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屬性抑或資本屬性：元宇宙教育的前提性批判

/公共屬性抑或資本屬性：元宇宙教育的前提性批判【摘要】由于技術在創設與使用過程中具有意向性，其在創設之初便被賦予了功能歸屬，所以技術具有非中立性特征，而元宇宙技術的創設意向與運行意向均具有跨行業壟斷的數字化平臺屬性。所以元宇宙技術作為教育技術具有多種不適切性：在前提性維度下，元宇宙的資本收益意向與教育技術的育人意向之間具有意向性沖突；在合法性維度下，元宇宙平臺的系統標準化權利破壞了教育的公平性；在實踐性維度下，元宇宙平臺以流量為結算標準的運行機制與作為公共產品的教育平臺的運行機制相違背。所以元宇宙教育的前提是其具備公共屬性而非資本屬性，應通過監管與參與規定功能歸屬，通過異構數據互動規避教育壟斷，通過提前布局促進元宇宙教育平臺發展。【關鍵詞】元宇宙；公共屬性；資本屬性；教育 2021年1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的《“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中指出：要“加快構建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加強技術倫理研究儲備……加強跨學科分析研判，研究制定數字技術倫理規范導則與指南”[1]。元宇宙(Metaverse)①作為信息技術發展背景下的新興概念，對其進行理論探討、倫理研判尤為重要。技術哲學作為對技術進行哲學思考與倫理分析的重要工具，其與技術的研究對象有一個重要區別：技術往往將關注點聚焦于其實現目標的技術路徑，而技術哲學則更加關注技術發展與應用可能出現的次生效應與連鎖反應。當下諸多關于元宇宙教育②的探討多集中于當下的技術水平能否賦能于教育，而忽略了元宇宙技術是否在其功能歸屬、技術意向性以及運行機制方面適用于教育。本文將基于此探討元宇宙的資本屬性與教育的公共屬性之間的矛盾問題，并從技術哲學維度提出調和矛盾的可能路徑。 一、元宇宙的本質 元宇宙最早出現于1992年尼爾·斯蒂芬森(NealStephenson)所著的小說《雪崩》，呈現了一種虛擬世界的樣態，但是當下元宇宙作為一種資本概念方得以興起并傳播至多個領域與行業。所以對元宇宙的分析應區分其在以往發展中的諸多虛指概念，對其在現實世界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實指概念進行分析，進而探討元宇宙的實然本質與適合應用領域。 (一)技術的非中立性：從技術意向性談起 在20世紀80年代，技術中立主義仍然是技術哲學學界的主要論調，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技術哲學研究者堅定地認為技術具有非中立性，技術不僅會在使用過程中對使用者進行引導，而且會將創造者和運營者的理念附加技術的“腳本”(Scenario)之中，而技術意向性理論則是這一論調的重要理論支撐。 意向性(Intentional)是一種具有“指向”(DirectedAt)含義的心理特征，即在一種意向活動下，將客體融入到主體之中。意向性的概念被廣泛應用于現象學、技術哲學、分析哲學以及心靈哲學等諸多領域。意向性誕生伊始，被用來特指人的意識所具備的特殊屬性，不可以用作于對“物”的分析，因為單純的“物”并不具備意識，更無從談起其意向性。但是伴隨著意向性概念的發展，意向性概念的適用范圍得到了擴展，意向性的聚焦點發展到意向活動(Noesis)與意向對象(Noema)的互構(Constitution)關系的分析[2]。意向性作為一種對具體主客關系的描述，既意味著意識構造客體的能力，也意味著意識指向客體的能力[3]。也就是說，意向性的本質是一種具有指引性與索引性的關系。指引性是指對關系發展的一種期許與傾向，索引性則指這種導引傾向的背景與根源。 技術意向性理論產生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源是海德格爾對用具的形式指引(FormaleAnzeige)的描述：“用具本質上是一種‘為了作……的東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等都是‘為了作……之用’的方式”[4]。伊德(D.Ihde)將海德格爾的理論進一步發展，將其歸結為技術意向性(TechnologicalIntentionality)。技術意向性不僅繼承了意向性的指引性與索引性，更顯著地提升了導引性的功能。也就是說，人工技術物不僅傳承了其開創者所賦予的意識與功能歸屬——在其誕生之初便被“銘刻”(Inscribing)了一種“腳本”(Scenario)[5]——這一特性，并且通過技術人工物本身將這種“腳本”滲透入使用者的生產生活的技術認知與選擇之中。