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學生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2026(3篇)

關于大學生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2026(3篇)第一篇2026年3月至6月，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聯合12個省市教育工委，對全國31個省區市的217所普通高校（含本科院校124所、高職高專院校93所）的18.7萬名全日制在校生開展思想狀況專項調研，調研覆蓋大一至大四各年級，文科、理科、工科、醫科、藝體等全部學科門類，公辦、民辦、中外合作辦學等不同辦學性質高校，通過線上問卷、深度訪談、焦點小組座談、宿舍走訪等多種方式采集數據，有效回收率為96.2%，全面呈現當前大學生群體的思想認知、價值取向、行為選擇與精神需求特征。從理想信念層面看，當前大學生整體呈現出對黨和國家發展道路高度認同、對黨的創新理論接受度持續提升的特征。調研顯示，92.7%的大學生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較2023年提升4.1個百分點，其中本科院校學生認同率為94.2%，高職高專院校為90.3%；高年級學生認同率高于低年級，大四學生認同率達95.1%，大一學生為89.8%，反映出隨著在校教育時長增加，學生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知逐步深化。理論學習的參與度與實效性同步提升，87.3%的大學生定期參與“青年大學習”網上主題團課，62.4%的學生參加過學校組織的理論學習社團或紅色實踐活動，較2023年提升7.6個百分點，其中參加過紅色場館實地研學的學生占比達71.2%，隨著紅色文化數字化傳播的普及，通過VR、AR等數字技術體驗紅色文化的學生占比達58.7%，成為理論學習的新載體。入黨意愿持續走高，68.9%的大學生提交過入黨申請書，較2023年提升3.2個百分點，其中工科專業學生入黨申請率為72.1%，醫科為70.8%，文科為67.3%，藝體類為59.4%，反映出專業屬性與學生政治追求的關聯度。值得關注的是，大學生對理想信念的認知逐漸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探尋”，38.2%的學生表示會主動通過權威媒體、理論公眾號等渠道了解黨的政策與理論動態，其中黨員學生的主動學習比例達76.4%。從價值取向層面看，大學生群體呈現出多元包容又主流向上的特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普遍遵循的價值準則。91.5%的大學生認為“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個人應當遵守的基本道德準則，82.6%的學生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會主動踐行志愿服務精神，過去一年平均參與志愿服務時長為42.7小時，較2023年增加8.3小時，其中鄉村振興支教、社區養老服務、應急救援志愿等領域的參與率提升最為明顯。成功觀的多元化趨勢持續凸顯，76.3%的大學生認為“實現個人價值、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成功，較2023年提升5.4個百分點，僅有18.2%的學生將“擁有大量財富、較高社會地位”作為成功的核心標準；“躺平”思潮的影響力較2023年下降6.7個百分點，僅有11.4%的學生認同“躺平是應對競爭的合理方式”，多數學生更傾向于“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穩步前行”，占比達68.2%，反映出大學生對競爭的認知更趨理性，不再被單一的成功標準綁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持續增強，89.7%的大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抱有認同感和自豪感，73.4%的學生購買過國潮品牌產品，41.8%的學生參加過漢服、書法、戲曲等傳統文化社團或活動，較2023年提升9.2個百分點，傳統文化的傳播呈現出年輕化、場景化、社交化的特征，不少學生通過短視頻、線下市集、社團展演等方式成為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從學業與職業認知層面看，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正在重塑大學生的學習方式與職業選擇邏輯。86.2%的大學生使用過生成式AI工具輔助學業，其中用于資料搜集、文獻整理的占比達78.3%，用于課程作業輔助的占比為62.7%，用于科研創新的占比為34.1%，同時有72.4%的學生認為“AI工具不能替代獨立思考能力”，68.9%的學生支持學校出臺AI使用的倫理規范，反映出大學生對AI技術的認知較為理性，既認可其工具價值，也警惕其可能帶來的學術倫理風險。