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探究：音韻學視角下的中古漢語研究

東晉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探究：音韻學視角下的中古漢語研究一、緒論1.1研究背景與意義東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但文化領域卻呈現出獨特的發(fā)展態(tài)勢，音韻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發(fā)展方向。這一時期，佛教文化盛行，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由于受到梵文拼音的啟發(fā)，直接促進了我國音韻學的發(fā)展。諸多經師在對經典進行闡釋時，十分注重對字音的標注，這些音注不僅反映了當時的語音實際，也為后世研究中古漢語語音提供了珍貴的語料。徐邈、李軌、劉昌宗三位經師的音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徐邈，東晉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其音注在當時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他對《詩經》《尚書》《禮記》等經典的音注，被后世學者視為研究東晉語音的重要依據。李軌同樣活躍于東晉時期，其音注在保存和傳承經典的過程中，也蘊含了豐富的語音信息。劉昌宗的音注則在某些方面展現出與徐邈、李軌不同的特點，為我們全面了解東晉語音提供了多元的視角。反切作為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注音方法，自東漢末年產生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發(fā)展。反切結構的研究，對于深入了解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tǒng)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通過分析反切上字與下字的組合規(guī)律、它們所反映的聲韻調關系，我們能夠還原出當時的語音面貌，揭示語音演變的規(guī)律。研究東晉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中古漢語語音系統(tǒng)的特點和演變規(guī)律。中古漢語是漢語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語音系統(tǒng)相較于上古漢語和現代漢語都有獨特之處。通過對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的研究，我們可以深入探討中古漢語聲韻調的分合、演變情況，填補中古漢語語音研究的某些空白。例如，通過對反切上字的系聯分析，可以確定當時的聲母系統(tǒng)；對反切下字的研究，則有助于了解韻母的分類和演變。這一研究也能夠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證據和思路。漢語史的研究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證據來支撐。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作為東晉時期語音實際的直接反映，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通過與其他時期的語音材料進行對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漢語語音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傳承和變化，為構建完整的漢語語音發(fā)展脈絡提供有力支持。從學術傳承的角度來看，研究東晉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對于挖掘和傳承我國古代音韻學遺產具有重要意義。這些經師的音注是我國古代音韻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們承載著古人對語音的認識和理解。對其進行深入研究，能夠讓我們更好地領略古代音韻學家的智慧，為現代音韻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1.2研究對象與范圍本研究聚焦于東晉時期徐邈、劉昌宗、李軌三位經師的音注，旨在深入剖析其反切結構，揭示東晉時期的語音特點和演變規(guī)律。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今山東諸城）人，是東晉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博涉多聞，尤精《春秋谷梁傳》，其音注在當時被廣泛引用，對后世研究東晉語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劉昌宗，生平事跡雖記載較少，但他的音注在《經典釋文》等文獻中多有留存，為研究東晉語音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李軌，著有《周易音》《尚書音》等音注著作，其音注在音韻學研究中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研究范圍主要涵蓋三位經師對儒家經典的音注，包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傳》《論語》等。這些經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經師們在對其進行音注時，不僅反映了當時的語音實際，也體現了對經典的理解和闡釋。以《經典釋文》為例，其中收錄了大量徐邈、劉昌宗、李軌的音注，這些音注成為本研究的核心語料。《經典釋文》是唐代陸德明所撰的一部音韻學著作，它匯集了漢魏六朝以來眾多經師的音切和訓詁，對于研究中古漢語語音具有極高的價值。通過對《經典釋文》中三家經師音注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系統(tǒng)地了解他們的反切結構特點。在研究過程中，還將參考其他相關文獻，如《集韻》《一切經音義》等。《集韻》是一部宋代的韻書，它在繼承《廣韻》的基礎上，對字音進行了更加細致的分類和注釋，其中也保存了一些東晉經師的音注。《一切經音義》則是唐代玄應和慧琳所撰的佛教音義著作，其中同樣包含了豐富的語音資料，對研究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1.3研究現狀綜述近年來，學術界對東晉時期的語言文化研究給予了較多關注，其中徐邈、李軌、劉昌宗三位經師的音注反切結構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蔣希文在《徐邈音切研究》中，通過對《經典釋文》中徐邈音切的系統(tǒng)分析，歸納出其聲母28個，韻部78部，并指出其聲調雖仍為平上去入四聲，但具體歸字與《切韻》音系存在差異。蔣希文還在系聯法的基礎上提出“枚舉歸納推理法”，以應對徐邈音切中部分切語無法系聯的問題。簡啟賢的《李軌音注考》對李軌的音注進行了詳細考證，從聲韻調等方面分析了其音注特點，認為李軌音注反映出的語音系統(tǒng)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在某些聲母和韻母的分類上與其他經師有所不同。盤曉愚在《〈經典釋文〉劉昌宗反切韻類考》《〈經典釋文〉中劉昌宗反切聲類考》中，運用系聯法對劉昌宗的反切進行研究，分別考訂了其反切的韻類和聲類，為了解劉昌宗的音注體系提供了重要參考。日本學者坂井健一的《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探討了《經典釋文》中引音的各家音系情況，從宏觀角度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字音進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到徐邈、劉昌宗、李軌等經師的音注，為三家經師音注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盡管前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從研究的廣度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三家經師音注聲韻調系統(tǒng)的個別分析上，缺乏對其反切結構的全面、綜合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反切上字與下字之間的相互關系、反切結構與當時語音演變趨勢的關聯等問題。在研究深度方面，對于一些復雜的語音現象，如重紐問題、聲韻配合規(guī)律等，尚未進行深入挖掘。各家研究在方法和結論上也存在一定差異，缺乏統(tǒng)一的標準和深入的比較分析，這使得我們對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的認識還不夠清晰和準確。在研究材料的運用上，雖然主要以《經典釋文》為核心語料，但對其他相關文獻的挖掘和利用還不夠充分，限制了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入性。1.4研究方法與創(chuàng)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東晉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統(tǒng)計分析法是基礎，通過對三家經師音注中反切上字與下字的出現頻率、組合方式等進行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分析，能夠從數據層面直觀地展現出反切結構的基本特征。在分析徐邈音注的反切上字時，統(tǒng)計其在不同聲母類別中的分布情況，以此確定其聲母系統(tǒng)的特點。這種方法能夠為后續(xù)的研究提供具體的數據支撐，使研究結論更具說服力。比較研究法貫穿于整個研究過程。將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它們之間的異同，從而揭示出三位經師在注音方式和語音觀念上的差異與共性。對比徐邈和李軌對同一字的反切注音，觀察其反切上字和下字的選擇是否相同，進而探討他們對該字讀音的理解差異。同時，還將三家經師音注與同時期其他文獻的反切進行對比，如與《經典釋文》中其他經師的音切、《集韻》中的反切等進行比較，以明確三家經師音注在中古漢語語音體系中的地位和特點。