技術意向性相較于一般性的意向性而言，它的影響力變得更為廣泛與深遠了，技術意向性更大意義上地反向滲透于使用者的意向之中，在技術人工物與人的互構性增強的同時，技術人工物的創造者或控制者與使用者之間產生了一種單向性的影響關系，由此技術意向性的導引性便形成了。正如在使用PPT的過程中，使用者便承接了開創者所賦予的意向，使課堂的重點從“聽”轉移到了“看”，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都受到了具有導向性的指引。 通過技術意向性理論，能夠證明技術是非中立的，是創造者意向的載體，并且將這一意向滲透于使用者的意識與實踐之中。技術意向性理論透視了技術的表象形態與運作形式，直接指向技術人工物的內在本質，更有利于明晰技術人工物的創生意圖與可能出現的實踐影響——尤其是判斷創設意向與使用意向的一致性問題。當元宇宙被假定為一種教育技術，那么驗證這一假定的可能性，其重點則應厘清元宇宙的創生意向、功能歸屬、運行邏輯與教育目的之間的一致性關系。 (二)壟斷與標準化：元宇宙的創設腳本 基于元宇宙的本質特征，元宇宙可被定義為一種基于多種技術手段而構建的、能夠映射現實世界交互關系的高度沉浸式的耦合性數字生活空間。延續前文的技術非中立性觀點，分析元宇宙的前提是分析元宇宙的技術意向性，對元宇宙的導向指引與功能歸屬進行判斷，從而確定其技術適用范圍。由于平臺經濟對重資產具有強烈的敏感性——其通過提供重資產而獲取更多的平臺參與者，并且通過重資產對其參與者進行限制，所以平臺經濟必然指向壟斷③，元宇宙平臺是壟斷的一種理想形態。 流量是資本結算工具，元宇宙是流量與資本的壟斷狀態。從本質上講，元宇宙仍屬于數字化平臺的范疇。而這種平臺形式的高度整合性使其達到了跨行業的進一步系統性壟斷狀態，這一狀態是由信息技術的發展水平直接決定的。伴隨著信息技術更大程度地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信息技術對人的引導能力進一步增強，流量成為了資本的結算工具，能夠獲取流量的資本方便能夠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當前，大部分流量的獲取主要依托于平臺，而這種平臺多是單一功能性的，如外賣點餐、視頻播放、娛樂點評等。元宇宙的設想狀態則是對諸多單一功能性平臺進行整合，從而達到一種流量與資本的壟斷狀態，在這種多功能平臺中人們受到的信息引導會變得更加顯著。 香農(ClaudeElwoodShannon)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認為信息和噪音沒有本質區別，信息與噪音的決定要素是系統的匹配程度[6]。即有配套系統(解讀系統)的噪音是一種信息，而在一種系統下的信息在改變系統后則可能成為噪音。由于信息不具備本質性結構，則需要通過形式工具來對噪音與信息進行區分。開放者在平臺構建中通過對信息進行標準化處理，從而形成一種抽象的統治——參與平臺的用戶需要認可其被平臺賦予的身份，并且在被平臺標準化的同時完成平臺下的個體化轉變。正如西蒙東(GilbertSimondon)從詞源學維度將信息(Information)理解為賦形(In-formation)的觀點：個體成為一種系統標準化下的概念，信息與個體的誕生需要依托于系統，只有生成信息的個體才能被系統理解與把握，系統的標準化處理給予了信息與個體在系統內的穩定性，而不具備這種可解讀穩定性的信息與個體則淪為耗散(Deformation)，而這種耗散則被稱為分體化(Divduation)——個體在系統中淪為噪音的形式。 也就是說具有壟斷能力的平臺能夠具有兩種權力：第一，對平臺的參與者進行標準化處理，或者說行使一種抽象的權力使參與者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被賦予的用戶身份，遵守平臺所制定的標準化規則，從而實現“個體”到“用戶”的轉變；第二，對不愿意參與平臺的人或未接受標準化處理的人進行耗散化處理，使其成為平臺內的噪音形式。在已有的單一功能數字化平臺中這一現象已有顯現，如訂餐平臺會對未參與平臺活動的商家進行耗散化處理，使消費者無法獲取相關信息，對參與平臺的商家進行標準化處理，從而完善平臺自身。那么則出現這樣一種現象，當某一平臺形成寡頭壟斷形態時，未參加平臺的個體在被噪音化的同時淘汰了。而元宇宙的高階聚合狀態則會使這種平臺權力進一步增大。 (三)創設與運行相結合：元宇宙的收益機制 元宇宙概念宣稱它是通過技術對現實世界的擴充，但是究其本質，元宇宙是一種披著技術形態外衣的資本運行狀態。