睪酮與人類決策行為

/睪酮與人類決策行為【摘要】睪酮是一種類固醇激素，主要的雄性激素之一。在神經科學與神經內分泌學領域中，早期研究發現睪酮會對人類的攻擊性、社會交往、沖動性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后來心理學研究者開始關注睪酮與決策之間的關系，包括社會性決策的信任、合作、利他與競爭方面以及經濟性決策的風險決策。多項研究顯示，睪酮的水平與經濟性決策中的風險尋求行為呈正相關關系；在社會性決策領域中，高睪酮水平的個體會表現出更高的攻擊性、支配性和公平性行為，同時表現出更低的人際信任。然而這些研究結果也存在難以重復驗證的現象，需要更多的研究探尋可能影響睪酮與決策的其他因素。未來對睪酮與決策的研究可以關注睪酮與消費決策領域、探尋青少年睪酮水平與社會行為的關系以及臨床應用等。【關鍵詞】睪酮；決策；風險尋求；信任；公平 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已經趨近多元化、學科交叉化，尤其在社會認知、決策行為等領域，心理學的研究往往與神經科學、神經內分泌學、神經經濟學等關聯學科有著緊密的聯系。本文從當前心理學與神經內分泌學領域密切關注的激素——睪酮出發，介紹睪酮與人類決策行為的關系。雖然當前睪酮與人類決策行為的研究已經有較多的發現，但是并未能得到充分一致的結果，因此，睪酮與人類決策的關系仍然有許多研究的潛力與空間。 1睪酮 睪酮是一種類固醇激素，主要由男性睪丸的間質細胞產生，在女性體內也有少量存在，卵巢和腎上腺都可以分泌睪酮，分泌量大致相等，約為男性體內睪酮含量的1/8。對于男性的生殖與生理發育來說，睪酮起著關鍵的作用(Adkins-Regan，2005；Dixson，1998；Wingfield，Hegner，Dufty，&Ball，1990)，尤其是對于第二性征的發育，例如男性的肌肉質量、骨骼密度以及身體毛發等。除了生理作用之外，睪酮對人的心理方面如敵意(Hartgens&Kuipers，2004)、攻擊性(Archer，2006)、交際需求(Roney，Lukaszewski，&Simmons，2007)以及感覺尋求(Roberti，2004)等也會有影響。 睪酮的作用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組織作用(organizationeffect)，一般作用于個體發育的早期，能夠影響身體的組織和神經系統，并促進其逐漸發育成熟。哺乳動物的生育方式決定了胎兒會受到母親雌性激素的影響，因此胎兒期的發育主要是依照女性的發育模式，但是睪酮可以改變這樣的模式，導致性別的分化，影響個體的生理層面；到了成年期，睪酮的作用主要是對個體的行為和性功能起到激活作用(activationaleffect)，即睪酮進入個體循環系統，對器官與組織進行了激活(劉金婷等，2013)。這種作用是暫時的、可逆的，沒有器質上的改變，主要影響個體的心理層面，例如，在感知覺方面，vanGoozen，Cohen-Kettenis，Gooren，Frijda和vandePoll(1999)發現男性在接受睪酮治療后的視覺空間能力顯著提升；在語言方面，一項研究發現，對老年男性注射單劑量睪酮能夠阻礙言語流暢性的練習效果，但對空間或言語記憶沒有影響(Wolfetal.，2000)。 在睪酮的相關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種：一是對個體內源性睪酮的基線水平進行測量后，將不同水平的被試分組，觀察不同睪酮水平的個體在任務中的行為傾向。二是組織效應的測量，一般認為，食指和無名指的長度比例（2D4D，RatioDigit）反映了個體在出生前的睪酮暴露濃度，即產前睪酮水平。手指比越低則暴露的睪酮越多，越具有男性化特征（Manning，Scutt，Wilson，&Lewis-Jones，1998）。早期研究發現了2D4D與攻擊性、性取向的相關，并且這種相關是性別分離的，僅在男性中觀察到（Bailey&Hurd，2005；Lippa，2003）。此外還發現2D4D的比例與孤獨癥有關，有假設認為，自閉癥的成因是產前暴露睪酮濃度過高，研究發現孤獨癥兒童親屬的2D4D低于人口均值，兒童本身的2D4D和親屬的2D4D呈正相關，因此認為2D4D可能是孤獨癥的標記（Manningetal.，2001）。 在動物研究中發現，除了產前性激素暴露的水平會影響大腦之外，青春期的性激素水平也會對大腦有明顯的組織作用(Schulz，MolendaFigueira，&Sisk，2009)。在這一階段，睪酮和雌激素的比例是通過面部二態性來表征的，睪酮會促進男性下巴、顴骨、眉毛和面部毛發的生長，在女性中則受到抑制(Thornhill&Mller，1997)。Weston，Friday，Johnstone，&Schrenk(2004)對面部寬和高的比例(facialwidth-to-heightratio，fWHR)進行了測量，發現男性比起女性有著更高的fWHR(Westonetal.，2004)。食指和無名指的比例以及面部寬和高的比例統稱為睪酮的組織效應，是一種簡易測量的方法。 三是外部給藥(testosteroneadministration)：除了直接測量個體體內的睪酮水平，或者通過實驗操作使個體內源性睪酮水平發生變化外，還可以用外部給藥的方法來對個體睪酮水平進行操縱，常見的給藥方式有：1)舌下給藥法，該方法能夠保證所有劑量的睪酮都能夠進入血液循環系統，避免被肝代謝掉，這種方法多用于女性被試(Tuitenetal.，2000)；2)皮下給藥法，男性被試由于睪酮基線水平較高，一般采用皮下給藥，即將睪酮試劑均勻涂抹于胸口以及上臂等處(Eisenegger，vonEckardstein，Fehr，&vonEckardstein，2013)。