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對民族地區(qū)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短視頻對民族地區(qū)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摘要】短視頻作為一種網絡流行的文化現(xiàn)象，憑借其“短”而“小”的媒介特征，深度嵌入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是大學生建構國家認同的重要媒介，是大學生形成對國家、民族、社會認同的重要場域。國家認同并不是與生俱來的，是科學的新聞觀念建構的結果。以往理論研究發(fā)現(xiàn)與國家有關的多種題材的新聞報道均有助于促進國家認同。本研究進一步從實證角度出發(fā)，采用單類內隱聯(lián)想測驗，通過單因素組間實驗設計，探查不同內容的短視頻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大學生國家認同建構中的差異。結果發(fā)現(xiàn)，被試觀看歷史文化、國家實力、領土爭端類短視頻后，內隱測驗指標D分數(shù)均顯著大于0，表明觀看與國家有關內容的短視頻可以顯著提升個體的國家認同；觀看歷史文化題材短視頻的大學生，其D分數(shù)顯著高于其他三類短視頻組，表明歷史文化類題材的短視頻能夠更好地促進個體的國家認同。【關鍵詞】短視頻；國家認同；內隱態(tài)度；大學生 1引言 2019年中央電視臺推出了短視頻新欄目《主播說聯(lián)播》，它充分整合了《新聞聯(lián)播》和短視頻傳播各自的特點，憑借篇幅短小、評述深入淺出，自上線后便圈粉無數(shù)(金旭陽，2021)。短視頻作為一種網絡流行的文化現(xiàn)象，憑借其“短”而“小”的媒介特征，符合網絡傳播“碎片化”的特點(蒲清平，譚竹希，2020)，移動通信技術賦予短視頻的便捷性滿足了碎片化時代人們對媒介消費需求的變化(崔波等，2020)。短小的視頻內容更符合青年人網絡信息瀏覽習慣，其表達方式與青年人的溝通方式更加契合(李勇，2019)，因此受眾群體越來越趨于年輕化。截至2019年5月，我國短視頻忠實用戶主要為90后和00后及學生群體，且呈現(xiàn)高學歷特征(隋文馨等，2021)。隨著互聯(lián)網和新媒體技術的發(fā)展，主流媒體政治傳播的手段和話語方式也經歷著創(chuàng)新變革(吳曄等，2021)，借助短視頻平臺的優(yōu)勢傳遞國家意識，不僅傳播速度快、流量大，也能迅速增強受眾與國家的情感聯(lián)結與情感歸屬(朱佳妮等，2019)。短視頻作為大學生群體樂于使用的媒介，它既滿足了大學生網絡社交和娛樂的需要，也滿足了他們對了解國家發(fā)展動態(tài)的信息需要。與國家有關的短視頻內容表現(xiàn)出簡短化、語言流行化、年輕化等特點，使大學生群體更易與國家產生情感共振與關系認同(吳曄等，2021)。 短視頻深度嵌入大學生的日常體驗中，是大學生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媒介，是大學生形成對國家、民族、社會認同的重要場域(隋文馨等，2021)。國家認同可以理解為個人承認并接受他們屬于一個國家的事實(Huddy，2001；Smith，2001)。從心理過程來講，是關于一個人確認自己屬于哪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是怎樣的心理過程(Keane，1994)；從個人意義來講，建構國家認同可以使個體覺察國家賦予自身的身份意義，保障本體性安全(金太軍，姚虎，2014)；從社會意義來講，國家認同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xiàn)，是維護國家穩(wěn)定、促進國家發(fā)展的基礎保障(周平，2013)。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建構對促進民族團結和民族交融，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邊疆穩(wěn)定意義重大(陳達云，2012；楊鹍飛，2015)。