學業壓力的來源呈現分層特征，67.3%的大學生感到有不同程度的學業壓力，其中本科院校學生的壓力來源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保研/考研競爭”（占比58.2%）、“課程考核難度大”（占比42.7%）、“科研創新要求高”（占比31.4%），高職高專學生的學業壓力主要來自“職業技能考證”（占比56.8%）和“實習就業銜接”（占比49.3%），與人才培養定位的差異高度匹配。職業選擇的導向更趨多元與務實，52.7%的大學生將“個人成長空間”作為職業選擇的首要因素，其次是“薪資待遇”（占比28.3%）、“工作穩定性”（占比12.4%），選擇“對社會的貢獻度”的占比為6.6%，較2023年提升2.1個百分點；就業去向方面，愿意到中西部地區、基層一線就業的學生占比達34.2%，較2023年提升5.7個百分點，其中參加過“西部計劃”“三支一扶”等基層項目宣講的學生報名意愿達47.3%，反映出政策引導的實效性。靈活就業的接受度持續提升，27.6%的大學生表示愿意考慮靈活就業，包括自媒體創作、獨立設計、自由職業等，較2023年提升4.8個百分點，其中藝體類專業學生的靈活就業意愿最高，達48.2%，反映出職業選擇的多元化趨勢。從社會認知與公共參與層面看，大學生對國家發展的信心持續增強，公共參與的意愿與能力同步提升。90.4%的大學生對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充滿信心，82.7%的學生認為“共同富裕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較2023年提升3.9個百分點；對社會公平的滿意度達76.2%，其中對教育公平的滿意度最高，為81.3%，對就業公平的滿意度為72.4%，仍有提升空間。公共參與的渠道不斷拓展，42.7%的大學生通過政務服務平臺、官方留言板等渠道提出過意見建議，68.3%的學生參加過社區志愿服務、垃圾分類宣傳、鄉村振興支教等公共活動，其中大學生暑期“三下鄉”實踐活動的參與率達57.2%，較2023年提升6.8個百分點。對科技自立自強的認知與行動自覺不斷增強，87.6%的大學生認為“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發展的核心支撐”，工科專業學生中，72.4%的學生表示愿意投身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少學生在本科階段就進入實驗室參與科研項目，將專業學習與國家需求結合起來。當前大學生思想狀況也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突出問題。一是部分學生的理想信念認知存在表層化傾向，12.3%的學生對黨的創新理論的認知停留在“知道概念、不理解內涵”的層面，主要集中在大一低年級學生和民辦高校學生中，不少學生的理論學習停留在完成任務的層面，缺乏深入思考與情感認同。二是價值取向的功利化傾向在部分群體中依然存在，18.7%的學生入黨動機帶有“有利于就業、考公”的功利性訴求，22.4%的學生在參與社會實踐時更看重“加學分、評獎學金”的實際收益，忽略了實踐本身的育人價值。三是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依然嚴峻，15.6%的學生表示曾經在網絡上接觸過歷史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潮，其中低年級學生的辨別能力相對較弱，僅有68.2%的大一學生能夠準確辨別網絡謠言和錯誤信息，部分學生容易被碎片化、情緒化的網絡內容誤導。四是部分學生的心理壓力問題突出，23.7%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主要來自學業、就業和經濟壓力，其中大四畢業生的心理問題檢出率達31.2%，高職高專學生的心理問題檢出率略高于本科院校，心理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學生思想狀態的重要因素。針對上述特征與問題，需從五個方面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一，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實效性，創新理論傳播載體，針對不同年級、不同層次的學生設計分層分類的理論學習內容，比如針對大一新生開展“入學第一課”理想信念教育，針對高年級學生開展紅色實踐、科研報國主題教育，利用數字技術打造沉浸式理論學習場景，推動黨的創新理論入腦入心。第二，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開展形式多樣的主題教育活動，發揮榜樣示范作用，選樹大學生身邊的先進典型，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弱化功利化傾向。第三，筑牢網絡思想陣地，加強網絡思政教育，建設高校主流網絡傳播平臺，培養大學生網絡意見領袖，提升學生的網絡媒介素養和信息辨別能力，同時加強網絡輿情監測，及時回應學生關切，引導網絡輿論走向。第四，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完善學業幫扶、就業指導、經濟資助、心理健康服務體系，針對重點群體開展精準幫扶，比如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勤工助學、就業幫扶，為畢業生提供個性化就業指導，為存在心理問題的學生提供專業心理咨詢服務，切實緩解學生的實際壓力。