睪酮給藥對個體激活作用的測量，主要通過收集唾液或者血液并分析其中的睪酮含量進行，唾液采集更為簡便，而血液測量則更為準確。外部給藥操縱直接，對睪酮水平的改變較為顯著，能夠提供睪酮與決策因果關系的證據，因此在睪酮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2睪酮框架下的決策研究 決策是一種“在各種可能的方案中考慮各項因素后做出選擇”的認知、思考過程(Janis&Mann，1977)。在神經經濟學中，根據決策是否涉及他人，又可將決策分為社會性決策和經濟性決策(Rilling&Sanfey，2011；Fehr&Camerer，2007)。先前研究者們都試圖去理解決策的腦機制，而對激素的作用關注不多(Apicella，Carré，&Dreber，2015)。有觀點認為，行為更多的由高階的腦機制所驅動，激素應當對行為無明顯影響。雖然在人類中激素與行為的單一聯結十分少見，但是仍然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激素與行為傾向之間的聯系(Bos，Panksepp，Bluthé，&vanHonk，2012；Starcke&Brand，2012；Strangetal.，2017)。固醇類激素也確實可以通過基因或者非基因的途徑對大腦造成影響，睪酮可以和雄激素受體(androgenreceptors)結合，對大腦中的基因表達做出調節，還可以起到神經活性類固醇的作用，對神經興奮性進行調節(DoRegoetal.，2009)。因此，激素可能會通過影響大腦的神經活動或者是基因的表達來對決策產生作用，并且已有研究發現，特定的神經遞質、激素以及它們的遺傳變異也會影響人類的決策行為(李紓，梁竹苑，孫彥，2012)；考慮到這些因素，激素與決策行為之間的聯系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2.1睪酮與社會性決策 社會性決策是指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需要考慮到與對家互動的一種選擇(劉金婷等，2013)。對社會性決策的研究主要是根據實驗經濟學中的博弈論任務來設計的。博弈論是一種嚴謹的模型，與傳統的決策經濟模型相比，博弈論任務能夠考慮到納什均衡，即參與者是理性的、從自我利益角度出發去做出決策(Sanfey，2007)。根據神經機制來分類，社會性決策又可以分為公平、信任、利他、報復、社會懲罰、社會規范化、社會學習、競爭等方面(Rilling&Sanfey，2011)。目前，睪酮與決策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在社會性決策與睪酮的研究中，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平、信任、競爭、利他四個方面，并且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結果，而其他社會性決策類型研究較少，未來的研究應當關注更多的社會性決策類型。 2.1.1睪酮對公平的影響 最后通牒游戲(UltimatumGame，UG)被較多的用于研究社會決策中的公平行為和親社會行為。在這個游戲中，兩個參與者需要分享一定數量的金錢，并且參與者同時被分為提出者(proposer)以及反應者(responder)，提出者提出金錢分配方案，反應者可以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提出者的方案，若接受，則按照提出者的方案分配；若不接受，則兩人都不會得到錢。假設個體完全從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當他作為反應者時，無論提出者提出了什么樣的方案都應該接受；作為提出者時，提出的方案也應該是給對方無限小的金錢數量。但是在實際游戲中發現，提出的方案一般是趨近于對半分的，而那些給對方金錢數量比自己的少20%以上的方案，會有接近50%的概率被反應者否決掉(Güth，Schmittberger，&Schwarze，1982)。因此，在最后通牒游戲中，個體并不僅僅從自我利益角度做出決策。例如，在拒絕不公平方案時，前腦島被顯著激活，說明情緒在決策中也有著重要的作用(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Cohen，2003)。 Mehta和Beer(2010)通過研究睪酮和最后通牒博弈任務發現，在最后通牒博弈游戲中，較高的內源性睪酮和分配方案的拒絕率是正相關的，提出者更傾向于提出不公平的方案，而反應者對方案的拒絕率也與內源性睪酮的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同時，fMRI結果顯示，睪酮的作用使得眶額皮層的活動性下降，表明睪酮可能減少了個體的抑制能力，從而增加了攻擊性行為的傾向。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絕不公平的方案被視為是反應者的一種反應性攻擊(reactiveaggression)，即使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也要給提出者造成經濟損失(Probst，Golle，Lory，&Lobmaier，2018)。