研究表明，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感與民族認同感均較為強烈(崔海亮，2013)，但近年來存在許多不和諧的因素影響著民族地區(qū)大學生的思想意識(張勇等，2014)，因此，增強民族地區(qū)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意義重大。短視頻平臺恰恰開辟了促進國家認同的新途徑，成為構建國家認同的新方式(趙美荻，2020)，建設新型主流媒體也已成為黨和政府對我國媒體發(fā)展的戰(zhàn)略要求(吳曄等，2021)。 國家認同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建構的過程與結果(葉欣，2015；張荻，2015)。傳播學關于國家認同的研究表明，媒介在發(fā)展、增強和激活國家認同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Anderson，1983；Entman，1991；Rivenburgh，1997，2000)，國家認同是科學的新聞觀念建構的結果(張荻，2015)。媒介傳播的內容作用于受眾，使受眾在國家認同上的認知發(fā)生改變(邵培仁，2007)。媒介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通過聯(lián)系與國家認同相關的現(xiàn)實事件，并在傳播中突顯出來，從而激活個體的國家認同(Entman，1993)。種族、文化、領土、經濟和法律政治等國家認同要素都有助于個體形成真實的自我意識，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動機、價值觀、態(tài)度和行為，從而建構出個體的國家認同(Smith，1991)。研究發(fā)現(xiàn)，與國家有關的多種題材的新聞報道都有助于促進國家認同(陸丹，謝慧鈴，2015；周金鈺等，2019)。針對具體的國家熱門事件，個體的媒介使用頻率越高，會對顯性表征的民族主義產生直接影響，從而加強了個體的國家認同感(蔣葉莎，羅教講，2016；陸曄，2010)。此外，對領土沖突的報道使個體強烈感受到外群體的威脅，導致個體增加對內群體的偏好，繼而更加認同自己的國家(Nelson，2009)。對國家實力的傳播也可以突顯出內群體的優(yōu)勢和外群體的劣勢，作為內群體成員會發(fā)展出積極的社會區(qū)分，從而加強個體歸屬的合理性、提高內群體成員的自尊感，繼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國家認同(Festinger，1954)。此外，歷史文化類題材的內容也可以增強個體的國家認同，因為這類內容不僅可以突顯出國家的文化屬性，還能喚醒個體對國家的歷史記憶。文化屬性是國家認同中的動力源，也是國家認同深厚的基礎(門洪華，2013)，個體通過與文化內容互動，可以快速啟動個體的文化屬性，當與歷史記憶互動時，符號或話語標識引發(fā)人們的集體記憶和情感，繼而增強了個體的國家認同(Connerton，1989)。 以上研究多從理論角度闡述媒介與國家認同的關系，鮮有實證依據(jù)探究不同內容的短視頻在影響國家認同中的效果差異。本研究從大學生高頻接觸短視頻的現(xiàn)實行為出發(fā)，考查不同內容的短視頻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大學生國家認同建構中的差異。對于國家認同的測量，不同學科側重的方法有所區(qū)別，心理學更關注認知、情感、態(tài)度等變量(管健，榮楊，2021)，而這些內容也是傳播效果研究中因變量測量的三個重要層面(喻國明，韓婷，2019)。內隱態(tài)度主要探查知覺閾限下潛意識的認知態(tài)度，因而避免了社會稱許性的影響，其程序規(guī)范、指標客觀，因此內容效度優(yōu)于傳統(tǒng)態(tài)度研究的主觀報告法(李思屈，諸葛達維，2016)。因此，本研究采用單類內隱聯(lián)想測驗，考查民族地區(qū)大學生在觀看不同內容的短視頻后，其國家內隱態(tài)度上的差異，以期為國家宣傳提供科學依據(jù)。 