力與自控能力不足。38.2%的特殊群體學生遇到挫折會選擇“逃避”或者“發脾氣”，比普通學生高21.4個百分點；26.7%的特殊群體學生表示“自己管不住自己，明明知道不對還是會做”，比如上課走神、玩手機、和同學打架，比普通學生高13.6個百分點。其中留守時間超過3年的學生，自控能力得分比留守半年以下的學生低18.7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長期缺乏監護人的監督和引導，沒有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困境兒童的抗挫能力最弱，47.3%的困境兒童表示“遇到困難就覺得自己不行，不想努力了”，比普通學生高27.6個百分點，很多孩子因為家庭貧困、缺乏支持，容易產生無力感和習得性無助。其三，道德行為層面的偏差風險更高。16.3%的初中階段留守男童有過校園欺凌的參與經歷，包括施暴、被欺凌、圍觀起哄，比普通學生高9.8個百分點；12.7%的隨遷子女有過逃學、夜不歸宿的行為，比普通學生高7.2個百分點；9.4%的困境兒童有過偷竊、說謊等不良行為，比普通學生高6.1個百分點。訪談中某初中班主任表示“班里的問題學生大部分是留守兒童，父母不在家，祖輩管不了，犯錯了也沒人及時教育，很容易跟著社會上的人學壞”。此外，特殊群體學生的不良行為發現時間普遍比普通學生晚，很多時候已經形成習慣才被老師發現，糾正難度更大。其四，德育支持體系存在明顯短板。家庭層面，特殊群體學生的家庭德育覆蓋率僅為34.7%：留守兒童的監護人多為祖父母，文化程度普遍在小學以下，87.2%的祖父母表示“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的思想問題，只要不闖禍、能吃飽穿暖就行”；隨遷子女的父母大多從事體力勞動，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和孩子溝通的時間不足10分鐘，根本沒時間關注孩子的思想狀況；困境兒童的家庭更是缺乏德育能力，很多家庭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更不用說開展思想道德教育。學校層面，只有17.2%的學校為特殊群體學生建立了專門的德育檔案，配備了專門的德育導師；大部分學校的德育工作都是統一開展的，沒有針對特殊群體學生的個性化設計，德育內容和形式不符合他們的實際需求，也解決不了他們的具體問題；大部分德育老師沒有接受過特殊群體學生心理輔導的專業培訓，不知道怎么和這些孩子溝通，教育效果不佳。社會層面，當前對特殊群體學生的關愛大多集中在物質幫扶上，比如發放助學金、捐贈文具衣物，而思想道德方面的關愛很少，只有23.4%的社區開展過針對特殊群體學生的德育活動；很多志愿者幫扶都是“一次性”的，送點東西、拍個照就走，沒有長期的思想引導和情感陪伴，難以真正起到作用。從成因來看，一是家庭監護缺位，特殊群體學生的父母要么不在身邊，要么忙于生計，要么沒有能力履行德育職責，家庭作為德育第一課堂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孩子缺乏必要的道德引導和情感支持；二是學校德育的精準性不足，沒有考慮到特殊群體學生的特殊需求，統一的德育內容和形式對他們的吸引力不夠，也無法解決他們面臨的實際問題，德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三是社會關愛體系不完善，重物質輕精神、重短期輕長期的問題突出，沒有形成常態化的德育幫扶機制，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四是特殊群體學生自身的心理壓力較大，因為家庭原因，容易產生自卑、叛逆、敏感等情緒，這些情緒如果得不到及時疏導，會影響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的發展。針對特殊群體中小學生的思想道德狀況，需構建“精準幫扶、家校社協同”的德育支持體系。一是建立“一人一檔一導師”的精準德育幫扶機制。每所學校都要對特殊群體學生進行全面摸排，分類建立專門的德育檔案，詳細記錄學生的家庭情況、思想狀況、行為表現、心理狀態、興趣特長等信息，實行動態管理，定期更新。每個特殊群體學生都配備一名德育導師，由班主任、德育老師、黨員教師或心理老師擔任，明確導師職責：每周至少和學生談一次心，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每月至少和監護人溝通一次，反饋學生的在校表現，指導監護人開展家庭教育；每學期至少進行一次家庭走訪，深入了解學生的家庭情況，幫助解決實際困難。針對不同類型的特殊群體學生，開展個性化的德育引導：對留守兒童，重點開展親情教育、感恩教育，通過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