然而這并不能說明較高的睪酮水平會導致提出者容易出現不公平行為，Eisenegger等通過最后通牒游戲對睪酮給藥的女性進行研究，發現當睪酮給藥的被試作為方案的提出者時，往往會提出給對方較多金額的方案；Eisenegger將這種結果解釋為這種親社會行為是為了防止自身的社會地位受到挑戰而引起的，睪酮更能夠引發這種防御傾向(Eiseneggeretal.，2010)。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內源性睪酮水平較高的個體對公平性更為敏感，而且面對不公平方案時更容易做出一些反應性攻擊行為，如拒絕等，但是并不一定會做出不公平行為，個體的行為傾向和自身的社會地位有一定的關聯。 2.1.2睪酮對信任的影響 在社會性決策中，信任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行為，在研究信任決策時采用較多的范式是信任博弈。在一場信任博弈會有兩個參加者，分為投資者(investor)和受托人(trustee)，投資者在游戲初期擁有一定數量的本金，并且可以決定將一部分的金額轉移到受托人處，這部分金錢將會增值若干倍，同時受托人返還一定數量的金錢(Berg，Dickhaut，&McCabe，1995)。Berg等人發現，在本金為10美元，投資翻倍為3倍的情況下，按照納什均衡預測，投資人的最優方案應該是給予受托人0元(即不進行投資)，但是實際情況卻是有30名投資人(總共32名)都進行了投資行為，并且投資的平均金額為5.16美金，說明了信任行為的存在，而且信任行為也可以被其他因素所調節，若在做決策前先讓投資者閱讀一段關于受托人的生動的描述，描述分為好的、中性的以及存疑的三種，好的描述會增加投資人的投資率(Delgado，Frank，&Phelps，2005)。 催產素(oxytocin)是一種能夠增加人際信任的激素(Kosfeld，Heinrichs，Zak，Fischbacher，&Fehr，2005)，睪酮可能與催產素存在拮抗作用，在與催產素的對照實驗中驗證了睪酮降低了人際信任的結果(Bos，Terburg，&vanHonk，2010)。之后，Boksem等人對54名女性被試進行舌下睪酮給藥處理后進行決策研究，在社會性決策中觀察到了結果，單劑量0.5mg給藥處理的被試在信任任務中作為投資者時，對受托人的信任程度降低；然而當作為受托人返還投資金額時又會變得更慷慨。Boksem等據此推論，睪酮與社會地位可能有關系，進行了外部睪酮給藥的個體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認知會更為敏感，當個體作為投資人時，個體認為自身處于較高的社會地位，而投資這一行為有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因此更容易做出反社會行為，即降低受托人的信任；若是個體本身社會地位較低，沒有受到社會地位的挑戰時，睪酮又可能會增加親社會行為，即在返還金額時會返還更多金額(Boksemetal.，2013)；Buskens等人(2016)對一般女性被試使用了相似的信任任務，但是任務中包含多輪游戲，同時研究睪酮給藥處理和產前睪酮水平的作用，發現對于產前睪酮水平高的個體而言，睪酮減少了投資。Buskens等人還發現，多輪信任游戲要比一輪信任游戲更能增加被試的可靠性和對他人的信任感，但是對于那些2D∶4D較低，即產前睪酮暴露水平較高的被試來說，在外部給藥后，這種現象會消失。Buskens等認為，反復進行信任游戲比起單輪游戲，投資者更為信任對方，受托人也更為可信，但是這一效應會被睪酮所帶來的認知移情受損所降低，可能是睪酮降低了個體進行觀點采擇的能力。 2.1.3睪酮對競爭的影響 競爭一般和攻擊性與支配性相關，在社會性決策方面，較多研究支持睪酮水平與攻擊性行為、社會支配等活動有關聯(vanHonketal.，2001；Mehta，Jones，&Josephs，2008；vanHonk&Schutter，2007)。現代社會中的競爭往往比較微妙，而不是像原始社會那樣主要通過身體上的斗爭來表現(Wirth，Welsh，&Schultheiss，2007)，更多的表現為對社會地位以及經濟水平的追求。 在組織效應方面，Carré和McCormick開始了對fWHR和攻擊性的研究：在對男性曲棍球員的研究中發現，fWHR較高的球員在比賽中表現的攻擊性更強(Carré&McCormick，2008)；在男性大學生群體中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Carré，McCormick，&Mondloch，2009)；Stirrat和Perrett發現擁有較高fWHR的男性更有可能利用他人的信任；而對于合作者而言，他們更愿意選擇擁有較窄面孔(fWHR較低)的同伴(Stirrat&Perrett，2010)；fWHR也和精神病性人格特質存在關系，在男性監獄服刑人員和男性大學生中都觀察到了fWHR對無畏支配的預測作用，說明了睪酮可能對精神病性人格發展有影響作用(Anderletal.，2016)。精神病性人格個體往往具有較高的攻擊性，在現代社會中表現為更強烈的競爭意愿或是在競爭中表現出惡意，但是，對于fWHR與決策行為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需要進行探索以揭示青春期睪酮的組織效應對決策的影響。 睪酮也并不完全導致競爭結果，還可能會促進合作、利他行為或者提高社會規范。vanHonk等利用公共物品博弈(Publicgoodsgame)發現了在右手2D：4D低的情況下，睪酮給藥增加了被試社會合作性，揭示了個體產前睪酮暴露的個體差異對社會合作的影響(vanHonk，Montoya，Bos，vanVugt，&Terburg，2012)。