由于在新媒體中，與國家有關的短視頻主要涉及歷史文化、領土爭端和國家實力的相關題材。結合前人提出的理論依據(jù)，這三種題材對個體國家內隱態(tài)度均存在影響作用，故而提出假設1：觀看歷史文化、領土沖突和國家實力類短視頻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大學生的國家內隱態(tài)度均顯著高于觀看娛樂自然類短視頻的大學生。由于不同題材在建構國家認同的心理路徑的不同：國家實力類題材通過內外群體比較增強國家認同，領土沖突類題材通過強化外部威脅增強國家認同，歷史文化類題材則是基于文化屬性和歷史記憶增強國家認同。因此基于文化屬性和歷史記憶是建構對國家的深層次情感，因此提出假設2：相比其他題材短視頻，歷史文化類短視頻對民族地區(qū)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感的作用最大。 2方法 2.1被試 本研究隨機選取160名寧夏大學本科生(其中女性81人)，年齡范圍18至23歲(M=20，SD=1.2)。將160人隨機分配至3個實驗組、1個控制組，每組40人。使用G*power3.1軟件(Faul，Erdfelder，Lang，&Buchner，2007)計算單因素方差分析的樣本量，設置a=0.05，效應量=0.3，power=0.8，組數(shù)為4時，計算出最小樣本量為128，因此本研究中的被試量符合統(tǒng)計要求。被試在實驗前簽署知情同意書，研究通過學院倫理委員會審核。 2.2實驗材料 短視頻材料的選取：短視頻內容節(jié)選自學習強國、抖音、快手、火山小視頻、社交圈等APP平臺，視頻平均時長35秒。視頻內容分為4類：歷史文化類、領土爭端類、國家實力類、娛樂自然類。每種類型的短視頻內容均為30個。為便于后續(xù)實驗操作，使用AdobePremiereCS6軟件將每類視頻剪輯并單獨制作成一個視頻文件，作為后續(xù)實驗前的啟動材料。 單類內隱聯(lián)想測驗(SC-IAT)材料的選取：(1)通過自由聯(lián)想測驗篩選SC-IAT的刺激材料。另外隨機選取被調查者206人(其中女性100人)，要求盡可能多地寫出由“中國”聯(lián)想到的詞語(詞性不限)。經自由聯(lián)想測驗共收集詞語2503頻次，研究者對詞語進行整理后得到947個有效詞語，再依據(jù)詞性對詞語進行分類匯總。根據(jù)孫清蘭(1992)提出的對高頻詞與低頻詞的界分及詞頻估算法，篩選出15個高頻積極形容詞和15個名詞。(2)由于通過自由聯(lián)想測驗得到的消極形容詞較少，因此研究者從《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中另外選取15個描述國家的消極形容詞。(3)20名漢語言專業(yè)的高校教師對由自由聯(lián)想測驗收集的15個積極形容詞和由漢語詞典選取的15個消極形容詞的效價進行7等級評分(非常消極-3，非常積極+3)。通過教師評定，最終選取評分最高的8個形容詞作為積極屬性詞(分別為：和諧、文明、開放、友善、包容、正義、發(fā)達、繁榮)、評分最低的8個形容詞作為消極屬性詞(分別為：野蠻、混亂、冷漠、動蕩、狹隘、閉鎖、落后、腐敗)。(4)教師根據(jù)與“中國”的近似度對15個名詞進行7等級評分(完全無關-3，完全一致+3)，根據(jù)每個詞語的平均分篩選出SC-IAT的概念詞(分別為：中國、華夏、中華、九州)。 2.3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單類內隱聯(lián)想測驗(SC-IAT)測查被試對國家的內隱態(tài)度。SC-IAT是對傳統(tǒng)內隱聯(lián)想測驗的修正，用來測量個體和單一態(tài)度對象之間的聯(lián)結強度(溫芳芳，佐斌，2007)。實驗包括兩個部分，每個部分均包含24個練習試次和48個正式試次。第一部分(相容階段)將概念詞與積極屬性詞均設置為D鍵反應，消極屬性詞獨立設置為K鍵反應；第二部分(不相容階段)將積極屬性詞設置為D鍵反應，概念詞和消極屬性詞設置為K鍵反應。為預防反應偏差，平衡左右按鍵次數(shù)(見表1)。 