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調查問卷及分析報告2026(3篇)

關于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調查問卷及分析報告2026(3篇)第一篇2026年3月至4月，面向全國12個一二三線城市主城區47所公辦小學1-6年級共12680名學生開展的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2147份，有效回收率95.8%。本次問卷圍繞理想信念、道德認知、行為踐行、家國情懷、集體意識、網絡道德6個核心維度設置37道客觀題、3道開放題，受訪者中男生占51.2%、女生占48.8%，1-2年級占32.7%、3-4年級占34.1%、5-6年級占33.2%，獨生子女占41.6%、非獨生子女占58.4%，父母為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占62.3%，樣本結構符合城市主城區公辦小學的生源特征，調查結果具有較強的區域代表性。理想信念維度的調查數據顯示，89.2%的學生能說出3個及以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其中1-2年級正確率為76.5%，3-4年級為91.3%，5-6年級為99.1%，呈現隨年級升高穩步提升的趨勢，反映出城市公辦小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的覆蓋度與實效性。在個人理想取向方面，67.4%的學生選擇“為國家社會做貢獻型（科學家、軍人、教師、醫生等）”，21.7%選擇“個人價值實現型（藝術家、企業家、運動員等）”，10.2%選擇“舒適穩定型（公務員、白領等）”，0.7%表示“沒有明確理想”。值得關注的是，理想的家國導向呈現隨年級升高略有下降的特征：1-2年級學生中選擇“為國家社會做貢獻”的比例為72.1%，3-4年級為68.3%，5-6年級降至62.3%。開放題“你最崇拜的人是誰”的統計結果顯示，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航天員/科學家”（42.3%）、“人民教師/醫護人員”（27.6%）、“軍人/警察”（18.9%），僅3.2%的學生選擇“娛樂明星/網紅”，整體偶像選擇呈現鮮明的正向性，但高年級學生中崇拜“網紅博主”“流量明星”的比例為5.7%，是低年級的2.3倍，折射出社會泛娛樂化思潮對高年級學生的滲透。對“當班干部的主要目的”的調查顯示，5-6年級學生中選擇“有特權、能優先獲得評優資格”的比例為17.2%，比低年級的8.1%高出9.1個百分點，說明功利化思想已開始影響小學生的價值判斷。道德認知與行為踐行維度的調查顯示，學生對傳統道德規范的認知正確率整體達到92.7%，其中對“愛護公物”“誠實守信”“尊老愛幼”的認知正確率均超過95%，對“網絡謠言”“校園欺凌”等新形態道德問題的認知正確率為87.3%，認知層面整體達標。但行為踐行數據呈現明顯的知行脫節特征：“每次都能踐行道德要求”的比例平均為61.3%，“偶爾能做到”的為28.5%，“很少或從不做到”的為10.2%，與92.7%的認知正確率形成31.4個百分點的落差。具體場景中，94.7%的學生認為“看到校園里的廢紙應該主動撿起”，但僅58.2%的學生表示“每次都會主動撿”，其中低年級踐行率為67.4%，高年級為53.7%，呈現隨年級升高反而下降的特點，訪談中不少高年級學生表示“怕被同學笑話愛表現”“又不是我扔的，憑什么我撿”，反映出道德認知未內化為自覺行為，且受同伴群體影響較大。在誠信方面，96.2%的學生認為“不能說謊”，但僅72.3%的學生表示“從來沒有對家長或老師撒過謊”，撒謊的主要原因依次為“怕被批評”（78.5%）、“想得到獎勵”（12.3%）、“幫同學隱瞞錯誤”（9.2%）。公共場景的道德踐行表現優于校園日常場景：“在圖書館保持安靜”的踐行率為78.3%，“在景區不亂涂亂畫”的踐行率為82.1%，說明學生的道德行為存在“場景約束差異”，在有明確規則與外部監督的公共場合表現更好，在日常松散場景中容易放松自我要求。家國情懷維度的調查結果顯示，98.7%的學生能準確說出國旗、國歌、首都名稱，92.3%的學生知曉升國旗時的禮儀規范，87.6%的學生表示“每次升國旗時都感到很自豪”，96.4%的學生認為“作為中國人非常驕傲”，國家認同整體處于較高水平。