通過這種比較，能夠更好地把握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的獨特性和普遍性，從更廣闊的視角理解東晉時期的語音現象。歷史分析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把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置于漢語語音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進行考察，探究其與上古漢語語音的傳承關系以及對后世漢語語音演變的影響。通過對反切結構中聲韻調的分析，追溯其在上古漢語中的源頭，分析其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的變化軌跡。研究反切下字所反映的韻母系統(tǒng)，考察其與上古韻部的對應關系，以及在后世韻書中的演變情況。這種歷史分析能夠揭示出語音演變的規(guī)律，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本研究的創(chuàng)新點主要體現在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兩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從多維度對反切結構進行研究，不僅關注反切上字和下字所反映的聲韻系統(tǒng)，還深入分析反切結構中蘊含的語音演變信息、音變規(guī)律以及經師個人的語音觀念和學術傳承。這種多維度的研究視角能夠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反切結構的本質和意義，為音韻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研究內容方面，以往對東晉經師音注的研究多集中在個別經師或個別語音要素上，缺乏對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的綜合研究。本研究將徐邈、劉昌宗、李軌三位經師的音注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全面分析他們反切結構的特點和規(guī)律，填補了這一領域在綜合研究方面的空白。對一些以往研究較少涉及的語音現象，如反切結構中的重紐問題、聲韻配合的特殊規(guī)律等進行深入探討，拓展了東晉經師音注研究的內容，為中古漢語語音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料和更深入的見解。二、東晉三家經師音注與反切結構概述2.1東晉三家經師生平與學術成就徐邈，字仙民，東晉時期東莞姑幕（今山東諸城）人。他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入的鉆研。在學術傳承方面，徐邈師從多位著名學者，廣泛涉獵經史子集，博采眾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他尤其精通《春秋谷梁傳》，其對這部經典的闡釋和解讀在當時備受推崇。徐邈的主要成就體現在多個方面。在經學研究領域，他撰寫了大量的音注著作，如《周易音》《尚書音》《毛詩音》《禮記音》《春秋谷梁傳音》等。這些音注不僅對經典的字音進行了詳細標注，還對字義、句義進行了深入的闡釋，為后人理解和研究經典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他的音注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反映了東晉時期的語音實際和經學研究水平。在教育方面，徐邈曾任太子前衛(wèi)率，負責教導太子學習儒家經典。他以淵博的學識和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和官員，對東晉時期的文化傳承和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學生遍布朝野，很多人在后來的政治和文化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就。徐邈還參與了朝廷的一些文化活動，如參與修訂禮儀制度等，為東晉時期的文化建設做出了貢獻。劉昌宗，關于他的生平事跡，歷史記載較為稀少。從僅有的資料中可以推斷，他是東晉時期的一位經師，主要活動于南方地區(qū)。雖然我們對他的具體身世和學術傳承了解有限，但從他的音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儒家經典有著深入的研究和獨特的見解。劉昌宗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音注上。他的《三禮音》在當時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為后人研究古代禮儀制度和語音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在《周禮音》中，他對許多生僻字和多音字的注音，為后人理解《周禮》的內容提供了幫助。他的音注也反映了當時南方地區(qū)的語音特點，對于研究東晉時期的方言和語音演變具有重要的價值。盡管劉昌宗的著作大多已經失傳，但在《經典釋文》等文獻中，還保存了一些他的音注內容，這些內容成為我們研究他學術成就的重要依據。李軌，同樣是東晉時期的重要經師。他對儒家經典以及《老子》《莊子》等道家經典都有深入的研究，并為這些經典作了音注。從其音注作品可以推測，他在學術上有著深厚的造詣，對當時的文化發(fā)展有著自己的見解和貢獻。李軌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音注著作。他的《周易音》《尚書音》《毛詩音》《禮記音》《春秋左傳音》《論語音》等音注，涵蓋了儒家經典的多個方面。這些音注不僅對經典的讀音進行了規(guī)范和解釋，還對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進行了探討和解答，為后人學習和研究經典提供了便利。他的音注在當時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應用，對東晉時期的學術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李軌對《老子》《莊子》的音注，也為道家經典的傳承和研究做出了貢獻，促進了當時儒道思想的交流和融合。2.2音注文獻來源與整理徐邈音注主要來源于《經典釋文》，這部由唐代陸德明所撰的音韻學著作，是研究中古漢語語音的重要文獻，其中廣泛收錄了徐邈對《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谷梁傳》等經典的音注。在《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中，就有諸多徐邈對《詩經》字詞的音注，如“芣苢，徐又音以”，為研究徐邈的語音系統(tǒng)提供了直接的語料。《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也輯錄了部分徐邈的音注內容，雖然這些內容在流傳過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誤差，但經過與其他文獻的相互印證和校勘，仍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李軌的音注同樣大量存于《經典釋文》之中，涵蓋了《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傳》等經典。在《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里，保存了李軌對《周易》中諸多卦爻辭的音注。清朝人馬國翰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周易李氏音一卷》和《周禮李氏音一卷》，清朝人黃寅在《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中輯有《李軌周易音》，但這些輯本在流傳過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訛誤。吳夭萍在《幾本古書中有關東晉經師李軌音注的校勘》中指出，通過對《經典釋文》兩種版本（中華書局的通志堂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與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阮元《十三經注疏》的對比、校勘，參考《說文解字》《廣韻》《集韻》《類篇》等書，共校出二十處與李軌音注相關的訛誤，大多是形近而誤。在整理李軌音注時，需要對這些文獻進行細致的校勘，以確保研究材料的準確性。劉昌宗的音注主要見于《經典釋文》，集中在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音注方面。如在《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中，有許多劉昌宗對《周禮》中官職、禮儀等相關字詞的音注。由于劉昌宗的音注作品大多已經失傳，《經典釋文》成為研究其音注的核心文獻。雖然《經典釋文》在流傳過程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但通過與其他同時期文獻的對比分析，以及運用音韻學的相關知識進行考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劉昌宗音注的原貌。在整理三家經師音注時，首先對相關文獻進行全面收集，將散見于《經典釋文》《玉函山房輯佚書》等文獻中的音注內容進行匯總。然后，運用校勘學的方法，對不同版本的文獻進行比對，校正其中的訛誤、脫漏、衍文等問題。參考其他同時期的音韻學著作，如《廣韻》《集韻》等，對音注中的字詞讀音進行考證，以確定其準確的讀音和音韻地位。在整理徐邈對“芣苢”的音注時，不僅要依據《經典釋文》的記載，還要參考《廣韻》中對“芣”“苢”二字的音韻標注，以明確徐邈音注所反映的語音特點。2.3反切結構基本原理與規(guī)則反切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注音方法，其基本原理是用兩個漢字來拼注另一個漢字的讀音。被注音的字稱作被切字，用于注音的前兩個字，前者為反切上字，后者是反切下字。如“東，德紅切”，其中“東”是被切字，“德”為反切上字，“紅”為反切下字。反切結構中，反切上字與被切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被切字的韻母（包括介音）和聲調相同。在“都，當孤切”這一反切中，“都”的聲母為“d”，與反切上字“當”的聲母一致；“都”的韻母為“u”，聲調為陰平，與反切下字“孤”的韻母和聲調相同。這種聲韻調的對應關系是反切結構的核心規(guī)則，也是通過反切來還原古代字音的重要依據。