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成考政治辨析自測試卷及答案

2026年成考政治辨析自測試卷及答案一、辨析題（本大題共8小題，每小題350字左右，共2800字）1.有人認為：“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對的，斗爭性是絕對的，因此在事物發展中斗爭性比同一性更重要。”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矛盾同一性與斗爭性是矛盾的兩種基本屬性，二者相互聯結、不可分割，不能簡單比較重要性。矛盾同一性的相對性是指其有條件性——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和轉化依賴于特定條件，條件變化則同一性狀態改變；斗爭性的絕對性是指其無條件性——無論矛盾處于量變還是質變階段，斗爭始終存在。但二者在事物發展中共同起作用：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規定著事物轉化的可能和發展方向（如社會主要矛盾中“人民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同一性，推動發展目標的調整）；斗爭性是事物發展的直接動力，促使矛盾雙方力量對比變化（如市場競爭中企業間的斗爭推動技術創新）。脫離同一性的斗爭性會導致矛盾破裂（如極端對抗破壞社會穩定），缺乏斗爭性的同一性會使事物停滯（如計劃經濟下缺乏競爭導致效率低下）。因此，二者在不同條件下的作用各有側重，但本質上是辯證統一的，不能片面強調一方更重要。2.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因此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完全平等。”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地位平等（均受法律保護），但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公有制是主體，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不僅是量的優勢，更注重質的提高，如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如能源、交通、金融等關鍵行業）。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支持其發展），但不占主體地位。二者地位差異源于社會主義性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國有企業在脫貧攻堅、抗疫保供中發揮關鍵作用）；非公有制經濟通過市場競爭激發活力（如民營企業貢獻了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鎮就業），但需在公有制引導下健康發展（如平臺經濟需規范資本無序擴張）。若將二者地位等同，會削弱公有制主體作用，動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3.有人認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已經過時。”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也沒有改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必須長期堅持。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而非“改變”，意味著人民需求從“物質文化需要”升級為“美好生活需要”（涵蓋民主、法治、公平、環境等），但“發展”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本質上仍是發展質量和效益問題，需通過經濟高質量發展來解決（如推動創新驅動、產業升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核心，是興國之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靠的就是堅持這一路線）；放棄這一路線會導致發展動力不足，無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如部分欠發達地區仍需通過經濟發展完善公共服務）。因此，新時代需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礎上，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4.有人提出：“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因此應通過平均分配來實現。”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但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更不是平均分配。共同富裕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具有階段性、差異性和包容性：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如改革開放初期“先富帶后富”的政策），通過先富幫后富、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如鄉村振興中“萬企興萬村”行動）。平均分配忽視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的貢獻差異（如科研人員的創新勞動應獲得合理回報），會挫傷生產積極性，導致“干多干少一個樣”的低效局面（計劃經濟時期的教訓）。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是“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統一：一方面通過高質量發展擴大社會財富總量（如2023年我國GDP突破126萬億元，為分配提供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通過三次分配制度調節（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發揮慈善補充作用），縮小收入差距（如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因此，共同富裕是有差別的、逐步推進的富裕，而非平均主義。5.有人認為：“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因此應減少對外開放，專注于國內市場。”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并非封閉的國內循環，更不是放棄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基于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202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47萬億元，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82.5%），通過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堵點（如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和韌性（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波動）。但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是相互促進的：國內循環為國際循環提供更穩定的市場和更優質的產品（如我國新能源汽車出口量全球第一，2023年出口120.3萬輛）；國際循環通過技術引進、資源互補提升國內循環質量（如進口高端芯片用于智能制造，出口優勢產能參與全球分工）。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2023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1326.2億元，自貿試驗區擴展至22個），新發展格局下需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如RCEP生效后降低關稅壁壘，推動規則、標準與國際接軌）。若減少對外開放，會錯失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削弱國內循環的活力（如半導體產業需通過國際合作突破“卡脖子”技術）。因此，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雙循環，而非封閉的單循環。6.有人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程序民主’，只要選舉時投投票就實現了。”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不僅包括選舉民主（投票環節），還涵蓋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等各環節，是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統一。選舉民主是起點（如2021-2022年縣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10億多選民參與投票），但民主的真諦在于“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如基層立法聯系點讓群眾參與法律草案修改，2023年上海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參與50余部法律制定）。協商民主貫穿治國理政全過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決策民主通過聽證會、民意調查等渠道吸納群眾意見（“十四五”規劃編制時通過互聯網征求到101.8萬條建議）；管理民主體現在基層群眾自治（社區議事會討論垃圾分類、老舊小區改造）；監督民主通過政務公開、信訪舉報等方式保障（“互聯網+督查”平臺2023年推動解決群眾問題超40萬件）。若僅將民主理解為“投票民主”，會導致“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的“民主形式化”（一些西方國家的教訓）。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優勢在于讓人民真正參與到國家治理各環節，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質（如2023年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8314件建議全部辦理完畢，推動解決民生問題）。7.有人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西方現代化的翻版，只是發展階段不同。”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有本質區別，絕非“翻版”。從領導力量看，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避免西方多黨制下的政策短視）；西方現代化由資本主導（資本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導致貧富分化、社會撕裂）。從價值取向看，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如脫貧攻堅戰實現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建成世界最大社會保障網）；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美國1%的人口占有32.3%的財富，社會矛盾尖銳）。從發展路徑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14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遠超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三次分配制度縮小差距）、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抵制“娛樂至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碳達峰碳中和目標，2023年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超50%）、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搞殖民掠奪）。西方現代化伴隨對外擴張、殖民掠奪（如歷史上的奴隸貿易、資源掠奪），且面臨生態危機（全球15%的溫室氣體由發達國家歷史排放造成）、精神危機（個人主義泛濫導致社會疏離）。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最大、共同富裕導向、文明形態全新的現代化，開創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路徑。8.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的理論，現在已經過時了。”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判斷：錯誤。分析：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鮮明的實踐性、人民性、科學性和時代性，不會過時。從實踐性看，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為分析當代問題提供工具（如用剩余價值理論批判平臺經濟中的“算法剝削”）。從人民性看，馬克思主義站在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立場（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當代體現），與西方“資本至上”理論形成根本區別。從科學性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實踐檢驗（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證明其真理性）。從時代性看，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