對國家重大事件的知曉度排名前三的分別是“巴黎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獲獎”（89.2%）、“天宮空間站完成新艙段對接”（76.5%）、“粵港澳全運會舉辦”（72.3%），體育、航天領域的標志性事件對小學生家國情懷的培育作用最為突出。家鄉認同方面，87.2%的學生認為“自己的家鄉非常好”，主要原因依次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42.3%）、“有很多好吃的”（27.6%）、“家人都在這里”（21.1%），說明小學生的家國情懷遵循“家庭-家鄉-國家”的認知發展邏輯，情感基礎源于具體的生活體驗。集體意識維度的調查顯示，82.7%的學生表示“非常愿意參加班級集體活動”，15.3%表示“無所謂，老師讓參加就參加”，2%表示“不愿意，浪費時間”。當集體活動與個人安排沖突時，56.7%的學生選擇“服從集體安排”，32.3%選擇“和老師商量調整”，11%選擇“優先個人安排”。78.3%的學生表示“曾經為了班級榮譽主動付出”，具體行為包括運動會參賽、出黑板報、幫同學補習等。年級差異方面，1-2年級學生中“會為了班級流動紅旗主動約束自己行為”的比例為91.2%，5-6年級降至72.3%，部分高年級學生認為“集體榮譽和我沒關系，只要自己好就行”，與理想信念的功利化傾向形成呼應。擔任學生干部的學生集體意識得分比普通學生高23.4個百分點，說明參與班級管理能有效強化學生的集體歸屬感與責任意識。網絡道德維度是本次調查的重點新增內容，數據顯示，78.3%的城市小學生擁有個人智能終端（電話手表、平板電腦、手機等），62.7%的學生每天上網時長在30分鐘以上，其中11.4%的學生每天上網超過2小時，上網用途依次為“看短視頻/動畫”（47.2%）、“玩益智游戲”（23.6%）、“上網課/查資料”（21.1%）、“和同學聊天”（8.1%）。網絡道德認知方面，82.3%的學生知道“不能在網上辱罵他人”，76.5%的學生知道“不能隨意轉發未經證實的信息”，61.2%的學生知道“不能盜用他人網絡賬號”，但僅32.7%的學生知曉“用AI寫作業是不誠實的行為”，21.3%的學生了解“AI生成內容不能直接作為個人作品提交”，反映出小學生對數字時代新興倫理規范的認知嚴重滯后。行為踐行方面，23.6%的學生曾在網絡游戲、短視頻評論區發布過臟話或攻擊性語言，17.8%的學生轉發過未經證實的八卦新聞或奇聞異事，9.7%的學生曾使用AI工具完成作文、數學作業等學習任務，其中5-6年級學生用AI寫作業的比例達到15.6%。42.3%的學生表示“曾在網上遇到過不良內容”，主要包括“暴力動畫”（37.2%）、“辱罵性內容”（28.6%）、“誘導充值廣告”（21.1%），網絡環境對小學生道德成長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從存在的問題來看，城市公辦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整體向好，但仍存在三方面突出短板：一是知行脫節現象普遍，道德認知向行為轉化的機制不暢，根源在于學校德育重理論灌輸輕實踐養成，部分德育內容脫離學生生活實際，同時部分家庭存在“重智育輕德育”傾向，家長自身的道德行為示范不足，甚至出現“家長闖紅燈、亂扔垃圾卻要求孩子講文明”的反向示范。二是高年級學生價值取向出現功利化、個體化傾向，理想信念的家國底色有所弱化，主要原因是社會功利主義、個人主義思潮通過網絡、家長等渠道向校園滲透，而學校針對高年級學生的德育內容針對性不足，未能有效回應學生的思想困惑。三是網絡道德素養不適應數字時代發展要求，新興網絡倫理認知缺失，學校網絡道德教育仍停留在“不要沉迷網絡”“不要見網友”的傳統層面，未覆蓋AI倫理、信息辨別、數字版權等新內容，家長對孩子的上網監管多局限于時長控制，缺乏對網絡行為的道德引導。針對上述問題，城市公辦小學德育工作可從三方面優化：一是構建階梯式實踐德育體系，低年級側重行為習慣養成，開展“文明小天使”“家務小能手”等具象化實踐活動；中年級側重道德判斷能力培育，開展道德情景劇、模擬法庭、志愿服務等體驗式活動；高年級側重理想信念塑造，開展紅色研學、社會調研、職業體驗等深度實踐活動，同時推動德育融入各學科教學，挖掘語文、科學、體育等學科的德育元素，實現課程思政全覆蓋，破解“知行兩張皮”問題。二是強化家庭德育協同，依托家長學校每月開設德育主題課堂，引導家長樹立“德育為先”的教育理念，以身作則踐行道德規范，開展“家風家訓征集”“親子志愿服務”等活動，推動家庭與學校形成德育合力。