在實際應用中，反切結構還存在一些具體的規(guī)則和特點。反切上字的選擇較為靈活，只要其聲母與被切字相同即可，這就導致在不同的文獻或經師音注中，對同一個被切字可能會使用不同的反切上字。對于“東”字的反切，除了“德紅切”外，在某些文獻中可能會出現“多紅切”，“德”和“多”的聲母都是“d”，都符合反切規(guī)則。反切下字的選擇同樣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只要韻母和聲調與被切字相同，就可以作為反切下字。這使得反切下字的數量較為豐富，也反映了當時語音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反切結構還受到語音演變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語音發(fā)生了變化，一些反切在后世可能無法準確拼出被切字的讀音。在中古漢語中，某些聲母和韻母的發(fā)音與現代漢語不同，這就需要結合語音演變的規(guī)律來理解和分析反切結構。一些中古時期的反切上字，其聲母在現代漢語中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如“古”在中古漢語中聲母為“k”，而在現代漢語中，“古”的讀音為“gǔ”。在研究東晉三家經師音注的反切結構時，必須考慮到語音演變的因素，才能準確把握其語音特點和規(guī)律。三、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上字分析3.1徐邈音注反切上字研究3.1.1聲母分布特征徐邈音注反切上字的聲母分布呈現出獨特的特征，與同時期及后世的聲母系統(tǒng)存在一定的差異。通過對《經典釋文》中徐邈音注反切上字的系統(tǒng)分析，我們發(fā)現其聲母系統(tǒng)包含了多個獨特的類別。在唇音方面，徐邈音注中的反切上字體現出輕重唇音尚未完全分化的特點。“幫”母字和“非”母字在反切上字中有時會交替使用，這表明在徐邈所處的東晉時期，唇音聲母的分化還處于過渡階段。“奔”字，在徐邈的音注中，既有“布恩切”（“布”為“幫”母字），也有“甫悶切”（“甫”為“非”母字）。這種現象與同時期其他音韻材料中輕重唇音的分化情況相呼應，如在一些魏晉時期的韻書中，也能觀察到類似的輕重唇音混用現象。而在后世的《切韻》音系中，輕重唇音已經有了明確的區(qū)分，“幫”母和“非”母各自獨立，界限清晰。在舌音方面，徐邈音注反切上字反映出舌頭音和舌上音開始逐漸分化，但尚未完全分離的狀態(tài)。“端”母和“知”母的反切上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用情況。“中”字，徐邈音注有“丁仲切”（“丁”為“端”母字），也有“陟仲切”（“陟”為“知”母字）。這表明在東晉時期，舌上音雖然已經開始從舌頭音中分化出來，但在實際的語音運用中，兩者的界限還不夠明確。在同時期的其他經師音注中，也能發(fā)現類似的舌頭音和舌上音混用現象，這反映了當時舌音聲母分化的普遍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唐宋時期，舌頭音和舌上音在聲母系統(tǒng)中已經完全分化，各自成為獨立的類別。在齒音方面，徐邈音注反切上字中的“精”組和“莊”組、“章”組聲母也呈現出獨特的分布特征。“精”組和“莊”組聲母之間存在一定的混切現象，這說明在徐邈的語音系統(tǒng)中，這兩組聲母的界限還不夠清晰。“鄒”字，徐邈音注有“側鳩切”（“側”為“莊”母字），也有“子由切”（“子”為“精”母字）。而“章”組聲母與“精”組、“莊”組聲母之間的關系也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這種齒音聲母的分布特征與同時期的音韻材料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在后世的音韻發(fā)展中，“精”組、“莊”組、“章”組聲母逐漸分化，各自的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更加明確。3.1.2韻母搭配規(guī)律徐邈反切上字與韻母的搭配呈現出一定的規(guī)律性，從開合口、等呼的角度分析，能發(fā)現其獨特的特點。在開合口方面，徐邈音注中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的搭配基本遵循一定的規(guī)則，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況。開口呼韻母與特定的反切上字搭配較為頻繁，這些反切上字的發(fā)音特點與開口呼韻母的發(fā)音相適應。以“幫”母反切上字為例，在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如“巴，伯加切”，“伯”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b”與開口呼韻母“a”的發(fā)音能夠自然銜接。合口呼韻母同樣與某些反切上字有著較為固定的搭配模式。“官，古丸切”，“古”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g”與合口呼韻母“uan”的發(fā)音配合默契。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搭配不符合常規(guī)的現象。某些原本與開口呼韻母搭配較多的反切上字，在徐邈音注中卻與合口呼韻母進行了搭配，這種現象可能與當時的語音演變或方言影響有關。從等呼的角度來看，徐邈音注反切上字與不同等呼韻母的搭配也具有一定的特點。一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較為穩(wěn)定，這些反切上字的發(fā)音在口腔的開度和舌位等方面與一等韻韻母相匹配。“東，德紅切”，“德”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d”與一等韻韻母“ong”的發(fā)音協調一致。二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也有其規(guī)律，反切上字的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能夠適應二等韻韻母的特點。“江，古雙切”，“古”的聲母“g”與二等韻韻母“uang”的發(fā)音相互契合。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相對復雜一些，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在某些情況下，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會共用一些反切上字，這可能反映了當時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相近性。也存在一些反切上字只與三等韻或四等韻韻母搭配，這種現象與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細微差異有關。通過對徐邈音注反切上字與韻母搭配規(guī)律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東晉時期的語音系統(tǒng)和語音演變情況。3.1.3特殊反切上字案例徐邈音注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上字，這些反切上字的出現往往蘊含著豐富的語音信息，從語音演變、方言影響等角度分析，能夠揭示其背后的成因。“羌”字在徐邈音注中作為反切上字出現的頻率較高，且其反切下字的韻母類型較為復雜。“羌俱切”“羌遇切”“羌魚切”等，“羌”與不同的韻母搭配，反映出其在徐邈音注中的特殊地位。從語音演變的角度來看，“羌”字的聲母在東晉時期可能發(fā)生了一定的變化，導致其在反切中與多種韻母搭配。在方言影響方面，“羌”字可能受到當時某一方言的影響，使得其發(fā)音與其他地區(qū)有所不同，從而在反切上字的選擇上表現出特殊性。“苦”字在徐邈音注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反切用法。在某些情況下，“苦”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與被切字的聲母關系不符合常規(guī)的反切規(guī)則。“苦穴切”“苦悅切”等，這里的“苦”聲母為“k”，但被切字的聲母在其他音韻材料中可能與“k”的關系并不緊密。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語音演變過程中，某些聲母的發(fā)音發(fā)生了變異，或者是受到了方言的影響。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苦”字的發(fā)音可能與其他地區(qū)不同，導致其在反切中出現特殊用法。還有一些生僻字在徐邈音注中作為反切上字出現，這些生僻字的使用可能與當時的學術傳承或文獻版本有關。某些生僻字可能是在特定的學術流派或文獻中被使用，作為反切上字時，反映了該流派或文獻的語音特點。這些生僻字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訛誤，導致原本正常的反切上字被誤寫成了生僻字。通過對這些特殊反切上字案例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徐邈音注的語音特點和形成背景。3.2劉昌宗音注反切上字研究3.2.1聲母分布特征劉昌宗音注反切上字的聲母分布具有獨特的特征，與徐邈及其他經師存在一定的差異。在唇音方面，劉昌宗音注中的反切上字體現出與徐邈音注類似的特點，即輕重唇音尚未完全分化。“幫”母字和“非”母字在反切上字中存在混用現象，這表明在劉昌宗所處的東晉時期，唇音聲母的分化仍處于過渡階段。“悲”字，劉昌宗音注有“府眉切”（“府”為“非”母字），也有“補眉切”（“補”為“幫”母字）。這種現象與同時期的語音發(fā)展趨勢相符，在東晉時期，輕重唇音的分化還不夠徹底，不同經師的音注中都能觀察到類似的混用情況。與后世的《切韻》音系相比，《切韻》中輕重唇音已經有了明確的區(qū)分，界限清晰，而劉昌宗音注反映的是這一分化過程中的早期狀態(tài)。在舌音方面，劉昌宗音注反切上字同樣反映出舌頭音和舌上音開始逐漸分化，但尚未完全分離的狀態(tài)。“端”母和“知”母的反切上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用情況。“張”字，劉昌宗音注有“丁良切”（“丁”為“端”母字），也有“知良切”（“知”為“知”母字）。這說明在東晉時期，舌上音雖然已經開始從舌頭音中分化出來，但在實際的語音運用中，兩者的界限還不夠明確。與徐邈音注相比，劉昌宗音注中舌頭音和舌上音的混用情況在具體字的反切上可能有所不同，但總體趨勢是一致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唐宋時期，舌頭音和舌上音在聲母系統(tǒng)中已經完全分化，各自成為獨立的類別。