第五，構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整合學校、家庭、社會的育人資源，形成育人合力，推動思想政治教育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各環節，提升育人實效。第二篇2026年4月至7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發展中心針對全國不同辦學層次、不同辦學性質、不同生源結構的68所高校開展分層分類思想狀況調研，共回收有效樣本7.2萬份，結合120場深度訪談數據，重點剖析大學生群體內部在思想認知、價值取向、行為選擇上的結構性差異，為精準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數據支撐。不同年級大學生的思想呈現出從適應探索到穩定成熟的階段性演變特征。大一學生處于大學適應期，思想活躍度高但認知深度不足，對大學生活充滿好奇，同時也面臨學業、人際關系等多方面的適應壓力。調研顯示，大一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同率為89.8%，比大四學生低5.3個百分點，對黨的創新理論的認知多停留在概念層面，18.7%的大一學生表示“不知道如何深入學習理論知識”；入黨申請率為62.3%，低于大四學生的74.2%，不少大一學生的入黨申請是在家長、老師的引導下提交的，自身對黨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大一學生的主要困惑集中在學業適應和職業規劃上，67.2%的大一學生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容易受到“大學要輕松過”“及格萬歲”等錯誤說法的影響，大一學生的課程不及格率也是所有年級中最高的，達18.7%。大二、大三學生處于成長穩定期，思想逐漸成熟，發展方向逐步明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階段。這兩個年級的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占比最高，達68.3%，多數學生已經開始主動思考個人發展與國家需求的關系，對專業的認同感逐步提升。與此同時，大二、大三學生的學業競爭壓力最大，72.4%的學生感到學業競爭壓力大，壓力主要來自保研、考證、實習等，“內卷”感受最為強烈，58.3%的學生已經開始關注就業信息，對未來的焦慮感逐步上升。大四學生處于畢業轉型期，思想更趨理性務實，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更深刻，但就業焦慮也最為突出。大四學生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認同率最高，達95.1%，因為他們在求職、實習過程中更直觀地感受到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但同時，31.2%的大四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焦慮來源主要是就業壓力、畢業論文壓力和身份轉型壓力，對社會公平的關注度也最高，82.7%的大四學生關注就業公平問題，因為他們正面臨求職的實際過程，對就業市場的競爭有著切身體會。不同生源背景的大學生因成長環境差異，思想認知與行為選擇呈現出明顯分野。城鄉生源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視野格局、價值取向與壓力來源上：城市生源學生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度更高，78.3%的城市生源學生使用過AI工具輔助科研創新，高于農村生源的42.7%，參與國際交流、社會實踐的比例也更高；農村生源學生的價值觀更務實，入黨動機更純粹，78.3%的農村生源學生入黨是因為“信仰共產主義，想為人民服務”，高于城市生源的62.4%，對吃苦耐勞、奮斗改變命運的理念認同度更高。農村生源學生的經濟壓力更大，42.7%的農村生源學生表示存在經濟壓力，高于城市生源的12.4%，他們更看重學業成績和獎助學金，對就業的薪資要求更高，因為不少學生需要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對“一份穩定且收入較高的工作”的訴求更為強烈。東中西部生源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發展規劃與政策認同上：東部生源學生的國際化視野更開闊，34.2%的東部生源學生有出國交流或深造的打算，高于中西部生源的12.7%，對新興職業、靈活就業的接受度也更高；中西部生源學生對基層就業的意愿更高，48.3%的中西部生源學生愿意回到家鄉基層就業，高于東部生源的21.4%，對國家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政策的認同感更強，94.2%的西部生源學生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給農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變化”，高于東部生源的82.7%，不少西部生源學生表示希望畢業后回到家鄉，參與家鄉建設。不同辦學層次與性質高校的學生，因培養目標不同，思想與行為特征呈現出明顯分化。