Diekhof等人對睪酮與狹義利他主義(對群體內的人產生偏好，對群體外的人產生敵意)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高睪酮水平增強了個體的內群體偏好，對于群體外的成員則增加了敵意，因此Diekhof等人認為，睪酮并不完全會促進反社會行為與攻擊行為，在群體內部會有一些認知上的微調(Diekhof，Wittmer，&Reimers，2014)；這一結果和Dreher等人的研究相符合，Dreher等人在外源性睪酮給藥后的最后通牒博弈游戲中發現，在施加了安慰劑的控制組被試群體中，內源性睪酮水平高的被試更多的對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做出懲罰，或者對公平的方案做出獎勵(Dreheretal.，2016)。 此外，在一種名為“信任游戲”(GamesofTrust)的社會互動中，如果參與者感受到了對方表現出了競爭性，那么參與者不會產生互惠合作的行為；若參與者能夠感受到對方具有強烈的道德姿態，那么雙方互惠合作就是可行的(Güth&Kliemt，1994)，因此道德和競爭之間可能存在一定關聯，即較高的道德可能會導致雙方出現與競爭條件下相反的行為，如合作，利他等；然而睪酮與道德、競爭相關的研究卻十分有限，所得的結論也較為淺顯。有假說認為，睪酮會影響道德推理，男性在道德決策上會比女性表現出更功利的傾向，但是缺乏實證研究的證據(Fumagallietal.，2010)。Montoya等人對外源性睪酮給藥及2D∶4D對個體道德判斷的影響進行了探究，通過道德判斷任務，Montoya等觀察到，在睪酮給藥后，傾向于功利性選擇的被試的2D∶4D往往高于平均值，即產前雌二醇暴露的水平較高；而在睪酮給藥后傾向于義務性選擇的被試，他們的2D∶4D要低于平均值，產前睪酮暴露水平較高。Montoya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性類固醇的早期神經發育會影響后來荷爾蒙對道德推理的激活作用(Montoyaetal.，2013)。Schurr和Ritov(2016)研究發現，在競爭中獲勝的個體更可能會在無關任務中竊取對方的金錢，而且這一效應僅在獲勝中被觀察到，意味著比其他人表現更好的情況下，即競爭獲勝會導致個體為了增強社會地位而出現后續的不道德行為。未來關于睪酮、道德與競爭的研究還應該深入探尋三者之間的關系，睪酮是否能改變個體的道德感進而影響競爭行為？是否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調節？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方面。 可以發現，睪酮與各方面的社會性決策并不是簡單的相關關系，在許多研究中都發現了睪酮對社會性決策雙向的改變，有的能夠使個體變得反社會，而有的卻能夠增加個體的親社會行為傾向(Archer，2006；Izuma，Saito，&Sadato，2010；Iredale，vanVugt，&Dunbar，2008；Dreheretal.，2016)。同時，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者均發現了被試對社會地位認知的改變。因此，對于自身社會地位的認知很可能在睪酮與社會性決策之間起到中介的作用，例如較高的睪酮水平使得個體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認知，使得個體更愿意做出親社會行為以維持自身的社會地位；而較低的睪酮水平使得個體獲得較低的社會地位認知，為了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個體傾向于做出反社會行為，如攻擊、惡意競爭等來獲取較高的社會地位；睪酮的激活作用和組織作用又可能對個體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認知存在交互效應，在后續的睪酮與社會性決策研究中，都應當考慮測量被試的睪酮水平以及睪酮組織效應，并且從各種層面去測量被試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認知，以研究個體對社會地位的認知的中介作用。 此外，經典的實驗范式主要是基于匿名性設計的，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者想要通過匿名性來消除合作者個人信息以及名譽帶來的影響，但是對心理學研究者來說，這些特征會對決策產生影響，而且這也更為貼合現實情境，是值得考慮的因素。在開展后續研究時，應當關注新提出的、更符合現實情境的實驗范式。 2.2睪酮與經濟性決策 相比于社會性決策，經濟性決策是一種沒有其他參與者或者社會交互的決策類型，要求決策者對各種經濟活動的可能性進行選擇與決斷(劉金婷等，2013)。經濟性決策又可以分為風險尋求，模糊厭惡，損失厭惡，延遲折扣以及框架效應等。但是目前睪酮與經濟性決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睪酮與風險尋求行為上，其他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較少(Stanton，2011)，本文接下來將分別從三種不同的睪酮給藥方式對睪酮與風險決策的研究進行綜述。 風險決策是指個體根據自身對風險尋求程度以及對獎勵的敏感性進行決策，即在期望值相同的條件下，根據對風險的偏好做出決策。