三是完善數字德育供給，將AI倫理、信息辨別、網絡版權等內容納入網絡道德課程，用動畫、小游戲等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教育，同時推動網絡平臺升級青少年模式，用AI技術精準識別未成年人用戶，推送符合年齡特點的正向內容，嚴厲打擊向未成年人傳播不良信息的行為。第二篇2026年5月至6月，面向全國8個省份23個脫貧縣、17個普通農業縣的62所農村小學（含31所鄉鎮中心小學、24所村級完全小學、7所教學點）1-6年級共8942名學生開展的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8376份，有效回收率93.7%。受訪者中男生占52.7%、女生占47.3%，1-2年級占34.2%、3-4年級占33.8%、5-6年級占32%，留守兒童占42.1%（其中隔代監護占78.3%、親友監護占15.6%、自我監護占6.1%），返鄉農民工子女占18.7%，父母為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76.2%，樣本符合當前農村小學生源的基本特征，調查聚焦農村學生的德育特點與特殊需求，為鄉村教育振興背景下的農村德育工作提供數據支撐。理想信念維度的調查顯示，58.7%的農村小學生將“考上好大學、找份好工作”作為核心理想，21.3%的學生希望“留在農村，把家鄉建設得更好”，12.4%的學生理想是“學到技術，出去打拼”，7.6%的學生表示“沒有明確理想”。與城市公辦小學相比，農村學生的理想表述更偏向具象化、生存型，對“為國家社會做貢獻”的抽象表述認同度較低，訪談中不少學生表示“不知道科學家具體做什么，感覺離我太遠”，反映出農村學生的職業認知范圍較窄，對公共領域的職業缺乏了解。開放題“你最崇拜的人是誰”的統計結果顯示，排名前三的依次是“老師”（37.2%）、“外出打工的父母”（23.6%）、“軍人/警察”（18.9%），僅1.2%的學生選擇“娛樂明星/網紅”，偶像選擇呈現務實性與生活化特征。交叉分析顯示，參與過鄉村振興實踐活動（如助農直播輔助、村容整治、農耕體驗）的學生中，選擇“留在農村建設家鄉”的比例達到37.2%，遠高于未參與過活動的學生的12.3%，說明具象化的實踐體驗能有效塑造農村學生的家鄉責任感與理想信念。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理想狀態存在顯著差異：留守兒童中“沒有明確理想”的比例為12.3%，是非留守兒童的2.7倍，不少留守兒童表示“不知道以后要干嘛，反正爸媽在外打工，我讀完書也出去打工”，反映出家庭監護缺位對學生理想信念形成的負面影響。道德認知與行為踐行維度的調查呈現出“私德強、公德弱”的鮮明特征。在傳統私人領域道德認知方面，農村學生對“尊老愛幼”“鄰里互助”“誠實守信”的認知正確率均超過94%，與城市學生基本持平；但在公共生活領域道德認知方面，“垃圾分類”認知正確率僅為62.4%，“文明出行（走斑馬線、不闖紅燈）”認知正確率為71.3%，“公共場所不大聲喧嘩”認知正確率為78.2%，均比城市公辦小學低20個百分點左右，主要原因是農村公共生活場景較少，學校與家庭對公共道德的教育供給不足，不少學生表示“村里的路隨便走，不用走斑馬線”。行為踐行方面，家庭與熟人場景下的道德踐行率明顯高于公共場景：“主動幫家里干農活/家務”的比例達到82.1%，“看到長輩主動打招呼”的比例達到89.7%，“鄰居有困難主動幫忙”的比例達到76.3%，均高于城市學生；但在公共場景下，“在鄉鎮街道上看到垃圾主動撿起”的比例僅為41.2%，“坐公交車主動讓座”的比例為67.3%，“不在文物古跡上亂涂亂畫”的比例為72.4%。知行脫節問題集中體現在公共道德領域：71.3%的學生知道“闖紅燈不對”，但僅48.2%的學生表示“每次過馬路都走斑馬線、不闖紅燈”，訪談中很多學生提到“爺爺奶奶過馬路都不走斑馬線，跟著走就行”，反映出長輩的行為示范與公共環境的規則缺失，直接影響了學生的公共道德踐行。家國情懷與家鄉認同維度的調查顯示，農村學生的國家認同整體處于較高水平，97.2%的學生表示“作為中國人很驕傲”，91.3%的學生知曉升國旗禮儀，87.6%的學生表示“升國旗時感到很自豪”，與城市學生差異不大。對國家重大事件的知曉度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巴黎奧運會中國拿金牌”（72.3%）、“脫貧攻堅讓農村變好了”（68.7%）、“天宮空間站上天”（56.4%），其中“脫貧攻堅”的知曉率比城市學生高12.3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農村學生親身感受到了家鄉道路、學校、住房等方面的變化，對政策的感知更具象。