本科院校與高職高專院校學生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發展定位與壓力來源上：本科院校學生更看重學術發展、科研創新，62.4%的本科學生有考研深造的打算，對理想信念的認知水平更高，94.2%的本科學生認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參與理論學習、科研實踐的比例也更高；高職高專學生更看重職業技能、就業創業，78.3%的高職學生希望畢業后直接就業，對職業技能考證、實習實訓的關注度更高，職業焦慮更突出，42.7%的高職學生擔心“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高于本科學生的28.3%。公辦高校與民辦高校學生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政治參與意愿、經濟壓力與就業選擇上：公辦高校學生的入黨意愿更高，72.4%的公辦學生提交過入黨申請書，民辦高校為58.3%，參與理論學習、社會實踐的比例也更高；民辦高校學生的學費壓力更大，38.2%的民辦學生表示存在經濟壓力，高于公辦的18.7%，對獎助學金、勤工助學崗位的訴求更強烈；民辦高校學生的靈活就業意愿更高，37.6%的民辦學生愿意考慮靈活就業，高于公辦的24.2%，不少民辦高校學生選擇自主創業、自媒體運營等就業方式。中外合作辦學學生的思想特征則更具特殊性：這一群體的國際化程度高，48.3%的中外合作辦學學生有出國深造的打算，接觸西方文化與思想的渠道更多，但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率相對較低，82.7%的中外合作辦學學生認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低于公辦本科的94.2%；同時，23.4%的學生表示曾經接觸過西方的錯誤思潮，辨別能力有待提升，部分學生對中西方制度的比較認知存在片面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重點關注的群體。不同學科專業的大學生因學科思維與培養路徑不同，思想認知與價值取向呈現出鮮明的學科特色。工科學生邏輯思維強，務實理性，入黨意愿最高，72.1%的工科學生提交過入黨申請書，對科技自立自強的認同感最強，92.4%的工科學生認為“科技工作者要為國家突破卡脖子技術貢獻力量”，愿意投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比例最高，達72.4%，不少工科學生在本科階段就進入實驗室參與科研項目，將專業學習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文科學生思想活躍，關注社會問題，82.7%的文科學生關注社會公平、法治建設等問題，公共參與的意愿更強，52.4%的文科學生參加過社會治理相關的實踐活動，但文科學生的就業焦慮更突出，因為就業口徑相對較寬，競爭壓力大，34.2%的文科學生對就業前景感到擔憂，高于工科學生的22.7%。醫科學生責任感強，職業認同感高，87.6%的醫科學生認為“醫生是一份崇高的職業”，入黨意愿也比較高，70.8%的醫科學生提交過入黨申請書，對“醫者仁心”的職業倫理認同度高，但醫科學生的學業壓力最大，因為學制長、課程難度大，78.3%的醫科學生感到學業壓力大，心理問題檢出率也較高，達28.7%。藝體類學生個性鮮明，追求自我表達，靈活就業意愿最高，48.2%的藝體學生愿意考慮靈活就業，對傳統文化、時尚文化的接受度高，參與文化創意活動的比例也最高，但理想信念認知水平相對較低，59.4%的藝體學生提交過入黨申請書，對黨的創新理論的認知深度有待提升，部分學生存在“重專業、輕思想”的傾向。大學生思想結構性差異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成長環境的差異，城鄉、區域之間的教育資源、文化氛圍不同，導致學生的認知基礎、視野格局存在差異，比如城市生源學生從小接觸的教育資源更豐富，視野更開闊，而農村生源學生更能體會到基層發展的需求，對國家惠民政策的感受更直接。二是培養目標的差異，不同辦學層次、不同專業的高校人才培養定位不同，對學生的思想引導、能力培養的側重點不同，比如本科院校側重學術能力與綜合素質培養，高職側重職業技能培養，導致學生的思想行為呈現出不同特征。三是個人發展訴求的差異，不同年級、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面臨的現實問題不同，發展訴求不同，比如大一學生主要面臨適應問題，大四學生主要面臨就業問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更關注經濟支持與就業薪資，導致其價值取向、行為選擇存在差異。四是信息接觸的差異，不同學生的網絡使用習慣、信息獲取渠道不同，接觸到的思想觀念不同，也會導致思想認知的差異，比如文科學生更多接觸社會科學類內容，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度更高，工科學生更多接觸科技類內容，對科技自立自強的認同感更強。針對大學生思想的結構性差異，需構建分層分類的精準思政工作體系。