假設有兩個選項，一是可以確定獲得50元；二是可以進行一次賭博，有50%的概率獲得100元，有50%的概率獲得0元，兩個選項的期望值是相等的，都為50元；如果個體在面對這兩個選項時沒有任何偏向，則這個個體被認為是風險中立的(riskneutral)；如果個體更喜歡賭博選項，那么他會被認為是風險尋求的(risktaking)；相反地，如果個體更喜歡確定的獲益選項，即確定獲得50元，則他會被認為是風險厭惡的(riskaverse)，除了金錢之外，其他生活事件也會包含風險因素(Apicella，Carré，&Dreber，2014)。 個體對風險的偏好情況并不是穩定不變的，而是根據條件和環境的不同變化的，甚至可以發生完全翻轉的情況(Tversky，Slovic，&Kahneman，1990)，并且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在賭博類型的任務中發現，被試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濟條件等人口學因素都會導致風險尋求的改變(Barsky，Juster，Kimball，&Shapiro，1997；Dohmenetal.，2011)，例如在較低經濟發展條件下成長的個體會比經濟發展較高的個體表現出更多的風險規避行為(Malmendier&Nagel，2011)。目前對風險決策的研究多基于傳統的經濟心理學理論(期望效用理論、前景理論、風險敏感性理論)以及腦部神經活動，而對一些生理層面的因素則較少關注，未來研究可以加入對生理因素如基因多態性、激素影響等方面的考慮。 2.2.1內源性睪酮與風險決策 第一個直接研究睪酮與風險尋求關聯的是Apicella等(2008)進行的實驗，在95名18～23歲健康男性被試群體中，Apicella等通過投資任務發現了睪酮的水平與風險尋求呈現正相關的關系。風險尋求通過投資任務來測量，先給予被試250元的本金，之后被試可以自由選擇在本金中取出多少進行投資，投資成功和失敗的概率都為50%，如果成功，被試不僅可以收回投資金額，還可以額外獲得投資金額1.5倍的利益，若投資失敗，則被試會失去投資部分的金額(Gneezy&Potters，1997)。結果顯示，唾液內睪酮高于平均水平一個標準差的被試會在投資任務中多投入12%的本金(Apicellaetal.，2008)。 除了直接測量個體內源性睪酮的水平來檢驗睪酮與風險尋求的關系外，Apicella，Dreber和Mollerstrom(2014)還探究了勝負結果與睪酮以及風險尋求的關系。先將所有男性被試兩兩分組，在女性主試的引導下先進行15輪的剪刀石頭布的游戲，同時被試又會分為兩組，一組初始金錢為15美元，另一組初始金錢為5美元，在15輪剪刀石頭布的游戲過后，獲勝的被試可以贏得對手的5美元，為了消除金錢收益對睪酮以及勝負結果的影響，選用15元組輸的被試以及5元組獲勝的被試作為對比，使得兩組被試在游戲中的收益相等(游戲過后都為10美元)，同時收集被試的唾液。下一步是讓被試在計算機上完成風險誘發任務(riskelicitationtask)，一共有10對選擇，一是確定的獲得1～10美元，二是有50%的概率獲得10美元(Holt&Laury，2002)，風險偏好通過被試選擇確定獲得金錢的次數來測量，平均值為5.5，代表對風險的中性態度。唾液檢測的結果顯示，剪刀石頭布游戲的輸贏對個體的睪酮水平有改變，獲勝的被試唾液內的睪酮水平比輸的被試高12%，但是沒有能夠達到顯著水平，并且險勝的被試睪酮水平會更高，但是比賽前后，無論勝負結果，73%的被試睪酮總體水平有26%的增幅。通過回歸分析發現，被試的睪酮水平和風險尋求呈正性關系，睪酮水平越高，被試在風險誘發任務中的風險回避指數越低，更傾向于冒險行為；結果也表明了游戲的勝負并不決定個體對風險的態度，個體睪酮水平的變化才是導致風險尋求的根本原因(Apicella，Dreber&Mollerstrom，2014)。Carney等人對高低權力姿態進行研究，發現了高權力姿態能夠提高睪酮含量，降低皮質醇(Cortisol)的含量，對風險有著更低的敏感性(Carney，Cuddy&Yap，2010)；Apicella試圖研究權力姿態、睪酮與風險尋求的關系，但是并未能發現權力姿態引起體內睪酮水平的顯著性變化(Smi&Apicella，2017)。 Apicella的研究在睪酮與決策行為領域具有開創性和參考意義，因此很多后續研究都參照Apicella的實驗范式。Sapienza等人利用相似的風險誘發任務來研究睪酮與決策的關系，被試需要經歷15對選擇，其中一個選項是固定的風險選項，50%的幾率獲得200美元，50%的幾率獲得0美元；另一個選項是確定獲得一定數量的美元，從50美元到120美元以5美元為單位遞增；被試群體特別選用了460名MBA學生，由于專業的原因，被試對風險的敏感程度較高。與Apicella的實驗不同的地方在于包含了140名女性被試。然而，在Sapienza的研究中，男性被試并未能取得和Apicella相一致的結果，但是在女性被試群體中他們觀察到睪酮水平與風險尋求呈正相關關系；而且進一步分析發現，在睪酮水平含量相對較低的被試群體中(90%的女性被試以及31%的男性被試)，睪酮的水平越高，對風險的偏好程度越高(Sapienza，Zingales，&Maestripieri，2009)。雖然Sapienza的實驗未能重復Apicella的結果，但是增加了女性被試，使得性別成為睪酮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變量。Casto和Prasad(2017)提出了5條關于女性與睪酮相關研究的建議，包括：1)在實驗設計中加入女性作為性別變量；2)采用更具包容性的競爭和地位激勵行為的理論模型；3)考慮其他荷爾蒙的作用(如雌二醇與孕酮)；4)進行男女混合樣本統計模型中，性別與其他預測因子相互作用的檢驗；5)在探索性別差異時，同時考慮性別的相似性。 