在齒音方面，劉昌宗音注反切上字中的“精”組、“莊”組和“章”組聲母的分布也呈現出獨特的特征。“精”組和“莊”組聲母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切現象，這表明在劉昌宗的語音系統(tǒng)中，這兩組聲母的界限還不夠清晰。“鄒”字，劉昌宗音注有“子由切”（“子”為“精”母字），也有“側鳩切”（“側”為“莊”母字）。“章”組聲母與“精”組、“莊”組聲母之間的關系也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這種齒音聲母的分布特征與徐邈音注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在同時期的其他經師音注中，也能發(fā)現類似的齒音聲母分布特點，這反映了東晉時期齒音聲母分化的普遍情況。在后世的音韻發(fā)展中，“精”組、“莊”組、“章”組聲母逐漸分化，各自的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更加明確。3.2.2韻母搭配規(guī)律劉昌宗反切上字與韻母的搭配展現出特定的規(guī)律性，從開合口、等呼角度深入分析，能洞察其獨特之處。在開合口方面，劉昌宗音注里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的搭配基本遵循一定規(guī)則，但也存在特殊情形。開口呼韻母與特定反切上字搭配頻繁，這些反切上字的發(fā)音特性與開口呼韻母的發(fā)音適配。以“端”母反切上字為例，在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如“當，都郎切”，“都”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d”與開口呼韻母“ang”的發(fā)音能夠自然銜接。合口呼韻母同樣與某些反切上字有著較為固定的搭配模式。“官，古丸切”，“古”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g”與合口呼韻母“uan”的發(fā)音配合默契。不過，在一些特殊狀況下，會出現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搭配不符合常規(guī)的現象。某些通常與開口呼韻母搭配較多的反切上字，在劉昌宗音注中卻與合口呼韻母進行了搭配，這或許與當時的語音演變、方言影響有關。從等呼角度來看，劉昌宗音注反切上字與不同等呼韻母的搭配也具備一定特點。一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較為穩(wěn)定，這些反切上字的發(fā)音在口腔開度和舌位等方面與一等韻韻母相匹配。“東，德紅切”，“德”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d”與一等韻韻母“ong”的發(fā)音協調一致。二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也有規(guī)律可循，反切上字的發(fā)音部位和方法能夠適應二等韻韻母的特點。“江，古雙切”，“古”的聲母“g”與二等韻韻母“uang”的發(fā)音相互契合。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相對復雜，存在一些特殊反切現象。在某些情況下，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會共用部分反切上字，這可能反映出當時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相近性。也存在一些反切上字只與三等韻或四等韻韻母搭配，這與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細微差異有關。通過對劉昌宗音注反切上字與韻母搭配規(guī)律的研究，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東晉時期的語音系統(tǒng)和語音演變狀況。3.2.3特殊反切上字案例劉昌宗音注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上字，這些反切上字的出現蘊含著豐富的語音信息，從語音演變、方言影響等角度剖析，可揭示其背后的成因。“羌”字在劉昌宗音注中作為反切上字出現的頻率較高，且其反切下字的韻母類型較為繁雜。“羌俱切”“羌遇切”“羌魚切”等，“羌”與不同韻母搭配，反映出其在劉昌宗音注中的特殊地位。從語音演變角度看，“羌”字的聲母在東晉時期可能發(fā)生了變化，致使其在反切中與多種韻母搭配。在方言影響方面，“羌”字可能受到當時某一方言的影響，使得其發(fā)音與其他地區(qū)不同，從而在反切上字的選擇上表現出特殊性。“苦”字在劉昌宗音注中也有特殊的反切用法。在某些情形下，“苦”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與被切字的聲母關系不符合常規(guī)反切規(guī)則。“苦穴切”“苦悅切”等，這里的“苦”聲母為“k”，但被切字的聲母在其他音韻材料中可能與“k”的關系并不緊密。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語音演變過程中，某些聲母的發(fā)音發(fā)生了變異，或者受到了方言的影響。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苦”字的發(fā)音可能與其他地區(qū)不同，導致其在反切中出現特殊用法。還有一些生僻字在劉昌宗音注中作為反切上字出現，這些生僻字的使用或許與當時的學術傳承、文獻版本有關。某些生僻字可能是在特定的學術流派或文獻中被使用，作為反切上字時，反映了該流派或文獻的語音特點。這些生僻字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訛誤，導致原本正常的反切上字被誤寫成了生僻字。通過對這些特殊反切上字案例的研究，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劉昌宗音注的語音特點和形成背景。3.3李軌音注反切上字研究3.3.1聲母分布特征李軌音注反切上字的聲母分布有著獨特的規(guī)律，與徐邈、劉昌宗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在唇音方面，李軌音注同樣體現出輕重唇音尚未完全分化的特點。“非”母字和“幫”母字在反切上字中存在混用情況。“悲”字，李軌音注有“補眉切”（“補”為“幫”母字），也有“府眉切”（“府”為“非”母字）。這種現象與徐邈、劉昌宗音注中唇音聲母的情況一致，反映了東晉時期唇音聲母分化的整體趨勢。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看，輕重唇音的分化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在東晉時期，雖然已經開始分化，但尚未達到《切韻》音系中那樣明確的界限。在舌音方面，李軌音注反切上字也反映出舌頭音和舌上音開始分化，但尚未完全分離的狀態(tài)。“端”母和“知”母的反切上字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張”字，李軌音注有“丁良切”（“丁”為“端”母字），也有“知良切”（“知”為“知”母字）。與徐邈、劉昌宗音注相比，李軌音注中舌頭音和舌上音的混用情況在具體字的反切上可能存在差異，但總體趨勢是相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舌頭音和舌上音在后世的聲母系統(tǒng)中逐漸分化，成為獨立的類別。在齒音方面，李軌音注反切上字中的“精”組、“莊”組和“章”組聲母分布也呈現出獨特特征。“精”組和“莊”組聲母之間存在混切現象，表明這兩組聲母的界限在李軌的語音系統(tǒng)中還不夠清晰。“鄒”字，李軌音注有“子由切”（“子”為“精”母字），也有“側鳩切”（“側”為“莊”母字）。“章”組聲母與“精”組、“莊”組聲母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這種齒音聲母的分布特征與徐邈、劉昌宗音注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在東晉時期，齒音聲母的分化是一個普遍的語音現象，但不同經師的音注在具體表現上可能會有所不同。3.3.2韻母搭配規(guī)律李軌反切上字與韻母的搭配展現出特定的規(guī)律，從開合口、等呼的角度深入探究，能發(fā)現其獨特之處。在開合口方面，李軌音注里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的搭配基本遵循一定規(guī)則，但也存在特殊情況。開口呼韻母與特定反切上字搭配頻繁，這些反切上字的發(fā)音特性與開口呼韻母的發(fā)音適配。以“端”母反切上字為例，在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如“當，都郎切”，“都”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d”與開口呼韻母“ang”的發(fā)音能夠自然銜接。合口呼韻母同樣與某些反切上字有著較為固定的搭配模式。“官，古丸切”，“古”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g”與合口呼韻母“uan”的發(fā)音配合默契。不過，在一些特殊狀況下，會出現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搭配不符合常規(guī)的現象。某些通常與開口呼韻母搭配較多的反切上字，在李軌音注中卻與合口呼韻母進行了搭配，這或許與當時的語音演變、方言影響有關。從等呼角度來看，李軌音注反切上字與不同等呼韻母的搭配也具備一定特點。一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較為穩(wěn)定，這些反切上字的發(fā)音在口腔開度和舌位等方面與一等韻韻母相匹配。“東，德紅切”，“德”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d”與一等韻韻母“ong”的發(fā)音協調一致。二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也有規(guī)律可循，反切上字的發(fā)音部位和方法能夠適應二等韻韻母的特點。“江，古雙切”，“古”的聲母“g”與二等韻韻母“uang”的發(fā)音相互契合。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相對復雜，存在一些特殊反切現象。