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思想調研報告(3篇)

大學生思想調研報告(3篇)第一篇本次調研面向全國12個省份27所不同層次高校的4216名全日制在校大學生發放電子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089份，有效回收率97%，同時深度訪談不同年級、專業、家庭背景的學生62名，系統梳理當前大學生家國認同感的呈現特征、影響因素及優化路徑，為高校思政工作提質增效提供數據支撐。本次調研對象覆蓋各學歷層次與學科門類，其中本科生占76.2%，碩士研究生占19.7%，博士研究生占4.1%；理工科類學生占48.3%，人文社科類占42.7%，藝術體育類占9%；來自城鎮家庭的占58.6%，農村家庭的占41.4%，樣本覆蓋大一到博士全年級段，具備較強的代表性。調研從認知認同、情感認同、行為認同三個維度設置問題，兼顧量化數據采集與質性信息挖掘，確保結論的客觀性與全面性。從調研結果來看，當前大學生家國認同感整體呈現向好向實的特征，首先是認知認同水平整體較高，92.3%的受訪者能準確說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任務，87.6%的受訪者表示會主動關注黨的二十大、全國兩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重要時政新聞，81.2%的受訪者能準確闡述中國夢的核心內涵，79.4%的受訪者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作為核心價值準則。不同群體的認知水平存在結構性差異：高年級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認知度比低年級學生高6.1個百分點，黨員學生對黨的創新理論的掌握度比非黨員學生高12.7個百分點，有過基層實踐、志愿服務經歷的學生對國家發展成就的認知具象化程度比無相關經歷的學生高8.4個百分點。其次是情感認同呈現具象化、生活化特征，問及“最讓你產生民族自豪感的事件”時，排名前三的分別是“神舟系列飛船發射成功、探月工程取得突破”（占78.3%）、“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占76.7%）、“新冠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率先實現經濟復蘇，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占72.9%）。不同群體的情感觸發點存在明顯差異：理工科學生對重大科技成果的認同感比文科學生高4.2個百分點，來自原國家級貧困縣的學生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感知度比城市學生高7.8個百分點，少數民族學生對民族地區發展成就、民族團結政策的認同感比漢族學生高9.3個百分點。深度訪談中，來自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大三學生李某表示，自己家2018年之前還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全家住在不通公路的高山上，后來通過異地搬遷住進了縣城的安置房，父母都獲得了生態護林員的公益崗位，自己能上大學也是靠國家的助學金和助學貸款政策，“從小到大的經歷讓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國家的好，畢業之后我打算回去當鄉村教師，讓更多山里的孩子有機會走出去”。這類基于個人真實生活經歷產生的情感認同，比單純的理論灌輸穩定性更強，也更能轉化為實際行動。第三是行為認同的踐行性不斷增強，68.7%的受訪者參與過疫情防控志愿服務、鄉村支教、社區幫扶等公益活動，21.3%的受訪者表示畢業之后會優先考慮基層就業、西部計劃等服務國家需求的崗位，72.4%的受訪者表示在看到網上抹黑國家、歪曲歷史的言論時會主動反駁或者舉報。調研同時發現，當前大學生踐行家國情懷的路徑更加多元，除了傳統的志愿服務、基層就業之外，還有不少學生通過專業能力服務國家需求，比如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參與國產軟件的開發，農學專業的學生參與鄉村振興的技術幫扶，新聞專業的學生制作正能量的宣傳內容，“用專業報國”已經成為不少大學生的共識。調研也發現當前大學生家國認同感培育存在部分短板，首先是少數學生的認知存在碎片化、表層化問題，5.7%的受訪者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警惕性不足，3.2%的受訪者認為家國情懷是“過時的道德說教”，11.2%的受訪者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認知模糊，甚至有2.