在經濟性決策中，除了風險尋求外，對模糊概率的偏好(ambiguitypreferences)以及對損失的厭惡(lossaversion)也是經濟性決策中重要的心理現象。Stanton(2011)對風險誘發任務做出了修改，選擇增加到120對，其中測量風險偏好的試次分為確定選項和賭博選項：確定選項的為3美金到7美金，以1美金為單位變化；賭博選項獲勝的概率分為25%、50%、75%三種，賭博選項的和確定選項的期望值比率有8種可能，從最低0.5到最高3.0。模糊偏好通過35個試次來測量，同樣分為兩個選項，確定選項和風險偏好的確定選項一致，對應的賭博選項不顯示具體的概率，期望值以0.5的概率計算，賭博與確定的期望值比率分為6種，從0.5到6.0。在損失回避的任務中，被試會先收到20美金作為本金，隨后被試要選擇是否進行賭博，有50%的幾率輸掉一些錢(從6美金到20美金，以2美金為單位變化)，有50%的概率贏得一些錢(從12美金到40美金，以4美金為單位變化)，一共有64次選擇，根據被試的選擇構造矩陣進行損失回避行為的測量。一共招募了298名被試，其中男性142名，女性156名，研究結果發現了睪酮與風險偏好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睪酮水平較高的個體和較低的個體都更傾向于尋求風險，這一現象在男女兩個被試群體內都有體現；在模糊偏好任務中也體現了這樣的U型曲線關系，但是在損失回避任務中沒有觀察到顯著的關聯。Stanton的研究相對于先前研究來說，在變量的選擇上更為周全，考慮了經濟性決策的其他決策行為，拓寬了睪酮與決策的研究范圍。 隨著相關研究的進行，除了對經濟性決策中的典型心理現象進行延伸探究外，睪酮與其他激素對于決策行為的協同作用也逐漸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里。Schipper(2012)參考了風險啟動任務，他觀察了208名被試(115名男性，93名女性)在收益與損失條件下的10對選擇反應，輸或贏的概率從10%到100%不等，風險偏好是通過轉變點推測的，即被試從比較安全的賭博選項轉換到風險更大的賭博選項(例如一組選項是獲得3.20美金或4美金，另一組選項是獲得0.20美金或7.70美金，后者風險更大)。結果顯示，男性被試在獲益條件下，睪酮水平和風險尋求呈現正相關，但是在損失條件下沒有觀察到這種現象；對于女性來說，無論在哪種條件下，睪酮和風險都沒有關系。Schipper還測量了其他激素的水平，發現皮質醇和女性的風險尋求呈現負相關的關系，但是在男性被試群體中卻沒有這種現象。Schipper的研究發現了皮質醇對風險尋求也有影響，為雙激素調節假設提供了事實依據。 人體的神經內分泌和免疫系統之間的雙向交互性在成年的內分泌和免疫活動中起到著關鍵的作用，即HPG(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下丘腦-垂體-性腺)與HPA(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的交互作用。據此，有研究者提出，睪酮對決策的作用并非是孤立的，會與皮質醇一同影響決策過程，即雙荷爾蒙假設(dual-hormonehypothesis)，在皮質醇水平較低的條件下，睪酮會影響狀態相關行為，反之則不一定會存在這種影響(Popmaetal.，2007)。Mehta，Welker，Zilioli，&Carré(2015)基于雙荷爾蒙假設設計了兩個實驗：實驗一：115名不同性別的被試采用自我報告和量表的方式測量他們的風險偏好狀況；實驗二：165名男性被試參與氣球模擬風險任務(BalloonAnalogRiskTask，BART)來衡量風險偏好，被試需要在計算機上給30個虛擬的氣球進行充氣，每打一次氣，被試可以獲得0.5美分，氣球會在打1～30次氣的范圍內隨機爆炸，若氣球爆炸則被試會失去在這個氣球上獲得的獎賞，被試也可以隨時停止當前氣球的充氣，進入到下一個氣球的充氣操作以保存獎賞，這樣一來，每一次被試選擇是否充氣就是一次風險決策，以沒有爆炸的氣球的平均充氣次數作為被試風險尋求的指標，同時測定被試唾液內的睪酮與皮質醇水平。兩個實驗的研究結果較為一致，無論是男女被試，無論是在自我評定、量表測定或者是行為數據上，低皮質醇被試都存在睪酮與風險尋求的正相關關系，而且在高皮質醇被試群體內沒有觀察到這種正相關的關系。同樣地，Barel等人也對雙荷爾蒙假說做了相似的探究，40名女性被試和37名男性被試用自我報告的方式來測量他們的風險尋求傾向，并且測量被試的性激素與皮質醇的比例。在男性被試群體中，睪酮與皮質醇的比例越高，越容易尋求風險；在女性被試群體中則相反(Barel，Shahrabani，&Tzischinsky，2017)。 2.2.2睪酮外部給藥與風險決策 雖然外部給藥法的操縱明顯，效應強，但是使用該方法的相關研究卻并不多。開始研究外部睪酮給藥與決策任務的是vanHonk等，采用愛荷華賭博任務(IOWAGamblingTask)探究在安慰劑控制、雙盲給藥的條件下女性被試的風險尋求偏好，研究結果發現，相對于安慰劑組，接受了睪酮試劑處理組的被試在愛荷華賭博任務的收益和損失條件下都表現出了風險尋求的傾向，同時根據結果，vanHonk等人也認為，這種決策模式是非理性的，并且為睪酮與精神病之間的聯系提供了線索(vanHonketal.，2004)。 同樣地，Goudriaan等人(2010)嘗試驗證vanHonk等(2004)的實驗結果，采用了三種風險決策任務，包括愛荷華賭博任務、氣球模擬風險任務以及骰子任務游戲(GameofDiceTask)，被試采用男性被試，試劑使用了芳香酶抑制劑，該試劑能夠抑制睪酮轉變為雌二醇的過程從而提高被試睪酮水平含量。