在某些情況下，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會共用部分反切上字，這可能反映出當時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相近性。也存在一些反切上字只與三等韻或四等韻韻母搭配，這與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細微差異有關。通過對李軌音注反切上字與韻母搭配規(guī)律的研究，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東晉時期的語音系統(tǒng)和語音演變狀況。3.3.3特殊反切上字案例李軌音注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上字，這些反切上字的出現蘊含著豐富的語音信息，從語音演變、方言影響等角度剖析，可揭示其背后的成因。“羌”字在李軌音注中作為反切上字出現的頻率較高，且其反切下字的韻母類型較為繁雜。“羌俱切”“羌遇切”“羌魚切”等，“羌”與不同韻母搭配，反映出其在李軌音注中的特殊地位。從語音演變角度看，“羌”字的聲母在東晉時期可能發(fā)生了變化，致使其在反切中與多種韻母搭配。在方言影響方面，“羌”字可能受到當時某一方言的影響，使得其發(fā)音與其他地區(qū)不同，從而在反切上字的選擇上表現出特殊性。“苦”字在李軌音注中也有特殊的反切用法。在某些情形下，“苦”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與被切字的聲母關系不符合常規(guī)反切規(guī)則。“苦穴切”“苦悅切”等，這里的“苦”聲母為“k”，但被切字的聲母在其他音韻材料中可能與“k”的關系并不緊密。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語音演變過程中，某些聲母的發(fā)音發(fā)生了變異，或者受到了方言的影響。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苦”字的發(fā)音可能與其他地區(qū)不同，導致其在反切中出現特殊用法。還有一些生僻字在李軌音注中作為反切上字出現，這些生僻字的使用或許與當時的學術傳承、文獻版本有關。某些生僻字可能是在特定的學術流派或文獻中被使用，作為反切上字時，反映了該流派或文獻的語音特點。這些生僻字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訛誤，導致原本正常的反切上字被誤寫成了生僻字。通過對這些特殊反切上字案例的研究，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李軌音注的語音特點和形成背景。3.4三家經師反切上字綜合比較三家經師反切上字在聲母分布上存在諸多共性，也有一些差異。共性方面，在唇音上，徐邈、劉昌宗、李軌的音注反切上字均體現出輕重唇音尚未完全分化的特點，“幫”母字和“非”母字存在混用情況。徐邈對“奔”字，有“布恩切”和“甫悶切”；劉昌宗對“悲”字，有“府眉切”和“補眉切”；李軌對“悲”字，同樣有“補眉切”和“府眉切”。這種現象反映出東晉時期唇音聲母分化的整體趨勢，即處于從早期的未分化狀態(tài)向后期明確分化的過渡階段。在舌音上，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上字都反映出舌頭音和舌上音開始逐漸分化，但尚未完全分離的狀態(tài)。徐邈對“中”字，有“丁仲切”和“陟仲切”；劉昌宗對“張”字，有“丁良切”和“知良切”；李軌對“張”字，也有“丁良切”和“知良切”。這表明在東晉時期，舌上音雖然已經開始從舌頭音中分化出來，但在實際的語音運用中，兩者的界限還不夠明確，這是當時舌音聲母分化的普遍情況。在齒音上，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上字中的“精”組和“莊”組聲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切現象，說明這兩組聲母的界限在他們的語音系統(tǒng)中還不夠清晰。徐邈對“鄒”字，有“側鳩切”和“子由切”；劉昌宗對“鄒”字，有“子由切”和“側鳩切”；李軌對“鄒”字，同樣有“子由切”和“側鳩切”。“章”組聲母與“精”組、“莊”組聲母之間的關系在三家經師音注中都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差異方面，雖然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上字在唇音、舌音、齒音的整體分化趨勢上一致，但在具體字的反切上，反切上字的選擇可能存在不同。對于某些字，徐邈可能更傾向于使用某一類反切上字，而劉昌宗和李軌則可能有不同的選擇。在對某些字的反切中，徐邈使用的反切上字可能更多地體現出其個人的語音習慣或學術傳承，與劉昌宗、李軌存在差異。這可能與他們所處的地域、學術背景以及個人的語音感知等因素有關。三家經師反切上字與韻母的搭配規(guī)律也有異同。在開合口方面，三家經師音注中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的搭配基本遵循一定規(guī)則，開口呼韻母與特定反切上字搭配頻繁，合口呼韻母也與某些反切上字有著較為固定的搭配模式。徐邈、劉昌宗、李軌在對“當”字的反切中，都使用了“都郎切”，“都”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與開口呼韻母“ang”的發(fā)音自然銜接。但在特殊情況下，三家經師音注中反切上字與開合口韻母搭配不符合常規(guī)的現象存在差異。某些反切上字在徐邈音注中與合口呼韻母搭配的情況，在劉昌宗和李軌音注中可能并不出現，或者出現的頻率不同。從等呼角度來看，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上字與不同等呼韻母的搭配都有一定特點。一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較為穩(wěn)定，二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也有規(guī)律可循。三家經師在對“東”字的反切中，都使用了“德紅切”，“德”作為反切上字，其聲母與一等韻韻母“ong”的發(fā)音協調一致。但在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與反切上字的搭配上，三家經師存在一些差異。在某些情況下，徐邈音注中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共用反切上字的情況，在劉昌宗和李軌音注中可能表現不同。這可能反映出三家經師在對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發(fā)音的感知和處理上存在差異，與當時不同地區(qū)的語音特點或個人的語音觀念有關。三家經師反切上字所反映的語音演變趨勢具有一致性。在唇音、舌音、齒音的分化方面，都體現出從輕重唇音未分化到逐漸分化，舌頭音和舌上音從未分化到逐漸分離，“精”組、“莊”組、“章”組聲母從界限不清晰到逐漸分化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趨勢與漢語語音發(fā)展的整體規(guī)律相符，表明東晉時期是漢語語音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聲母的分化逐漸完成，到后世的《切韻》音系及更晚的音韻系統(tǒng)中，聲母的分類更加明確和穩(wěn)定。在韻母搭配方面，三家經師反切上字與韻母搭配規(guī)律的演變也反映出語音的發(fā)展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切上字與韻母的搭配可能會受到語音演變、方言融合等因素的影響，逐漸發(fā)生改變。一些原本與特定韻母搭配的反切上字，在后世可能由于語音的變化而不再使用，或者與其他韻母搭配。這種演變趨勢對于研究漢語語音的歷史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漢語語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和變化。四、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下字分析4.1徐邈音注反切下字研究4.1.1韻母分布特征徐邈反切下字的韻母分布具有獨特的特征，與《切韻》等韻書存在一定的差異。通過對《經典釋文》中徐邈音注反切下字的系統(tǒng)分析，發(fā)現其韻母系統(tǒng)呈現出復雜的面貌。在韻部劃分上，徐邈音注中的某些韻部與《切韻》韻部存在分合差異。在《切韻》中，“東”“冬”分屬不同韻部，界限清晰，但在徐邈音注中，“東”“冬”韻的反切下字有時會出現混用現象。“東”字，徐邈音注有“德紅切”，也有“都宗切”（“宗”為“冬”韻字）。這種現象表明在徐邈所處的東晉時期，“東”“冬”韻的界限可能不像《切韻》時代那樣嚴格，反映了當時韻母系統(tǒng)的過渡性特征。在韻尾方面，徐邈音注反切下字所反映的韻尾情況也與《切韻》有所不同。在《切韻》音系中，陽聲韻韻尾有“-m”“-n”“-ng”的區(qū)別，界限明確。在徐邈音注中，部分陽聲韻韻尾存在混切現象。“真”韻字和“諄”韻字，在《切韻》中韻尾分別為“-n”，但在徐邈音注中，它們的反切下字有時會相互混用。“真”字，徐邈音注有“職鄰切”（“鄰”為“真”韻字），也有“之閏切”（“閏”為“諄”韻字）。這說明在東晉時期，“真”“諄”韻的韻尾發(fā)音可能較為接近，或者在徐邈的語音系統(tǒng)中，對這兩個韻尾的區(qū)分不夠嚴格。從開合口和等呼的角度來看，徐邈音注反切下字與開合口、等呼的關系也具有獨特之處。在開合口方面，雖然總體上與《切韻》的開合口分類有一定的對應關系，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況。某些在《切韻》中屬于開口呼的字，在徐邈音注中其反切下字卻表現出與合口呼相關的特征。在等呼方面，徐邈音注中一、二、三、四等韻的反切下字分布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一等韻反切下字與二等韻反切下字在發(fā)音上的差異在徐邈音注中有所體現，但這種差異與《切韻》相比，可能存在一些細微的不同。三等韻和四等韻反切下字的關系也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反映了當時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獨特性。4.1.2聲母影響分析徐邈反切下字受聲母的影響較為顯著，從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的角度分析，能發(fā)現其中的規(guī)律。在發(fā)音部位方面，不同發(fā)音部位的聲母對反切下字的韻母選擇有一定的限制。