第一，構建分層分類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針對不同年級學生設置不同的教育內容，大一重點開展理想信念啟蒙、學業適應教育，大二大三重點開展價值觀塑造、專業報國教育，大四重點開展社會責任教育、就業指導教育；針對不同專業學生，結合學科特色開展思政教育，比如工科開展“科研報國”主題教育，醫科開展“醫者仁心”職業倫理教育，文科開展“法治中國”“文化自信”主題教育，藝體類開展“德藝雙馨”主題教育，提升思政教育的針對性。第二，實施差異化的成長幫扶措施，針對農村生源、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完善經濟資助體系，同時提供學業幫扶、就業指導，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針對中外合作辦學學生，加強國情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通過國情調研、紅色實踐等方式，提升他們的國家認同感和文化自信；針對高職學生，加強職業技能培養和職業認同感教育，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和職業自豪感。第三，打造精準化的網絡思政陣地，根據不同學生群體的網絡使用習慣，打造不同類型的網絡思政內容，比如針對大一學生制作輕松活潑的理論科普短視頻，針對高年級學生制作深度解讀的理論文章、訪談視頻，針對工科學生制作科技報國榜樣的紀錄片，針對藝體學生制作文化自信相關的創意內容，提升網絡思政的吸引力和傳播力。第四，建立動態化的思想監測機制，定期開展大學生思想狀況調研，實時掌握不同群體的思想動態，及時發現問題、調整策略，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始終貼近學生實際、回應學生需求。第三篇2026年5月至8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聯合全國27所高校的學工部門，通過“訴求征集+思想畫像+跟蹤訪談”的方式，對9.4萬名全日制大學生開展思想狀況與現實訴求的關聯性調研，重點梳理大學生在學業發展、就業創業、經濟支持、心理健康、社交情感、校園治理等領域的核心訴求，剖析現實訴求對其思想認知、價值判斷、行為傾向的影響機制，為高校思想引領工作提供實踐依據。當前大學生的核心現實訴求呈現出多層次、多樣化的特征，覆蓋成長發展的各個方面。在學業發展領域，72.4%的大學生將“提升學業質量、獲得充分的學習支持”作為首要訴求，具體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課程設置優化訴求，68.3%的學生希望學校優化課程體系，增加實踐類、創新類課程的比例，減少重復、過時的課程內容，其中工科學生的訴求最為強烈，占比達78.3%，他們希望增加與產業前沿接軌的課程，比如AI應用、芯片設計、新能源技術等，避免課程內容與產業需求脫節；二是學業幫扶訴求，42.7%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完善的學業輔導服務，比如針對難點課程的答疑輔導、針對學業困難學生的一對一幫扶，其中大一學生和高職學生的訴求更突出，占比分別為52.4%和56.8%，不少學生表示剛入學時不適應大學的學習節奏，跟不上課程進度；三是科研創新支持訴求，58.3%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多的科研創新機會，比如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項目、實驗室開放、導師指導等，其中本科高年級學生的訴求最為強烈，占比達72.4%，不少學生反映想參與科研但找不到渠道，實驗室資源多向研究生開放，本科生很難接觸到；四是考試評價改革訴求，62.7%的學生希望學校改革考試評價方式，減少死記硬背的考核內容，增加過程性、實踐性考核，更注重綜合能力的評價，不少學生吐槽“考前背一周，考完就全忘”的考核模式沒有實際意義。在就業創業領域，68.9%的大學生將“提升就業競爭力、獲得充足的就業指導”作為核心訴求，具體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就業信息服務訴求，78.3%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精準的就業信息推送，根據學生的專業、興趣、能力匹配對應的崗位，減少無效信息的干擾，其中大四學生的訴求最強烈，占比達87.6%，不少學生反映學校的就業信息太雜，很多崗位與自己的專業不匹配，找崗位浪費了大量時間；二是就業指導服務訴求，62.4%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系統的就業指導，包括簡歷制作、面試技巧、職業規劃等，尤其是針對不同行業的針對性指導，比如考公指導、互聯網行業就業指導、基層就業政策解讀等，大三、大四學生的訴求占比達72.7%，不少學生反映學校的就業指導課內容太籠統，沒有針對性，對實際求職幫助不大；三是創業支持訴求，34.2%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完善的創業支持，包括創業培訓、創業孵化場地、創業資金扶持、創業導師指導等，其中高職學生和商科學生的創業意愿更高，訴求占比達48.3%，不少有創業想法的學生表示缺乏啟動資金和專業指導，不知道從何入手；四是就業權益保障訴求，52.7%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就業權益保障服務，比如幫助學生識別求職陷阱、維護勞動權益，尤其是針對實習期間的權益保障，學生訴求較為集中，占比達68.3%，不少學生在實習時遇到過unpaid實習、隨意加班、不簽實習協議等問題，不知道如何維權。