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發展成現在的樣子主要靠借鑒西方經驗”。訪談中發現，這部分學生大多很少主動接觸正史內容，歷史知識主要來源于短視頻、影視劇等娛樂化渠道，容易被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解讀誤導，比如有的學生把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曲解為“地緣政治的犧牲品”，把雷鋒精神抹黑為“刻意塑造的人設”，這類錯誤認知雖然占比不高，但傳播性強，容易對其他學生產生負面影響。其次是培育供給的精準度不足，18.9%的受訪者認為當前思政課的內容“過于理論化，和自己的生活距離太遠”，22.4%的受訪者認為學校組織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形式單一，大多是聽講座、看展覽，參與感不強”。不同群體的培育需求存在明顯差異：00后學生更傾向于沉浸式、互動式的教育形式，比如紅色劇本殺、重走長征路實地研學、優秀黨員面對面交流等，而部分高校的家國情懷培育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灌輸模式，內容脫離學生的生活實際，形式缺乏創新性，難以引發學生的共鳴。還有部分高校的培育工作沒有針對不同群體的特點設計差異化內容，比如給理工科學生和文科學生上同樣的思政課，給低年級和高年級學生開展同樣的教育活動，導致針對性不足，效果打折扣。第三是社會環境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部分網絡平臺為了流量刻意炒作“精致利己主義”“躺平”“人生就是要及時行樂”等負面價值觀，13.7%的受訪者表示“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國家發展和自己沒關系”的觀點有一定道理，部分自媒體刻意放大社會發展中的局部問題，把個別案例渲染成普遍現象，消解學生的制度認同感。還有部分境外勢力通過社交平臺、學術交流、留學中介等渠道向大學生滲透錯誤思潮，比如有3.8%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在境外社交媒體上看到過抹黑中國的內容，并且“一開始覺得好像有道理”，如果沒有及時的引導，很容易被錯誤思想誤導。針對以上問題，首先要推進思政課的供給側改革，構建“理論+實踐+體驗”的三維教學體系，把脫貧攻堅、科技創新、疫情防控等鮮活的中國案例融入課堂，邀請駐村第一書記、航天工程師、抗疫醫護人員等一線工作者進課堂，用真實的故事打動學生。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設計差異化的教學內容，比如給理工科學生增加“大國工匠”“科技報國”相關的案例，給人文社科學生增加“文化自信”“治理效能”相關的內容，給藝術類學生增加“紅色文化創新傳播”相關的內容，提升思政課的針對性和吸引力。其次要打造沉浸式的校園文化培育場景，依托重要紀念日、重大事件節點開展主題教育活動，比如在國慶節組織“我和國旗合個影”、重走本地紅色路線等活動，在五四青年節組織“青年榜樣分享會”，邀請優秀校友、基層工作者分享成長經歷。鼓勵學生社團開發紅色劇本殺、紅色文創產品、紅色主題短視頻等年輕人喜歡的教育載體，讓家國情懷的培育融入日常校園生活，避免“一陣風”式的教育。第三要搭建多方協同的培育矩陣，打通學校、家庭、社會的聯動渠道，學校要加強和學生家庭的溝通，通過家長會、家訪等形式，引導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念，用家庭的真實經歷感染學生。同時和地方政府、紅色教育基地、企事業單位合作，搭建常態化的實踐育人平臺，讓學生在鄉村振興實踐、企業實習、志愿服務中真切感受國家的發展變化，強化家國認同感。還要加強網絡空間的治理，聯合網信部門打擊網絡上的錯誤思潮，推出更多正能量的短視頻、網文等內容，搶占網絡輿論陣地，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第二篇本次調研覆蓋東部、中部、西部共18所高校的3672名全日制大學生，其中本科生占72.4%，研究生占27.6%，包含文史哲、理工農醫、藝術體育等12個學科門類，調研圍繞網絡信息接觸習慣、意識形態辨別能力、網絡行為規范認知三個維度展開，累計回收有效問卷3594份，深度訪談學生48名、思政工作者22名，全面掌握當前大學生網絡意識形態認知與行為的現狀，為高校做好網絡思政工作提供實證依據。