唇音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具有一定的特點。“幫”母字作為聲母時，其反切下字的韻母往往具有一定的特征。“幫”母字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口腔的開度和唇形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適應。“巴，伯加切”，“伯”作為“幫”母反切上字，其聲母“b”與開口呼韻母“a”的發(fā)音能夠自然銜接，“加”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a”與“巴”的韻母相同。“幫”母字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根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選擇。“布，博故切”，“博”為“幫”母反切上字，“故”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u”為合口呼韻母，與“布”的韻母相同，且“博”的聲母“b”與“故”的韻母“u”在發(fā)音上能夠協調配合。舌音聲母同樣對反切下字產生影響。“端”母字作為聲母時，其反切下字的韻母選擇也有一定的規(guī)律。“端”母字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舌位和口腔共鳴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契合。“當，都郎切”，“都”為“端”母反切上字，“郎”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ang”為開口呼韻母，“都”的聲母“d”與“郎”的韻母“ang”在發(fā)音上能夠自然配合。“端”母字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根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調整。“短，都管切”，“都”為“端”母反切上字，“管”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uan”為合口呼韻母，“都”的聲母“d”與“管”的韻母“uan”在發(fā)音上能夠協調一致。從發(fā)音方法來看，清濁聲母對反切下字的影響也較為明顯。全清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和全濁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存在一定的差異。全清聲母“幫”母字在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較為清晰、穩(wěn)定。而全濁聲母“并”母字在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可能會受到濁音的影響，在發(fā)音的力度和聲帶振動等方面與全清聲母有所不同。“平，符兵切”，“符”為“并”母反切上字，“兵”作為反切下字，由于“符”為濁音聲母，其發(fā)音時聲帶振動，可能會對“兵”的韻母發(fā)音產生一定的影響，使得整個反切在發(fā)音上與全清聲母的反切有所區(qū)別。通過對徐邈反切下字受聲母影響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東晉時期聲母與韻母的配合規(guī)律和語音特點。4.1.3特殊反切下字案例徐邈音注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下字，這些反切下字的出現蘊含著豐富的語音信息，從方言、語音融合等角度分析，可揭示其背后的成因。“于”字在徐邈音注中作為反切下字出現的頻率較高，且其反切上字的聲母類型較為復雜。“于”字常與“居”“舉”等反切上字搭配，如“居，九于切”“舉，居許切”。從方言角度來看，“于”字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可能具有特殊的發(fā)音，導致其在反切下字的選擇上表現出特殊性。在東晉時期，南北方言差異較大，“于”字的發(fā)音可能在不同地區(qū)存在差異，徐邈音注中的這種反切現象或許反映了他所接觸到的方言特點。從語音融合的角度分析，“于”字可能受到了當時語音演變和融合的影響，其發(fā)音在與其他聲母搭配時，產生了特殊的反切用法。“胡”字在徐邈音注中也有特殊的反切用法。“胡”字常作為匣母字的反切下字出現，如“乎，胡吳切”“戶，胡古切”。這種現象可能與當時的語音演變和方言有關。在語音演變過程中，匣母字的發(fā)音可能發(fā)生了變化，“胡”字的發(fā)音與匣母字的新發(fā)音相契合，從而成為匣母字的常用反切下字。從方言角度看，“胡”字在某些方言中的發(fā)音可能更接近匣母字的實際發(fā)音，因此在徐邈音注中被廣泛用作匣母字的反切下字。還有一些生僻字在徐邈音注中作為反切下字出現，這些生僻字的使用可能與當時的學術傳承或文獻版本有關。某些生僻字可能是在特定的學術流派或文獻中被使用，作為反切下字時，反映了該流派或文獻的語音特點。這些生僻字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訛誤，導致原本正常的反切下字被誤寫成了生僻字。通過對這些特殊反切下字案例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徐邈音注的語音特點和形成背景。4.2劉昌宗音注反切下字研究4.2.1韻母分布特征劉昌宗反切下字的韻母分布呈現出獨特的面貌，與徐邈及其他經師存在異同。從韻部來看，劉昌宗音注中的某些韻部與徐邈音注既有重合之處，也有差異。在“東”“冬”韻的區(qū)分上，劉昌宗音注與徐邈音注類似，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現象。“東”字，劉昌宗音注有“德紅切”，也有“都宗切”，這表明在劉昌宗所處的東晉時期，“東”“冬”韻的界限也不夠明確，與徐邈音注反映出的語音現象一致。與同時期的其他經師音注相比，“東”“冬”韻的這種混用情況在東晉時期可能是較為普遍的語音現象，反映了當時韻母系統(tǒng)的過渡性特征。在“真”“諄”韻的區(qū)分上，劉昌宗音注與徐邈音注存在差異。在徐邈音注中，“真”“諄”韻的反切下字有時會相互混用，而在劉昌宗音注中，這兩個韻的界限相對較為清晰，反切下字的混用情況較少。這可能與劉昌宗所處的地域方言或個人的語音習慣有關。從韻尾角度分析，劉昌宗音注反切下字所反映的韻尾情況也具有特點。在陽聲韻韻尾方面，劉昌宗音注與徐邈音注在某些韻尾的區(qū)分上存在異同。對于“-m”“-n”“-ng”韻尾，劉昌宗音注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夠區(qū)分清楚，但在一些特殊字的反切下字中，也會出現韻尾混切現象。“侵”韻字和“真”韻字，在韻尾分別為“-m”和“-n”，在劉昌宗音注中，個別“侵”韻字的反切下字會與“真”韻字的反切下字混用。這說明在劉昌宗的語音系統(tǒng)中，雖然陽聲韻韻尾的區(qū)分總體較為明確，但在某些情況下，由于語音演變或方言影響，仍會出現韻尾混淆的現象。從開合口和等呼來看，劉昌宗音注反切下字與開合口、等呼的關系也有獨特之處。在開合口方面，劉昌宗音注中反切下字與開合口韻母的搭配基本遵循一定規(guī)則，但也存在特殊情況。某些在徐邈音注中屬于開口呼的字，在劉昌宗音注中其反切下字卻表現出與合口呼相關的特征。在等呼方面，劉昌宗音注中一、二、三、四等韻的反切下字分布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一等韻反切下字與二等韻反切下字在發(fā)音上的差異在劉昌宗音注中有所體現，但這種差異與徐邈音注相比，可能存在一些細微的不同。三等韻和四等韻反切下字的關系也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反映了當時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獨特性。4.2.2聲母影響分析劉昌宗反切下字受聲母的影響較為明顯，從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的角度探究，能洞察其中的規(guī)律。在發(fā)音部位方面，不同發(fā)音部位的聲母對反切下字的韻母選擇有一定的制約。唇音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具有一定的特點。“幫”母字作為聲母時，其反切下字的韻母往往具有特定的特征。“幫”母字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口腔的開度和唇形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適配。“巴，伯加切”，“伯”作為“幫”母反切上字，其聲母“b”與開口呼韻母“a”的發(fā)音能夠自然銜接，“加”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a”與“巴”的韻母相同。“幫”母字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依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選擇。“布，博故切”，“博”為“幫”母反切上字，“故”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u”為合口呼韻母，與“布”的韻母相同，且“博”的聲母“b”與“故”的韻母“u”在發(fā)音上能夠協調配合。舌音聲母同樣對反切下字產生影響。“端”母字作為聲母時，其反切下字的韻母選擇也有一定的規(guī)律。“端”母字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舌位和口腔共鳴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契合。“當，都郎切”，“都”為“端”母反切上字，“郎”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ang”為開口呼韻母，“都”的聲母“d”與“郎”的韻母“ang”在發(fā)音上能夠自然配合。“端”母字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根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調整。“短，都管切”，“都”為“端”母反切上字，“管”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uan”為合口呼韻母，“都”的聲母“d”與“管”的韻母“uan”在發(fā)音上能夠協調一致。從發(fā)音方法來看，清濁聲母對反切下字的影響也較為顯著。