2.4程序 本研究采用組間實驗設計，每組被試通過手機觀看一種類型的視頻，然后完成后續(xù)的SC-IAT。被試距離電腦屏幕70cm，電腦屏幕分辨率為1366×768。在SC-IAT的每一試次中，屏幕首先出現(xiàn)一個500ms的注視點“+”提示，然后以2000ms呈現(xiàn)一個“目標詞”，在相容任務中，如果目標詞是名詞或者積極形容詞則按D鍵，如果目標詞是消極形容詞則按K鍵；在不相容任務中，若出現(xiàn)的目標詞為積極屬性詞則按D鍵，若目標詞為概念詞和消極屬性詞則按K鍵。接著呈現(xiàn)500ms的反饋，正確反應出現(xiàn)“√”，錯誤反應出現(xiàn)“×”最后出現(xiàn)1000ms的空白屏。整個實驗過程要求被試盡可能快速且準確地做出按鍵反應。實驗流程見圖1： 圖1SC-IAT單試次流程圖 2.5數(shù)據(jù)處理 本研究采用D分數(shù)作為內隱效應的測量指標。根據(jù)Karpinski和Steinman(2006)的計算方法：(1)剔除反應時低于350ms或高于10000ms的數(shù)據(jù)；(2)矯正錯誤反應的反應時，將其替換成所屬實驗部分中正確反應的平均反應時加上400ms的額外懲罰；(3)計算不相容條件與相容條件的平均反應時之差，再除以所有正確反應(不包含原先錯誤反應)的反應時標準差，所得數(shù)值即為D分數(shù)。D值為正，代表個體具有積極的內隱態(tài)度，分數(shù)越高，表明對國家的內隱態(tài)度越積極，即國家認同水平越高；D值為負，代表個體具有消極的內隱態(tài)度，分數(shù)越低，表明對國家的內隱態(tài)度越消極，即國家認同水平越低。 本研究采用單因素(組別：歷史文化、領土爭端、國家實力、控制組)組間實驗設計(娛樂自然組為控制組)，不同組別被試觀看不同類型的短視頻，因變量為SC-IAT任務上的反應時、正確率及D分數(shù)。 3結果 3.1不同實驗條件下的反應時與正確率 以實驗條件為自變量，分別以反應時和正確率為因變量，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發(fā)現(xiàn)，在反應時上，相容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M=994.88，SD=409.12)顯著小于不相容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M=1053.75，SD=459.89)，t(159)=-4.18，p＜0.001，d=0.33。在正確率上，相容條件的平均正確率(M=0.91，SD=0.10)顯著高于不相容條件的平均正確率(M=0.87，SD=0.12)，t(159)=5.93，p＜0.001，d=0.47。以上結果說明，相較于不相容條件，整體上被試在“國家”與“積極屬性詞”作同一按鍵反應的相容條件下的反應更加快速且更加準確，表明他們對“中國”與“積極屬性詞”的內部聯(lián)結更緊密。 3.2D分數(shù) 研究計算得出D分數(shù)，按照大小降序排列依次為：歷史文化(M=0.79)、國家實力(M=0.40)、領土爭端(M=0.17)、控制組(M=0.13)。從D分數(shù)可以看出，被試對國家的內隱態(tài)度總體是積極的。 為了探查四種類型短視頻對個體國家認同的影響程度，將不同組別被試的D分數(shù)與“0”對比，進行單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實驗處理組被試的D分數(shù)均顯著大于0(歷史文化組：t=5.72，d=1.89；國家實力組：t=2.06，d=0.65；領土爭端組：t=1.48，d=0.47，ps＜0.05)，而控制組不顯著(t=2.21，d=0.70，p＞0.05)。 為進一步探查不同類型短視頻對個體國家認同的影響差異，以組別為自變量，以D分數(shù)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見圖2)。結果表明，不同實驗處理下被試的D分數(shù)存在顯著差異，F(xiàn)(3，156)=4.89，p＜0.05，=0.09，進一步的事后比較發(fā)現(xiàn)，歷史文化組的D分數(shù)顯著高于國家實力、領土爭端和控制組，而國家實力、領土爭端與控制組之間的差異不顯著，結果見圖2。 