調研對象覆蓋不同年級與辦學層次，其中大一占24.7%，大二占26.2%，大三占22.1%，大四占18.3%，研究生占8.7%；雙一流高校學生占32.8%，普通本科占47.6%，高職高專占19.6%；男生占48.2%，女生占51.8%，樣本具備較強的代表性。調研采用匿名問卷的形式，避免學生因為顧慮隱瞞真實想法，同時結合深度訪談挖掘量化數據背后的深層原因，確保結論的真實性。從調研結果來看，當前大學生網絡意識形態認知與行為整體呈現積極正向的特征，首先是網絡接觸的主流內容健康向上，91.2%的受訪者日均上網時長超過4小時，其中62.7%的上網內容集中在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知識學習平臺，排名前三的上網目的分別是“獲取學習資料”（占68.3%）、“了解時事新聞”（占62.7%）、“休閑娛樂”（占58.9%）。76.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平時會主動關注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等官方媒體的賬號，獲取權威信息，只有12.3%的受訪者表示主要的信息來源是自媒體或者個人博主。其次是意識形態辨別能力整體較強，83.5%的受訪者能準確識別“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錯誤思潮的典型表現，89.7%的受訪者表示看到網上惡意抹黑國家、歪曲歷史的言論會主動舉報或者反駁，78.2%的受訪者表示“不會輕易相信網上的未經核實的信息，會多方查證之后再判斷”。深度訪談中，某雙一流高校的大二學生王某表示，之前自己刷短視頻的時候刷到過質疑抗美援朝戰爭必要性的內容，一開始沒意識到是歷史虛無主義，后來思政課上老師專門講了抗美援朝的歷史背景和意義，還列舉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常見套路，比如“細節考證”“揭秘歷史”“重新評價”等，自己現在再看到類似內容就會馬上舉報，不會被誤導。第三是網絡行為的合規性整體較高，87.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網上發言會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不會發布侮辱他人、造謠生事的內容，72.3%的受訪者表示不會轉發未經官方核實的公共事件信息，68.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會參與網絡罵戰、人肉搜索等不良網絡行為。調研同時發現，不少大學生已經成為網絡正能量的傳播者，有32.7%的受訪者曾經制作或者轉發過正能量的短視頻、網文等內容，還有18.3%的受訪者參與過官方媒體發起的正能量話題討論，在網絡空間發出青年聲音。調研也發現當前大學生網絡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部分突出問題，首先是少數學生的意識形態辨別能力存在短板，11.3%的受訪者表示“無法準確分辨網上的信息是否屬于錯誤思潮”，7.4%的受訪者表示“在網上發言不會考慮意識形態導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3.8%的受訪者認為境外社交媒體的信息“比國內媒體更加客觀中立”，還有2.1%的受訪者曾經轉發過包含錯誤意識形態導向的內容。訪談中發現，這部分學生大多對黨史國史的了解不夠深入，缺乏系統的理論學習，容易被錯誤思潮的包裝誤導，比如有的錯誤思潮打著“學術研究”“民生關懷”的旗號，把個別問題放大為制度問題，把局部矛盾渲染為普遍矛盾，很容易讓缺乏辨別能力的學生上當。還有部分學生對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視程度不足，認為“意識形態是很虛的東西，和自己的生活沒關系”，對錯誤思潮的傳播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無形之中成為了錯誤信息的傳聲筒。其次是部分學生受信息繭房效應影響嚴重，62.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平時刷短視頻、看新聞的時候，平臺推薦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很少接觸不同觀點的信息，18.7%的受訪者表示“如果網上的觀點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樣，就不會去看”。