家鄉認同方面，78.3%的學生表示“喜歡自己的家鄉”，主要原因依次為“空氣好、有山有水”（42.1%）、“有爺爺奶奶和小伙伴”（37.6%）、“可以自由玩耍”（12.3%）；但也有21.7%的學生表示“不喜歡家鄉，想搬到城市去”，主要原因是“沒有游樂場和大商場”“買東西不方便”“爸爸媽媽不在身邊”。交叉分析顯示，參與過“家鄉變化小調查”“我為家鄉拍張照”等主題活動的學生，家鄉認同度比未參與過的學生高28.7個百分點，說明引導學生觀察、參與家鄉建設，能有效強化其家鄉歸屬感，進而厚植家國情懷。集體意識維度的調查呈現出明顯的校際差異：鄉鎮中心小學學生的集體意識較強，82.7%的學生表示“愿意參加集體活動”，76.3%的學生表示“會為了班級榮譽努力”，與城市學生差異不大；但村級完全小學和教學點的學生集體意識較弱，僅56.4%的學生表示“愿意參加集體活動”，42.3%的學生表示“不知道什么是集體榮譽”，主要原因是村級小學和教學點學生人數少，多為復式班，集體活動開展頻次低，學生缺乏集體生活體驗。留守兒童的集體意識得分比非留守兒童低18.7個百分點，不少留守兒童性格內向，不愿意參加集體活動，存在“自己是多余的”“參加活動也沒人在乎”的消極認知。從德育活動供給來看，62所農村小學中，僅11所學校每月開展1次以上主題德育活動，其余學校的集體活動僅限于“六一”文藝匯演和春季運動會，德育活動形式單一、頻次不足，無法為學生集體意識培育提供有效載體。網絡道德維度的調查顯示，農村學生的上網普及率已達到較高水平，92.3%的學生有上網經歷，76.5%的學生擁有自己的電話手表或手機（多為父母淘汰的舊設備），每天上網時長超過1小時的比例達到32.7%，比城市學生高8.3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人為老年人，缺乏管控孩子上網的能力與意識，學生放學后的空閑時間缺乏其他娛樂方式，更易依賴網絡。網絡道德認知方面，農村學生的整體認知率比城市學生低15個百分點左右，僅67.2%的學生知道“不能在網上罵人”，52.3%的學生知道“不能隨意轉發謠言”，21.7%的學生知道“用AI寫作業不對”，還有32.1%的學生認為“網上的東西都是真的”。行為層面，37.2%的學生曾在網上發布過臟話，28.6%的學生轉發過未經證實的信息，15.3%的學生曾使用AI寫作業，均比城市學生高10個百分點以上。網絡安全方面，18.7%的學生表示“曾在網上遇到過壞人”，主要表現為“有人讓我發私人照片”“有人誘導我充錢玩游戲”，反映出農村小學生的網絡安全與道德教育嚴重不足，面臨的網絡風險顯著高于城市學生。當前農村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存在四方面突出問題：一是德育資源供給嚴重不足，62所農村小學中僅12所有專職思政教師，其余均由班主任或其他學科教師兼任，不少教師缺乏系統的德育培訓，德育方法以說教為主，脫離農村學生生活實際；硬件方面，多數村級小學沒有少先隊活動室、德育展廳等陣地，校外德育實踐基地匱乏。二是留守兒童家庭德育缺位，隔代監護的祖輩大多只能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無力進行思想道德教育與情感溝通，部分留守兒童存在性格孤僻、自卑、缺乏理想信念等問題，少數學生甚至出現逃學、打架等行為偏差。三是公共道德教育滯后，農村學生的公共道德認知與踐行率偏低，既不利于其未來融入城市生活，也制約了鄉村文明建設的推進。四是網絡道德教育缺失，農村學生上網時間長、監管少，對網絡風險的辨別能力弱，易受不良網絡信息影響，甚至成為不法分子的侵害目標。針對農村小學的德育現狀，可從四方面推進優化：一是加強農村思政教師隊伍建設，實施農村思政教師定向培養計劃，從農村地區招收定向師范生畢業后回村任教，同時推進城鄉教師輪崗交流，要求城市思政教師每年至少1個月到農村學校支教，帶動農村教師提升德育能力，每年開展至少2次農村教師德育專項培訓，更新德育理念與方法。二是整合鄉村特色德育資源，挖掘本地紅色資源、農耕文化、鄉賢文化等內容，將其融入德育課程，比如邀請老黨員、鄉賢、脫貧帶頭人到校講課，開展農耕體驗、紅色研學、鄉賢故事分享等活動，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站、鄉村學校少年宮等陣地，開展“小小志愿者”“我是鄉村小主人”等實踐活動，讓學生在熟悉的生活場景中提升道德素養。