在經濟支持領域，28.7%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壓力，其核心訴求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獎助學金體系優化訴求，58.3%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希望學校擴大獎助學金的覆蓋范圍、提高資助標準，同時優化評定機制，減少評定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比如將更多的資助名額向中西部生源、農村生源傾斜，不少學生反映獎助學金評定存在“唯成績論”“人緣票”等問題，真正困難的學生不一定能拿到資助；二是勤工助學崗位供給訴求，42.7%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多的勤工助學崗位，尤其是與專業相關的崗位，既能獲得經濟收入，又能提升專業能力，目前高校的勤工助學崗位多為后勤服務類，比如食堂幫工、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與專業相關的崗位占比不足20%，遠不能滿足學生需求；三是臨時困難補助訴求，38.2%的學生希望學校簡化臨時困難補助的申請流程，提高補助標準，針對突發家庭變故、重大疾病等情況的學生提供及時的幫扶，不少學生反映臨時困難補助申請流程太復雜，需要層層審批，等拿到錢的時候已經過了最困難的時候；四是實習就業補貼訴求，48.3%的畢業生希望學校提供實習補貼、求職補貼，尤其是對于到基層、到中西部地區就業的學生，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經濟補貼，不少畢業生反映實習期間沒有工資，還要自己承擔房租、交通費用，經濟壓力很大。在心理健康領域，67.3%的大學生認為“心理健康服務是大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服務內容”，核心訴求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心理咨詢服務的可及性訴求，52.7%的學生希望學校增加心理咨詢室的開放時間，增加專職心理咨詢師的數量，減少預約等待時間，目前多數高校的心理咨詢師配比不足1:4000，遠低于教育部要求的1:4000的標準，預約等待時間普遍在1-2周，難以滿足學生的即時需求，不少學生表示“等排到號的時候，情緒已經自己消化了”；二是多樣化心理服務訴求，62.4%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更多樣化的心理服務，比如團體心理輔導、壓力釋放活動、心理健康講座、心理測評服務等，而不僅僅是一對一的心理咨詢，其中大一新生和大四畢業生對團體心理輔導的需求最高，占比分別為72.3%和68.7%，不少學生表示一對一心理咨詢太正式，反而有壓力，更愿意參加輕松的團體活動；三是心理危機干預訴求，48.3%的學生希望學校建立更完善的心理危機干預機制，及時發現和干預存在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同時保護學生的隱私，避免標簽化，不少學生擔心去做心理咨詢會被同學歧視，被貼上“心理有問題”的標簽；四是學業就業壓力疏導訴求，72.4%的學生希望學校結合學業、就業等實際壓力，開展針對性的壓力疏導服務，比如考研減壓、就業焦慮疏導等，幫助學生緩解現實壓力帶來的心理問題，不少學生表示學校的心理健康講座內容太泛，都是講“如何調節情緒”，但沒有針對具體的壓力源給出解決方案。在社交情感領域，58.2%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困擾，核心訴求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社交能力提升訴求，62.7%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社交技能培訓、社交活動平臺，幫助他們提升人際交往能力，擴大社交圈，其中大一學生的訴求最為強烈，占比達78.3%，很多大一新生剛進入大學，不適應集體生活，存在社交焦慮，不知道怎么和同學、老師打交道；二是校園社交場景供給訴求，52.4%的學生希望學校建設更多的公共社交空間，比如咖啡廳、書吧、社團活動場地等，為學生提供線下交流的場所，同時舉辦更多的文化、體育、藝術活動，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增加社交機會，不少學生表示除了教室、宿舍，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平時只能待在宿舍刷手機；三是情感支持訴求，48.3%的學生希望學校提供情感方面的指導和支持，比如戀愛觀教育、親情溝通指導、朋輩支持小組等，幫助他們處理情感問題，目前高校的情感教育普遍缺失，很多學生在面對戀愛、親情等問題時缺乏正確的引導，容易走極端；四是網絡社交健康訴求，38.2%的學生希望學校引導學生健康使用網絡社交平臺，減少網絡沉迷，提升線下社交的意愿和能力，不少學生表示，自己每天花大量時間在短視頻、社交平臺上，反而越來越不愿意和人面對面交流，線下社交能力越來越差。