結果只有氣球模擬風險任務中發現了被試的風險尋求會受到高睪酮水平的影響，而在其他兩個任務中并沒有體現(Goudriaanetal.，2010)。Zethraeus等人對200名絕經后女性被試群體進行給藥研究，研究周期較長，一共持續4周，被試被隨機分成3組接受雙盲的給藥處理，一組接受睪酮(40mg/天)，一組接受雌二醇(2mg/天)以及安慰劑，對風險決策的研究采用Sapienza等人(2009)的風險誘發范式，得到了負性結果：無論是睪酮給藥或是雌二醇給藥的被試，在風險尋求上都沒有顯著的改變(Zethraeusetal.，2009)；Wu等人(2016)在安慰劑對照的雙盲條件下觀察了26名女性在風險賭博任務中的決策，發現睪酮降低了輸錢之后的風險尋求，可能是因為睪酮降低了人對懲罰結果的敏感度，從而影響決策行為。 2.2.3組織效應與風險決策 對于經濟性決策，產前暴露接觸雄性激素水平越高，風險尋求傾向越強，這一假設已經被部分驗證(Stenstrom，Saad，Nepomuceno，&Mendenhall，2011)，但是仍然缺乏清晰的數據支撐。最早檢驗2D∶4D與風險尋求關系的研究是Dreber和Hoffman在2007年進行的，他們采用了與Apicella相似的投資任務，在147名同時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瑞典被試群體中，觀察到了較低的2D∶4D與高風險尋求存在相關性，然而這種相關僅存在于左手的2D∶4D；同時，他們還招募了116名美國人作為第二個樣本群體，卻沒有發現2D∶4D與風險尋求的直接關系(Dreber&Hoffman，2007)。 隨后，Branas-Garza和Rustichini研究了智力和睪酮水平對于風險尋求的影響，在賭博風險任務中，被試右手2D∶4D的比例越低，越偏向于選擇風險較大的選項，而且這一現象是在高智力分數下觀察到的，Branas-Garza和Rustichini據此推論，智商有可能是睪酮與風險尋求的調節變量(Braas-Garza&Rustichini，2011)。Garbarino等人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2D∶4D比例較小的男性和女性在風險決策任務中都傾向于選擇風險更大的選項，并且男女性別之間2D∶4D比例的差異可以部分解釋男女性冒險行為的差異，而且在2D∶4D分布中趨于極端值的男女性在風險尋求行為上的差異幾乎完全消除，因此2D∶4D可以部分解釋性別內和性別之間的經濟冒險行為(Garbarino，Slonim，&Sydnor，2011)。 一項在民族混合樣本(被試來自哥倫比亞，是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非洲人混血的結果)研究產前睪酮暴露的研究發現，左手的2D∶4D以及re12比率(食指和其他手指長度之和的比例)可以預測個體的風險尋求，右手數據沒有統計上顯著的結果(Chicaiza-Becerra&Garcia-Molina，2017)。也有研究得到了負性的結果，Drichoutis和Nayga嘗試研究產前睪酮暴露(以2D∶4D為指標)以及女性月經周期的雌二醇比例對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的影響，結果沒有發現月經周期或是2D∶4D對風險或時間偏好有效應(Drichoutis&Nayga，2015)。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睪酮的水平和風險尋求的行為存在正相關關系，然而這個結果并不是普遍成立的，缺乏充足的重復驗證，例如Sapienza等人嘗試重復驗證Apicella等2008年的研究，在男性被試上就沒有得到一致結果；Derntl等人用評估決策任務(evaluatedecision-makingtask)來測量被試的風險尋求，結果也沒有發現睪酮水平與風險尋求存在關系(Derntl，Pintzinger，KryspinExner，&Schpf，2014)；這說明可能在睪酮與風險尋求之間還存在有其他需要考慮的因素，例如雙荷爾蒙假說就提供了睪酮與皮質醇對風險尋求的協同作用，兩者的比例影響了決策的結果，說明睪酮水平與風險尋求之間可能是非線性的關系，在未來研究中，其他激素的作用也應該被考慮進來，以揭示激素與風險尋求之間的關系。同時，從2D∶4D現有的研究來看，2D∶4D可以調節睪酮外部給藥的效應，這一方面需要更多神經生物學的解釋；左右手的2D∶4D存在差異，根據Honekopp和Watson(2010)的元分析結果，右手的2D∶4D在性別差異上會比左手更大，但是在另外一篇元分析中，睪酮對于雙手的2D∶4D影響是沒有差異的(Pfannkuche，Bouma，&Groothuis，2009)。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研究的都是右手的2D∶4D，事實上左手的2D∶4D的顯著結果比右手要更多，表明可能存在一定的報告偏差。在未來的研究中，應當關注睪酮與其他更多類型的經濟性決策的關系，以探索睪酮與決策最本質的關聯與機制。 3討論與展望 與前景理論、期望效用理論相比，研究者們從睪酮這一生物學角度出發，發現了決策行為的另一種解釋角度，擴展了決策行為的生理解釋基礎，建立了決策與生理因素之間的聯系。目前內源性睪酮、外源性睪酮給藥以及2D∶4D所反映的產前睪酮暴露接觸水平得到的研究結果是相對比較一致的：高水平的睪酮在經濟性決策中會增加個體的風險尋求傾向，這一現象與皮質醇的水平、產前睪酮暴露水平有關，并且出現了性別分離的現象；在社會性決策中，睪酮既能引發攻擊、地位支配等反社會行為，也能增加利他、合作等親社會行為，具體表現出哪種行為同樣也會受到例如2D：4D等因素的調節，要進一步闡明睪酮與決策行為的關系，仍然需要更多研究來探索。