三是完善留守兒童關愛體系，建立“代理家長”制度，由學校教師、黨員干部、志愿者擔任留守兒童的代理家長，定期談心溝通，了解其思想動態，解決實際困難；在所有農村小學設立心理輔導室，配備專職或兼職心理教師，定期開展心理疏導活動；利用春節、暑假等農民工返鄉時段，開展“親子德育課堂”，引導家長重視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履行監護責任。四是補齊公共道德與網絡道德教育短板，開展“文明小公民”主題教育活動，將垃圾分類、文明出行、公共禮儀等內容融入日常教學，同時組織學生參與村容村貌整治、公共空間維護等實踐，在行動中養成公共道德習慣；開設網絡道德與安全課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授學生辨別不良信息、保護個人隱私、遵守網絡規則，同時指導祖輩監護人學會使用智能終端的青少年模式，管控孩子的上網時長與內容。第三篇2026年全國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分層抽樣調查的全樣本交叉分析顯示，家庭教養方式、學校德育供給質量、社會文化環境三類變量對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水平的解釋度達到68.2%，是影響小學生思想道德素養形成的核心因素。本次調查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的156所小學，包含城市公辦、農村公辦、民辦、隨遷子女專門學校等不同類型，共回收有效問卷28763份，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本次交叉分析將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水平作為因變量，將家庭、學校、社會、網絡四個層面的12個變量作為自變量，通過回歸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識別影響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的關鍵因素，梳理當前德育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為構建系統性德育體系提供數據支撐。家庭教養方式對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的影響最為直接。本次調查將家庭教養方式分為四類：民主型（尊重孩子想法，注重溝通引導，以身作則）占42.7%，專制型（要求嚴格，以批評懲罰為主，缺乏溝通）占21.3%，溺愛型（百依百順，包辦代替，無原則縱容）占18.7%，忽視型（很少關注孩子的學習與思想，監護缺位）占17.3%。交叉分析顯示，民主型家庭的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水平最高，道德認知正確率達94.7%，行為踐行率達78.3%，理想信念正向率達92.1%，集體意識得分比平均水平高12.4個百分點，且知行脫節程度最低，知行落差僅為16.4個百分點。專制型家庭的學生道德認知正確率較高（91.2%），但行為踐行率僅為56.7%，多數學生的道德行為源于“怕受懲罰”而非內在認同，高年級學生的行為偏差率是民主型家庭的2.3倍，逆反心理更為明顯。溺愛型家庭的學生道德認知正確率為82.3%，行為踐行率僅為48.7%，集體意識得分在四類家庭中最低，62.3%的學生存在“以自我為中心、不愿考慮他人感受”的特點。忽視型家庭的學生各項指標均處于最低水平，道德認知正確率僅為67.2%，行為踐行率僅為32.1%，沒有明確理想的比例達15.6%，行為偏差率是民主型家庭的5.7倍。進一步分析發現，民主型家庭中87.6%的家長會主動參與志愿服務、遵守公共規則，為孩子樹立正向榜樣；而忽視型家庭中僅23.4%的家長能做到言行一致，不少家長自身存在酗酒、賭博、不遵守公共規則等問題，對孩子產生嚴重的反向示范。學校德育供給質量是決定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水平的核心教育變量。