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導致部分學生的認知越來越固化，很難接受不同的觀點，也容易被同質化的錯誤信息誤導，比如有的學生平時喜歡關注吐槽社會問題的內容，算法就會不斷推送類似的內容，久而久之就會對社會產生負面認知，甚至產生偏激的想法。還有部分學生長期浸泡在娛樂化的信息環境中，對時政新聞、國家大事不感興趣，認知越來越淺薄，也更容易被錯誤思潮影響。第三是高校網絡思政的供給不足，22.7%的受訪者表示“學校的網絡思政內容太生硬，都是官話套話，不愿意看”，19.4%的受訪者表示“學校的官方賬號更新頻率低，內容也不貼近學生的生活，很少關注”。部分高校的網絡思政仍然停留在把線下的內容搬到網上的階段，沒有結合網絡傳播的特點，也沒有針對學生的興趣點設計內容，比如有的高校官方賬號只會轉發政策文件、會議新聞，很少回應用學生關心的就業、住宿、教學等實際問題，導致吸引力不足，難以發揮引導作用。還有部分思政工作者的網絡素養不足，對年輕人常用的網絡平臺、網絡話語體系不熟悉，不知道學生在網上關注什么、討論什么，無法和學生在網絡空間有效溝通，也很難及時發現學生的思想偏差。第四是網絡環境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部分網絡平臺為了流量放任錯誤信息傳播，甚至刻意推送極端觀點吸引眼球，13.2%的受訪者表示“網上的負面信息太多，看多了會覺得社會不好”。還有部分境外勢力通過虛擬專用網絡、境外社交平臺、學術交流等渠道向大學生滲透錯誤思潮，甚至煽動學生參與非法活動，有1.7%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收到過境外平臺發送的反動宣傳內容，如果沒有及時的引導，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針對以上問題，首先要提升大學生的媒介素養，把媒介素養教育納入思政課體系，開設專門的課程或者講座，教學生如何辨別網絡信息的真偽、如何識別錯誤思潮的典型套路、如何正確使用網絡發表言論。定期組織“網絡辟謠主題活動”，邀請網信部門的工作人員、主流媒體的記者進學校，結合實際案例給學生講解謠言的傳播規律和辨別方法，提升學生的辨別能力。還要引導學生主動打破信息繭房，有意識地接觸不同觀點的信息，學會辯證地看待問題，避免認知固化。其次要打造高質量的網絡思政內容矩陣，鼓勵高校打造一批有影響力的官方新媒體賬號，用年輕人喜歡的話語體系、傳播形式制作內容，比如制作正能量的短視頻、動漫、網文，結合熱點事件及時發聲，回應學生的關切。比如有的高校針對學生關心的考研、就業、疫情防控等問題，制作系列短視頻解答疑惑，獲得了學生的廣泛關注，效果很好。同時鼓勵思政工作者、青年教師開通個人新媒體賬號，和學生在網絡上互動，及時解答學生的困惑，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還要搭建學生參與網絡思政內容生產的平臺，鼓勵學生自己創作正能量的內容，比如組織正能量短視頻大賽、網文大賽等，讓學生從受眾變成參與者，提升內容的吸引力和傳播力。第三要完善網絡意識形態的監測和干預機制，高校要建立專門的網絡輿情監測隊伍，及時關注學生常用的網絡平臺的動態，發現錯誤思潮、負面言論及時干預，對出現思想偏差的學生要一對一進行引導，避免錯誤思想擴散。同時要完善網絡行為的獎懲機制，對傳播正能量的學生進行表彰，對傳播錯誤信息、發布不良言論的學生進行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按照相關規定處理。還要加強和網信部門、平臺企業的合作，共同打擊網絡上的錯誤思潮，凈化網絡空間，為學生營造健康的網絡環境。第三篇本次調研針對2023、2024兩屆共5128名在校大學生開展，其中應屆畢業生占48.2%，非應屆在校生占51.8%，調研覆蓋雙一流高校、普通本科院校、高職高專等不同辦學層次，聚焦就業地域選擇、行業偏好、價值判斷標準三個核心維度，累計回收有效問卷4976份，訪談就業指導中心教師31名、創業學生代表17名，系統梳理當前大學生就業創業價值取向的特征、存在的思想誤區及優化路徑，為高校做好就業創業思想引導工作提供數據支撐。調研對象覆蓋不同專業與家庭背景，其中雙一流高校學生占28.7%，普通本科占52.4%，高職高專占18.9%；男生占46.3%，女生占53.7%；來自城鎮家庭的占62.1%，農村家庭的占37.9%；人文社科類占38.2%，理工科類占52.7%，藝術體育類占9.1%，樣本具備較強的代表性。調研同時采集了學生的就業預期、職業規劃、家庭影響等相關信息，確保能夠全面反映當前大學生的就業創業思想動態。從調研結果來看，當前大學生就業創業價值取向整體呈現多元務實的特征，首先是價值判斷標準更加多元，76.2%的受訪者認為就業時“個人價值實現”比“薪資水平”更重要，69.4%的受訪者認為基層就業是“鍛煉能力、服務社會的重要路徑”，58.7%的受訪者表示“只要能發揮自己的專業能力，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工作都可以接受”。