圖2觀看不同內容短視頻被試的D分數(shù) 4討論 本研究的實驗結果發(fā)現(xiàn)，被試觀看歷史文化、國家實力、領土爭端類短視頻后，內隱測驗指標D分數(shù)均顯著大于0，說明觀看與國家有關的短視頻可以顯著提升個體對國家認同的積極內隱態(tài)度，而無關視頻(娛樂自然類)則不具備這個效果，結果支持了假設1。觀看歷史文化類短視頻的被試，其國家認同內隱態(tài)度指標顯著高于其他三類短視頻組，說明歷史文化類題材的短視頻能夠更好地促進個體形成積極的國家認同，增強國家認同感，結果驗證了假設2。 歷史文化、國家實力和領土爭端類短視頻均可以顯著提高個體的國家認同。首先，國家歷史、傳統(tǒng)文化等要素是國家認同形成和鞏固的天然因素，歷史記憶是歷史認同的前提和基礎，它不僅是對國家歷史的敘述，更是對國家認同的關鍵性敘事(彭斌，2018)，也是國家認同教育的重要資源(吳玉軍，2019)。文化屬性是國家認同中的動力源，是國家認同深厚的基礎(門洪華，2013)。個體通過與文化內容的互動能夠快速啟動個體的文化屬性。歷史文化是國家保持自身統(tǒng)一性的精神文化基礎，個體的國家認同感增強與歷史文化的特性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國家實力是鞏固國家認同的物質基礎，在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國家認同的穩(wěn)固程度。個體通過比較內群體的優(yōu)勢從而激發(fā)出作為內群體成員的自尊感，進而發(fā)展出內群體偏愛，從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國家認同(Festinger，1954)，這是通過外在比較產生自尊感的一種建構國家認同的心理路徑。其次，從媒體傳播的頻率、廣度的角度來看，國家實力類的新聞內容數(shù)量居多，也有利于個體建構國家認同。領土是個體的生存之地，個體對領土形成一種復雜的情感，這種復雜的情感可以被分為依賴感、歸屬感和依附感，而個體對領土的情感，主要來源于個體圍繞領土展開的沖突、斗爭和爭端(殷冬水，2016)。領土爭端類短視頻通過外部威脅侵犯個體與領土之間的認同來達到啟動國家認同的一種由負性情感轉化為國家認同的心理路徑。本研究從短視頻的傳播角度和心理路徑來闡述不同傳播內容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歷史文化論認為，國家文化觀念在構建個體國家認同中起著重要作用(Anderson，1983)。歷史文化類的視頻內容是基于我國重要歷史事件、經典文化等生成，重要“歷史”事件的傳播能夠激發(fā)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民族大家庭意識和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劉燕，2009；張媛，2013)。從國家認同的歷史維度來看，歷史是個體對過去的共同意識或懷舊情緒，是對一種歷史身份的認同，它將不同的世代聯(lián)系在一起。從國家認同的文化維度來看，文化是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淀，深藏在人們心中并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和態(tài)度，它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制度和行為態(tài)度，從而使得每一代人遵循相同的準則和法理(Hajiani，2000)。個體通過分享共同的文化產生較強凝聚力的國家觀念、集體情感和國民意識(葉欣，2015)。研究多元文化的香港人發(fā)現(xiàn)，代表中華文化屬性的物品能顯著啟動多元文化者的國家認同(Hong，etal.，2000)，因為當與個體相關文化的身份變得突出時，個體會越來越認同身份所代表的內群體(Tajfel&Turner，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