本次調查將學校德育模式分為三類：傳統灌輸型（以思政課講授為主，德育活動少，內容脫離生活）占34.2%，活動主導型（經常開展德育活動，但缺乏系統性，與學科教學脫節）占41.3%，實踐滲透型（德育融入各學科，有系統的實踐課程，注重體驗感悟）占24.5%。交叉分析顯示，實踐滲透型學校的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水平最高，比傳統灌輸型學校高27.6個百分點，其中國家情懷認同感高31.2個百分點，行為踐行率高28.7個百分點，集體意識得分高25.3個百分點，知行落差僅為12.4個百分點。活動主導型學校的學生表現次之，比傳統灌輸型學校高12.3個百分點，但知行落差仍達25.7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活動缺乏系統設計，多為“節日式”“運動式”開展，未形成長效育人機制。傳統灌輸型學校的學生表現最差，知行落差達38.7個百分點，不少學生表示“思政課都是大道理，聽完就忘，和我沒關系”。德育師資力量的影響同樣顯著：配備專職思政教師、班主任德育培訓達標率100%的學校，學生德育水平比無專職思政教師的學校高21.7個百分點。德育評價方式的差異也會直接影響育人效果：采用寫實記錄、多元主體評價的學校，學生德育水平比用考試分數評價德育的學校高18.9個百分點，應試化的德育評價會導致學生“背道德知識”而非“養道德行為”，加劇知行脫節。社會文化環境對小學生思想道德的影響具有潛移默化的特征。本次調查從社區德育資源豐富度、校園周邊文化環境、社會風氣感知三個維度衡量社會環境的影響。交叉分析顯示，社區擁有新時代文明實踐站、青少年活動中心、德育基地等資源的地區，學生德育水平比資源匱乏地區高34.2個百分點，學生年均參與德育實踐的時長是后者的3.2倍。校園周邊環境方面，學校周邊200米內存在網吧、游戲廳、成人用品店等場所的，學生行為偏差率比周邊環境良好的學校高2.7倍，網絡道德問題發生率高3.1倍，不良的周邊環境會直接誘導學生產生行為偏差。社會風氣感知方面，認同“社會上好人多”“講道德的人更受歡迎”的學生，德育水平比認同“社會上人人都為了錢”“講道德會吃虧”的學生高42.3個百分點，說明社會風氣的價值導向會直接塑造學生的道德判斷。大眾傳媒內容的影響同樣突出：經常觀看科普節目、紅色動畫、正能量短視頻的學生，德育水平比經常觀看娛樂綜藝、低俗短視頻的學生高37.6個百分點，媒介內容的價值取向對小學生價值觀形成的作用不可低估。數字環境是當前影響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的新變量。調查顯示，家庭“青少年模式”使用率越高，學生的網絡道德水平越高：使用率達100%的家庭，學生網絡道德認知正確率達87.2%，而從不使用“青少年模式”的家庭僅為42.3%。家長經常陪同孩子上網、引導其辨別網絡信息的，學生的信息辨別能力是家長不管控的3.2倍，受不良網絡信息影響的比例低78.3%。學校開設系統網絡道德課程的，學生網絡道德水平比未開設的學校高28.7個百分點，AI倫理認知正確率高41.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數字環境的影響并非完全負面，關鍵在于是否有正向的引導與規范的管理。從全樣本來看，當前小學生思想道德領域呈現三方面新情況新問題：一是生成式AI普及帶來新的倫理挑戰，2026年小學生接觸AI工具的比例已達72.3%，但僅27.6%的學生知曉“用AI寫作業是不誠實的行為”，18.7%的學生了解“AI生成內容存在版權限制”，12.3%的小學生曾使用AI完成作業，其中高年級學生比例達18.7%，部分學生甚至將AI生成的作文作為個人作品參賽，引發了新的誠信與版權教育問題，同時67.2%的小學生無法辨別AI生成的虛假內容，易被不實信息誤導。二是亞文化滲透對價值觀形成沖擊，“飯圈”“網暴”“躺平”等亞文化已向小學生群體滲透，8.7%的小學生表示“有喜歡的明星，會為其打榜刷數據”，5.3%的學生曾參與網絡罵戰，11.2%的高年級學生認同“努力沒用，不如躺平”的消極觀點，這些亞文化會消解小學生的理想信念與奮斗精神。三是德育梯度失衡問題突出，呈現“低年級好、高年級弱”“城市好、農村弱”“公辦好、民辦弱”的特征，高年級德育難度更大但內容針對性不足，導致學生隨年齡增長反而出現德育水平下降的情況，農村與民辦學校德育資源匱乏，與城市公辦學校的差距持續擴大。此外，家校社協同機制不暢也是普遍問題，僅23.4%的學校建立了常態化家校社協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