全清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和全濁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存在一定的差異。全清聲母“幫”母字在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較為清晰、穩(wěn)定。而全濁聲母“并”母字在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可能會受到濁音的影響，在發(fā)音的力度和聲帶振動等方面與全清聲母有所不同。“平，符兵切”，“符”為“并”母反切上字，“兵”作為反切下字，由于“符”為濁音聲母，其發(fā)音時聲帶振動，可能會對“兵”的韻母發(fā)音產生一定的影響，使得整個反切在發(fā)音上與全清聲母的反切有所區(qū)別。通過對劉昌宗反切下字受聲母影響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東晉時期聲母與韻母的配合規(guī)律和語音特點。4.2.3特殊反切下字案例劉昌宗音注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下字，這些反切下字的出現蘊含著豐富的語音信息，從方言、語音融合等角度剖析，可揭示其背后的成因。“于”字在劉昌宗音注中作為反切下字出現的頻率較高，且其反切上字的聲母類型較為復雜。“于”字常與“居”“舉”等反切上字搭配，如“居，九于切”“舉，居許切”。從方言角度來看，“于”字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可能具有特殊的發(fā)音，導致其在反切下字的選擇上表現出特殊性。在東晉時期，南北方言差異較大，“于”字的發(fā)音可能在不同地區(qū)存在差異，劉昌宗音注中的這種反切現象或許反映了他所接觸到的方言特點。從語音融合的角度分析，“于”字可能受到了當時語音演變和融合的影響，其發(fā)音在與其他聲母搭配時，產生了特殊的反切用法。“胡”字在劉昌宗音注中也有特殊的反切用法。“胡”字常作為匣母字的反切下字出現，如“乎，胡吳切”“戶，胡古切”。這種現象可能與當時的語音演變和方言有關。在語音演變過程中，匣母字的發(fā)音可能發(fā)生了變化，“胡”字的發(fā)音與匣母字的新發(fā)音相契合，從而成為匣母字的常用反切下字。從方言角度看，“胡”字在某些方言中的發(fā)音可能更接近匣母字的實際發(fā)音，因此在劉昌宗音注中被廣泛用作匣母字的反切下字。還有一些生僻字在劉昌宗音注中作為反切下字出現，這些生僻字的使用可能與當時的學術傳承或文獻版本有關。某些生僻字可能是在特定的學術流派或文獻中被使用，作為反切下字時，反映了該流派或文獻的語音特點。這些生僻字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訛誤，導致原本正常的反切下字被誤寫成了生僻字。通過對這些特殊反切下字案例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劉昌宗音注的語音特點和形成背景。4.3李軌音注反切下字研究4.3.1韻母分布特征李軌反切下字的韻母分布呈現出獨特的特征，與徐邈、劉昌宗存在異同。從韻部來看，李軌音注中的某些韻部與徐邈、劉昌宗音注既有重合之處，也有差異。在“東”“冬”韻的區(qū)分上，李軌音注與徐邈、劉昌宗音注類似，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現象。“東”字，李軌音注有“德紅切”，也有“都宗切”，這表明在李軌所處的東晉時期，“東”“冬”韻的界限也不夠明確，與徐邈、劉昌宗音注反映出的語音現象一致。與同時期的其他經師音注相比，“東”“冬”韻的這種混用情況在東晉時期可能是較為普遍的語音現象，反映了當時韻母系統(tǒng)的過渡性特征。在“真”“諄”韻的區(qū)分上，李軌音注與徐邈音注存在差異。在徐邈音注中，“真”“諄”韻的反切下字有時會相互混用，而在李軌音注中，這兩個韻的界限相對較為清晰，反切下字的混用情況較少。這可能與李軌所處的地域方言或個人的語音習慣有關。從韻尾角度分析，李軌音注反切下字所反映的韻尾情況也具有特點。在陽聲韻韻尾方面，李軌音注與徐邈、劉昌宗音注在某些韻尾的區(qū)分上存在異同。對于“-m”“-n”“-ng”韻尾，李軌音注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夠區(qū)分清楚，但在一些特殊字的反切下字中，也會出現韻尾混切現象。“侵”韻字和“真”韻字，在韻尾分別為“-m”和“-n”，在李軌音注中，個別“侵”韻字的反切下字會與“真”韻字的反切下字混用。這說明在李軌的語音系統(tǒng)中，雖然陽聲韻韻尾的區(qū)分總體較為明確，但在某些情況下，由于語音演變或方言影響，仍會出現韻尾混淆的現象。從開合口和等呼來看，李軌音注反切下字與開合口、等呼的關系也有獨特之處。在開合口方面，李軌音注中反切下字與開合口韻母的搭配基本遵循一定規(guī)則，但也存在特殊情況。某些在徐邈音注中屬于開口呼的字，在李軌音注中其反切下字卻表現出與合口呼相關的特征。在等呼方面，李軌音注中一、二、三、四等韻的反切下字分布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一等韻反切下字與二等韻反切下字在發(fā)音上的差異在李軌音注中有所體現，但這種差異與徐邈音注相比，可能存在一些細微的不同。三等韻和四等韻反切下字的關系也較為復雜，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現象，反映了當時三等韻和四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獨特性。4.3.2聲母影響分析李軌反切下字受聲母的影響較為明顯，從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的角度探究，能洞察其中的規(guī)律。在發(fā)音部位方面，不同發(fā)音部位的聲母對反切下字的韻母選擇有一定的制約。唇音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具有一定的特點。“幫”母字作為聲母時，其反切下字的韻母往往具有特定的特征。“幫”母字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口腔的開度和唇形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適配。“巴，伯加切”，“伯”作為“幫”母反切上字，其聲母“b”與開口呼韻母“a”的發(fā)音能夠自然銜接，“加”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a”與“巴”的韻母相同。“幫”母字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依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選擇。“布，博故切”，“博”為“幫”母反切上字，“故”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u”為合口呼韻母，與“布”的韻母相同，且“博”的聲母“b”與“故”的韻母“u”在發(fā)音上能夠協調配合。舌音聲母同樣對反切下字產生影響。“端”母字作為聲母時，其反切下字的韻母選擇也有一定的規(guī)律。“端”母字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舌位和口腔共鳴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契合。“當，都郎切”，“都”為“端”母反切上字，“郎”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ang”為開口呼韻母，“都”的聲母“d”與“郎”的韻母“ang”在發(fā)音上能夠自然配合。“端”母字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根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調整。“短，都管切”，“都”為“端”母反切上字，“管”作為反切下字，其韻母“uan”為合口呼韻母，“都”的聲母“d”與“管”的韻母“uan”在發(fā)音上能夠協調一致。從發(fā)音方法來看，清濁聲母對反切下字的影響也較為顯著。全清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和全濁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存在一定的差異。全清聲母“幫”母字在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較為清晰、穩(wěn)定。而全濁聲母“并”母字在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可能會受到濁音的影響，在發(fā)音的力度和聲帶振動等方面與全清聲母有所不同。“平，符兵切”，“符”為“并”母反切上字，“兵”作為反切下字，由于“符”為濁音聲母，其發(fā)音時聲帶振動，可能會對“兵”的韻母發(fā)音產生一定的影響，使得整個反切在發(fā)音上與全清聲母的反切有所區(qū)別。通過對李軌反切下字受聲母影響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東晉時期聲母與韻母的配合規(guī)律和語音特點。4.3.3特殊反切下字案例李軌音注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反切下字，這些反切下字的出現蘊含著豐富的語音信息，從方言、語音融合等角度剖析，可揭示其背后的成因。“于”字在李軌音注中作為反切下字出現的頻率較高，且其反切上字的聲母類型較為復雜。“于”字常與“居”“舉”等反切上字搭配，如“居，九于切”“舉，居許切”。從方言角度來看，“于”字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可能具有特殊的發(fā)音，導致其在反切下字的選擇上表現出特殊性。在東晉時期，南北方言差異較大，“于”字的發(fā)音可能在不同地區(qū)存在差異，李軌音注中的這種反切現象或許反映了他所接觸到的方言特點。從語音融合的角度分析，“于”字可能受到了當時語音演變和融合的影響，其發(fā)音在與其他聲母搭配時，產生了特殊的反切用法。“胡”字在李軌音注中也有特殊的反切用法。“胡”字常作為匣母字的反切下字出現，如“乎，胡吳切”“戶，胡古切”。這種現象可能與當時的語音演變和方言有關。在語音演變過程中，匣母字的發(fā)音可能發(fā)生了變化，“胡”字的發(fā)音與匣母字的新發(fā)音相契合，從而成為匣母字的常用反切下字。從方言角度看，“胡”字在某些方言中的發(fā)音可能更接近匣母字的實際發(fā)音，因此在李軌音注中被廣泛用作匣母字的反切下字。還有一些生僻字在李軌音注中作為反切下字出現，這些生僻字的使用可能與當時的學術傳承或文獻版本有關。