在校園治理領域，62.4%的大學生希望“參與校園治理，提升校園生活質量”，核心訴求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校園后勤服務優化訴求，78.3%的學生希望學校改善食堂、宿舍、浴室等后勤服務質量，比如提高食堂飯菜質量、降低價格，改善宿舍住宿條件，增加浴室開放時間等，這是學生訴求最集中的領域，不少學生吐槽食堂“貴、難吃、不衛生”，宿舍“夏天熱、冬天冷、沒空調”；二是校園民主參與訴求，52.7%的學生希望學校建立更暢通的學生訴求表達渠道，讓學生能夠參與到學校的管理和決策中，比如設立學生校長助理、召開學生代表大會、建立意見反饋平臺等，目前很多高校的學生訴求反饋渠道不暢通，問題解決率低，導致學生滿意度不高，不少學生表示“提了意見也沒人管，說了也白說”；三是校園安全保障訴求，48.3%的學生希望學校加強校園安全管理，尤其是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網絡安全、人身財產安全等，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生活環境，不少學生反映校園里存在電動車亂停亂放、消防通道被占用、網絡詐騙頻發等問題，存在安全隱患；四是校園文化建設訴求，58.3%的學生希望學校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打造具有學校特色的校園文化品牌，營造積極向上、包容多元的校園文化氛圍，滿足學生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少學生表示學校的文化活動太少，而且形式單一，沒有吸引力。調研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大學生的現實訴求滿足程度與其思想認知水平、價值取向、行為傾向呈現顯著正相關，現實訴求對思想狀況的影響機制體現在四個維度。一是訴求滿足度直接影響大學生的理想信念認同水平。數據顯示，現實訴求得到較好滿足的學生，對黨的創新理論的認同率、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信心度、對國家發展的滿意度均顯著高于訴求未得到滿足的學生。比如，對校園治理滿意度高的學生，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同率達92.7%，而對校園治理滿意度低的學生，這一比例僅為72.4%；就業訴求得到較好滿足的畢業生，對共同富裕的信心度達87.6%，而未就業、就業滿意度低的畢業生，這一比例僅為58.3%。這說明，大學生對國家、對社會的認同，往往始于對身邊小事的感知，校園生活的滿意度、個人訴求的滿足度，會直接影響他們對宏觀層面的制度認同、道路認同。二是現實壓力是影響大學生價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調研發現，面臨較大經濟壓力的學生，價值取向更趨于務實功利，38.2%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將“賺錢改善生活”作為首要人生目標，遠高于非困難學生的18.7%；面臨較大學業就業壓力的學生，更容易受到“內卷”“躺平”等消極思潮的影響，34.2%的大四未就業學生認同“躺平是應對競爭的合理方式”，遠高于已就業學生的8.3%；面臨較大心理壓力的學生，對社會的認知更容易偏消極，28.7%的存在中度以上焦慮的學生認為“社會不公平，個人努力沒有用”，遠高于心理狀態健康學生的7.2%。這說明，思想問題的背后往往是現實問題，很多消極的思想觀念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學生在面對現實壓力、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時產生的情緒反映。三是訴求表達渠道的暢通度影響大學生的公共參與意愿。調研發現，學校訴求表達渠道暢通、學生意見能夠得到及時回應和解決的高校，學生的公共參與意愿更高，68.3%的學生愿意參與學校的公共事務，愿意參加社會志愿服務、社區治理等公共活動的比例達72.4%；而訴求表達渠道不暢通、問題解決率低的高校，學生的公共參與意愿僅為38.2%，甚至有23.4%的學生表示“對公共事務不感興趣，和自己無關”。這說明，暢通的訴求表達渠道、有效的問題解決機制，能夠培養學生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提升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精神，反之則會導致學生的政治冷漠、社會疏離。四是成長支持體系的完善度影響大學生的個人發展信心。調研顯示，學校提供的學業幫扶、就業指導、心理支持等成長服務越完善，學生的個人發展信心越強，87.6%的學生認為“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實現人生目標”，而成長支持體系不完善的高校，這一比例僅為52.7%。比如，有完善就業指導服務的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焦慮檢出率僅為18.7%，遠低于就業指導服務不完善高校的42.4%；有完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