睪酮與風險決策的研究眾多，但是研究的可重復性較差，難以驗證，因此還需要深入探索睪酮對風險決策影響的內在機制。同時，睪酮研究方面也需要進行一定的拓展、完善，如下： 3.1不同研究之間的結果難以重復驗證，實驗設計與操作仍然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不同實驗操作帶來的睪酮操縱效果存在較大差異，例如舌下給藥的方式可以將女性的睪酮水平提高10倍左右(Tuitenetal.，2000)，但是男性的皮下穿透給藥的效果只有兩倍左右(Arnockyetal.，2017)，將這兩種實驗結果放在一起解釋顯然并不太合理；同時，兩種睪酮測量的方式也會帶來水平上的不同，多數研究通過唾液對個體的睪酮水平進行測量，這種方法更為便捷且更容易通過倫理審核，但是如果要求更精準的睪酮水平應該采用血液測量的方式；對于產前睪酮水平暴露指標2D∶4D的測量，一般采用掃描被試手掌圖像再用圖像處理軟件進行測量，不可避免的會因為圖片的分辨率以及手指脂肪等原因造成一定的誤差，運用X光技術可以提高測量精度，因此，在進行研究或者嘗試重復驗證研究結果之前，研究者應當充分考慮到各種操作的準確性，避免因為操作帶來誤差而影響實驗結果；在睪酮研究中，外部給藥操作能夠使得因果變得明確而慢慢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例如大多數外部給藥實驗都使用了睪酮凝膠劑(androgel)，這種凝膠劑起效略緩慢，并且和真實決策情境中睪酮變化水平差異較大，要得到盡可能準確的結果，應該嘗試在藥理學中尋找能夠模擬真實決策情境睪酮水平變化的即效藥物； 在被試方面，與男性相比，女性的激素分泌更為復雜，而且會受到生活事件的影響(如懷孕，哺乳等)，建議優先選擇男性作為被試；內分泌異常的個體激素水平和常人有較大區別，也可以作為特殊被試群體加入研究。此外，目前幾乎所有的睪酮與決策的研究都存在被試樣本較小的現象，如果能進行較大樣本(500以上)的混合性別群體實驗，不僅可以盡可能地消除小樣本所帶來的抽樣誤差，還有助于在多種激素作用下確定某種特定激素的作用(Stanton，2011)； 當前大部分睪酮研究的結果都聚焦在行為層面上，其他層面的研究較為缺乏，需要從其他方面加以考慮。例如，在基因層面，Eisenegger等人在對人類睪酮與競爭行為的研究中，將被試按照雄性激素受體基因的CAG重復多態性進行了分類，CAG重復性越高，睪酮的作用越強；雖然在結果中，CAG重復數量與競爭行為沒有明顯關系，但是較低CAG重復的個體在選擇競爭后的信心會增加(Eisenegger，Kumsta，Naef，Gromoll，&Heinrichs，2017)；除此之外，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如通過內分泌學去解釋睪酮在人體循環的作用機理以及影響人體的方式；通過神經影像學的方法去揭示睪酮對個體決策影響的具體區域與定位，并且可以以直觀的結果呈現。這有助于解決目前睪酮與決策之間某些不一致的結果(如性別分化、個體差異等)，將睪酮的作用結果清晰化呈現等在未來的研究是值得關注的。 3.2拓寬睪酮與決策的研究范圍，研究在商業環境中睪酮的作用 理論成果應當聯系實際，尋找其應用價值，目前關于睪酮對經濟性決策以及社會性決策的影響已經有一定結果，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決策模型往往更為復雜。近年來，基于神經科學與市場研究的神經營銷學(neuromarketing)的概念出現并迅速發展，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如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腦電，生理學記錄，經顱刺激等方式研究消費者對于潛在選擇的預測過程以及豐富現有的消費者行為理論(Yoonetal.，2012)，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睪酮的組織效應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已經有了一些發現：Nepomuceno等人發現，擁有較低2D：4D的男性會在求偶相關消費上投入更多，在交往信心較高的男性中更為明顯，在女性中則相反，高2D：4D的女性投入在求偶相關消費上的金額更多(Nepomuceno，Saad，Stenstrom，Mendenhall&Iglesias，2016)；2D∶4D還會影響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以及穿著，如男性消費者2D∶4D的比率與對男性相關商品的偏好以及穿著的男性化呈負相關但是在女性中沒有觀察到這種現象(Aspara&Bergh，2014)。炫耀性消費是指個體購買商品以表明社會地位的現象，Wu等人(2017a)對社會競爭、睪酮含量與炫耀性消費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雖然在競爭中獲勝或者失敗并沒有引起顯著的睪酮水平變化，但是贏得競爭增加了個體對高社會地位商品和低社會地位商品的顯性和隱性偏好；他們還研究了睪酮外部給藥及2D∶4D與個體對于不同社會地位商品的外顯及內隱偏好的關系，結果顯示，外部睪酮給藥對不同社會地位商品的外顯或內隱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