某些生僻字可能是在特定的學術流派或文獻中被使用，作為反切下字時，反映了該流派或文獻的語音特點。這些生僻字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訛誤，導致原本正常的反切下字被誤寫成了生僻字。通過對這些特殊反切下字案例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李軌音注的語音特點和形成背景。4.4三家經師反切下字綜合比較三家經師反切下字在韻母分布上既有共性，也存在差異。共性方面，在韻部上，徐邈、劉昌宗、李軌音注中的“東”“冬”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現象，這表明在東晉時期，“東”“冬”韻的界限不夠明確，處于過渡階段。徐邈對“東”字，有“德紅切”，也有“都宗切”；劉昌宗對“東”字，同樣有“德紅切”和“都宗切”；李軌對“東”字，也存在類似的反切情況。這種現象反映了當時韻母系統(tǒng)的不穩(wěn)定性，與漢語語音演變的大趨勢相符，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冬”韻逐漸分化。在韻尾方面，三家經師音注中陽聲韻韻尾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夠區(qū)分清楚，但在一些特殊字的反切下字中，都出現了韻尾混切現象。對于“侵”韻字和“真”韻字，其韻尾分別為“-m”和“-n”，在徐邈、劉昌宗、李軌音注中，個別“侵”韻字的反切下字會與“真”韻字的反切下字混用。這說明在東晉時期，雖然陽聲韻韻尾的區(qū)分總體較為明確，但由于語音演變或方言影響，仍會出現韻尾混淆的情況。差異方面，在某些韻部的區(qū)分上，三家經師存在不同。在“真”“諄”韻的區(qū)分上，徐邈音注中這兩個韻的反切下字有時會相互混用，而劉昌宗和李軌音注中，這兩個韻的界限相對較為清晰，反切下字的混用情況較少。這可能與三位經師所處的地域方言、個人語音習慣以及學術傳承等因素有關。不同的地域方言可能導致對某些韻部的發(fā)音和區(qū)分存在差異，個人的語音習慣也會影響反切下字的選擇，而學術傳承則可能使得他們對經典的音注方式有所不同。從開合口和等呼的角度來看，三家經師音注反切下字與開合口、等呼的關系也存在一些差異。在開合口方面，雖然總體上都遵循一定規(guī)則，但在某些特殊字的反切下字上，表現出不同的特征。某些在徐邈音注中屬于開口呼的字，在劉昌宗和李軌音注中其反切下字卻表現出與合口呼相關的特征。在等呼方面，三家經師音注中一、二、三、四等韻的反切下字分布規(guī)律存在細微的不同。一等韻反切下字與二等韻反切下字在發(fā)音上的差異，以及三等韻和四等韻反切下字的關系，在三位經師的音注中都有各自的特點，這反映了他們在語音感知和處理上的差異。三家經師反切下字受聲母影響的規(guī)律具有相似性。在發(fā)音部位方面，唇音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以及舌音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三家經師都表現出一定的規(guī)律性。“幫”母字作為聲母時，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口腔的開度和唇形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適應；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根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選擇。“端”母字作為聲母時，與開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在舌位和口腔共鳴等方面與開口呼韻母相契合；與合口呼韻母搭配時，反切下字的發(fā)音也會根據合口呼韻母的特點進行調整。從發(fā)音方法來看，清濁聲母對反切下字的影響，三家經師也表現出相似性。全清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和全濁聲母與反切下字的搭配存在一定的差異，全清聲母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較為清晰、穩(wěn)定；而全濁聲母與反切下字搭配時，反切下字的韻母發(fā)音可能會受到濁音的影響，在發(fā)音的力度和聲帶振動等方面與全清聲母有所不同。三家經師反切下字所反映的語音演變趨勢具有一致性。在韻部的分合演變上，都體現出從早期的韻部界限不清晰到逐漸分化的過程，如“東”“冬”韻從混用逐漸走向分化。在韻尾的演變上，雖然在東晉時期陽聲韻韻尾存在一定的混切現象，但總體趨勢是逐漸走向更加明確的區(qū)分。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語音不斷發(fā)展演變，到后世的《切韻》音系及更晚的音韻系統(tǒng)中，韻部和韻尾的分類更加明確和穩(wěn)定。在聲母與韻母的配合演變上，三家經師反切下字也反映出隨著語音的發(fā)展，聲母與韻母的搭配更加規(guī)范化和穩(wěn)定化。一些原本在東晉時期存在特殊搭配的聲母和韻母，在后世的音韻系統(tǒng)中逐漸調整，形成了更加固定的搭配模式。這種語音演變趨勢的一致性，為研究漢語語音的歷史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漢語語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規(guī)律。五、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與語音演變5.1反切結構反映的中古漢語語音特點通過對東晉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古漢語在聲、韻、調方面呈現出獨特的特點。在聲母方面，三家經師音注均體現出輕重唇音尚未完全分化的特征。徐邈、劉昌宗、李軌的音注中，“幫”母字和“非”母字存在混用現象，如徐邈對“奔”字，有“布恩切”和“甫悶切”；劉昌宗對“悲”字，有“府眉切”和“補眉切”；李軌對“悲”字，同樣有“補眉切”和“府眉切”。這表明在東晉時期，唇音聲母正處于從早期的未分化狀態(tài)向后期明確分化的過渡階段。舌頭音和舌上音也開始逐漸分化，但尚未完全分離。“端”母和“知”母的反切上字在三位經師的音注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情況，如徐邈對“中”字，有“丁仲切”和“陟仲切”；劉昌宗對“張”字，有“丁良切”和“知良切”；李軌對“張”字，也有“丁良切”和“知良切”。這說明當時舌上音雖然已經開始從舌頭音中分化出來，但在實際的語音運用中，兩者的界限還不夠明確。“精”組、“莊”組和“章”組聲母之間的關系也較為復雜，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切現象，反映出這三組聲母在當時的界限還不夠清晰。在韻母方面，韻部的分合呈現出過渡性的特點。“東”“冬”韻在三家經師音注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現象，如徐邈、劉昌宗、李軌對“東”字的反切，都既有“德紅切”，也有“都宗切”。這表明在東晉時期，“東”“冬”韻的界限不夠明確，處于從早期的韻部界限不清晰到逐漸分化的過程中。陽聲韻韻尾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夠區(qū)分清楚，但在一些特殊字的反切下字中，也會出現韻尾混切現象。對于“侵”韻字和“真”韻字，其韻尾分別為“-m”和“-n”，在徐邈、劉昌宗、李軌音注中，個別“侵”韻字的反切下字會與“真”韻字的反切下字混用。這說明在當時，雖然陽聲韻韻尾的區(qū)分總體較為明確，但由于語音演變或方言影響，仍會出現韻尾混淆的情況。從開合口和等呼的角度來看，反切下字與開合口、等呼的關系也具有獨特之處。在開合口方面，雖然總體上遵循一定規(guī)則，但在某些特殊字的反切下字上，表現出不同的特征。某些在徐邈音注中屬于開口呼的字，在劉昌宗和李軌音注中其反切下字卻表現出與合口呼相關的特征。在等呼方面，一、二、三、四等韻的反切下字分布有各自的規(guī)律，反映了當時不同等韻韻母在發(fā)音上的差異和特點。在聲調方面，雖然三家經師音注都遵循平上去入四聲的基本格局，但在具體字的聲調歸類上，存在一些差異。某些字在徐邈音注中的聲調與劉昌宗、李軌音注中的聲調不同，這可能與三位經師所處的地域方言、個人語音習慣以及對經典的不同理解有關。這種聲調歸類上的差異，也反映了中古漢語聲調系統(tǒng)在東晉時期的復雜性和多樣性。5.2與前代及后代語音系統(tǒng)的比較與前代上古漢語語音系統(tǒng)相比，東晉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呈現出明顯的演變特征。在聲母方面，上古漢語中“古無輕唇”“古無舌上”，即只有重唇音（雙唇音），沒有輕唇音（唇齒音），沒有舌上音“知徹澄”這一套聲母，它們原歸舌頭發(fā)音的“端透定”。在三家經師音注中，雖然輕重唇音尚未完全分化，但已經出現了分化的趨勢，“幫”母字和“非”母字開始有了混用的情況，這表明輕唇音正在逐漸從重唇音中分化出來。舌頭音和舌上音也開始逐漸分離，“端”母和“知”母的反切上字出現混用，說明舌上音正從舌頭音中獨立出來。在韻母方面，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tǒng)與東晉時期也存在差異。上古韻部的劃分相對較為簡單，而東晉時期的韻部更加細化，且在韻部的分合和韻尾的區(qū)分上，出現了新的變化。“東”“冬”韻在三家經師音注中存在混用現象，這與上古漢語中韻部的界限劃分有所不同，反映了韻母系統(tǒng)的演變。與后代的《切韻》音系相比，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同樣體現出語音演變的過程。在聲母方面，《切韻》音系中輕重唇音已經有了明確的區(qū)分，舌頭音和舌上音也界限清晰，“精”組、“莊”組、“章”組聲母的分類更加明確。而在三家經師音注中，這些聲母還處于分化的過渡階段，界限不夠清晰。在韻母方面，《切韻》韻部系統(tǒng)更加完善，韻尾的區(qū)分也更加嚴格。三家經師音注中“東”“冬”韻的混用現象在《切韻》中已經得到了明確的區(qū)分，陽聲韻韻尾的混切現象在《切韻》中也得到了規(guī)范。從聲調方面來看，雖然三家經師音注和《切韻》都遵循平上去入四聲的基本格局，但在具體字的聲調歸類上，存在一些差異。某些字在三家經師音注中的聲調與《切韻》中的聲調不同，這反映了聲調系統(tǒng)在東晉到《切韻》時代之間的演變。從語音演變規(guī)律來看，三家經師音注反切結構所反映的語音變化具有一定的系統(tǒng)性和規(guī)律性。在聲母方面，輕重唇音、舌頭音和舌上音的分化，以及“精”組、“莊”組、“章”組聲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