和十年前相比，大學生的就業價值判斷已經從單一的“求穩”“求高薪”轉向更加注重個人成長、價值實現，職業選擇的包容性更強。比如有的學生放棄了高薪的互聯網公司offer，選擇去公益組織工作，有的學生放棄了大城市的工作機會，選擇回到家鄉創業，只要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就會被認可。其次是服務國家需求的意識不斷增強，21.7%的受訪者表示愿意回到家鄉或者中西部基層就業，12.3%的受訪者表示會優先考慮報考選調生、參加西部計劃、“三支一扶”等服務基層的項目。問及“選擇基層就業的原因”時，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想要為家鄉的發展做貢獻”（占68.4%）、“基層鍛煉機會多，更能提升個人能力”（占57.2%）、“國家的基層就業政策優惠多，發展空間大”（占42.7%）。深度訪談中，某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四學生張某表示，自己是來自貴州畢節的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時候靠國家助學金完成學業，現在畢業打算報名西部計劃，回去當一名基層農技人員，把自己學到的農業技術教給家鄉的農民，幫助他們增收致富，“國家幫我圓了大學夢，我也想用自己的能力回報國家”。第三是創業的動機更加理性，12.6%的受訪者有明確的創業意愿，其中68.3%的受訪者表示創業的動機是“想要實現自己的創意，解決實際問題”，21.7%的受訪者是“想要獲得更高的收入，實現財務自由”，只有10%的受訪者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選擇創業”。和之前相比，現在的大學生創業不再盲目追求風口，而是更加注重結合自己的專業優勢，解決實際的社會需求，比如有的計算機專業的學生開發針對老年人的智能產品，有的農學專業的學生做農產品電商，幫助農民銷售農產品，有的設計專業的學生做非遺文化的創新傳播，創業的方向更加務實，成功率也更高。調研也發現當前大學生就業創業領域存在部分思想誤區，首先是部分學生的就業認知存在偏差，18.7%的受訪者存在“慢就業等于懶就業”的偏見，認為畢業之后不馬上工作就是不求上進，12.3%的受訪者認為體制外的工作“沒有保障、不夠體面”，寧愿在家待業也要考公務員、事業單位，還有9.7%的受訪者存在“唯學歷論”的認知，認為只有考個好研究生才能找到好工作，盲目跟風考研，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訪談中發現，有的學生連續三四年考公考研，不愿意去找工作，也不愿意參加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受這種認知偏差的影響，不僅浪費了時間，也錯過了很多就業機會。其次是部分學生的就業期待和現實脫節，22.4%的應屆畢業生期望的月薪超過1萬元，而當前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月薪只有6000元左右，還有17.6%的受訪者希望找“事少、錢多、離家近”的工作，不愿意從事壓力大、需要加班的工作，也不愿意去偏遠地區工作。部分學生對自己的能力沒有清晰的認知，眼高手低，導致就業時屢屢碰壁，產生焦慮情緒。還有部分學生的職業規劃不清晰，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么、想要做什么，跟著別人的腳步走，別人考公他也考公，別人考研他也考研，最后浪費了時間，也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第三是部分創業學生存在浮躁心態，9.5%的有創業意愿的學生表示“想要快速融資上市，實現財務自由”，沒有做長期創業的準備，也沒有核心的技術和產品，只是盲目跟風熱點賽道，比如前兩年社區團購火的時候就去做社區團購，現在直播電商火就去做直播電商，對行業的發展規律、市場需求沒有深入的調研，很容易創業失敗。訪談中，某高校的創業指導老師表示，每年都有不少學生拿著沒有經過調研的創業計劃書來找自己指導，很多想法都很理想化，沒有考慮實際的運營成本、市場競爭、用戶需求等問題，創業成功率很低，大部分學生的創業項目都撐不過一年。第四是就業創業的思想引導不足，24.7%的受訪者表示“學校的就業指導課只教怎么寫簡歷、怎么面試，沒有教怎么樹立正確的就業觀”，18.3%的受訪者表示“學校對基層就業、創業的政策宣傳不到位，自己不太了解相關的優惠政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