其核心功能歸屬在于資本收益，并且其具有區別于傳統人工技術物的復雜特質——其創設意向性與使用意向性高度統一——元宇宙的創設與運行是緊密結合的，它在運行過程中完善其自身的創設，運行是其創設過程的一部分。那么對其意向性的分析則可以此特征為切入點，明確其創設與運行的核心目的，在分析元宇宙技術的功能歸屬的基礎上對其作為教育技術的可能性進行論證。 對元宇宙的資本收益運作機制進行分析，能夠解構其在收益意向下的諸多實踐意向。首先，元宇宙希望通過對多類型、多領域平臺的整合完成跨行業壟斷。伴隨著萬物互聯環境的到來，信息技術對人民日常生活的滲透愈加廣泛。信息技術的發展為資本提供了一個傳統技術環境無法提供的便利性——資本希望傳遞的信息省去了介質(中間商或傳遞者)的傳導——從而使具有大型算例與云端技術的資本能夠完成一對多的精準傳遞，并通過這種傳遞手段對個體起到思維引導、興趣激發甚至價值觀塑造的目的。基于此，資本組織可能通過構建更多符合自身意向的信息繭房以獲取廣泛的消費群體，從而達到獲取更多收益的目的。 其次，在對個體進行信息傳播與認識引導的同時，需要對諸多個體進行分類管理。而這種分類管理在“平臺”的維度則是一種將個體標準化的過程。這種標準化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平臺的構建——構建平臺功能性與意向性的一致性——通過將個體進行標準化而使其余平臺的功能歸屬達成一種統一性：一方面個體在符合平臺引導過程中通過實踐與意志的自我同一性鑒定自身被引導的信念，從而形成符合平臺預期的圈層性群體；一方面平臺通過對個體參與者的數據分析增強算法從而完善其自身，完成一種基于系統論、信息論與控制論的自洽系統。 由此，元宇宙的建立為資本的運作提供了諸多的新型便利：第一，能夠通過構建更為全面的數字化生態環境對個體進行商業層面的需求引導；第二，能夠通過元宇宙平臺完成多行業聯動，并且通過這種聯動的標準化機制剔除標準化之外的競爭者與異見者——將其的不同“聲音”變為“噪音”；第三，能夠通過壟斷性平臺更好地構建流量“收割”機制，通過流量進行資本結算并根據流量的多少衍生出更多的虛擬產品；第四，通過平臺的標準化剔除更多平臺參與者的不穩定因素。 二、元宇宙作為教育技術的不適切性 前文已對元宇宙的技術意向、功能歸屬與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那么以收益為意向的元宇宙平臺能否作為教育技術、元宇宙教育是否能夠得以實現，需要從其意向性、系統標準化權利歸屬以及平臺運行機制多個維度進行分析。 (一)前提性維度：意向性沖突 探討元宇宙是否能夠作為教育技術的前提是厘清教育技術的導引意向與功能歸屬，從而對元宇宙與教育的適切性進行判斷，最后論證元宇宙教育的可能路徑。作為教育的技術應保證其意向性與教育目的的一致性，即教育技術的功能意向需歸屬于“培養人”的終極目的。 意向性的一致性是技術適切性的前提條件，在數字化生存的時代更為重要。在傳統技術中，技術人工物創造者的創設意向可以被使用者的使用意向所改變，如不銹鋼的發明初衷是用于解決槍管防爆問題，后被用作制造更多的生活用具；透明膠的發明初衷是用來對物品進行粘貼，后被很多學生用于修改錯別字……但是在數字通信領域這樣的情況則不多見，因為其具有發明與運營相結合的特性。無論是不銹鋼還是透明膠，都是在發明之后通過市場對其進行用途性檢驗從而完成推廣。但是數字化平臺具有創設與運營相結合的特征，往往在運營過程中進行完善，所以他們的創造意向與使用意向是統一的。那么，歸屬于資本屬性的收益意向則貫穿于元宇宙的創設和運用全部過程之中。對于元宇宙而言，教育意向則成為其收益意向的手段，當收益意向凌駕于“育人”之上會帶來教育目的的異化。 資本屬性運作模式的核心目標在于資本收益，如果將其運用于教育實踐之中則會出現諸多違背教育規律的現象出現。第一，在基本原理層面，會出現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為邏輯起點推導培養什么樣的人的教育問題的邏輯悖論，由此陷入從確定性前提懷疑前提的確定性的邏輯怪圈；第二，作為具有收益意向性的元宇宙平臺在其設立之初便被賦予了“收割流量”、獲取利潤的功能，在其制定運行標準時則會出現顯性收益導向違背育人初衷、周期性收益反饋評價不適切于育人周期等諸多實踐問題[7]；第三，會出現育人過程的異化問題，在收益競爭中出現“表演式教育”“焦慮式宣傳”以及引發參與者虛假需要④等諸多問題。 意向性是技術人工物的本質屬性，其代表這項技術被用于做什么，同時也是這一技術在使用過程中使用者所占據的立場。意向性問題是元宇宙能否作為一種教育技術的前提性問題，同時也是技術屬性的定位問題，只有使元宇宙的技術意向與教育意向相統一，元宇宙教育才得以可能。 (二)合法性維度：系統標準化權利歸屬的矛盾 平臺的標準化規定了參與者的篩選標準與平臺內信息的解讀標準，那么如果這種標準的制定直接指向收益化與商業壟斷，那么則會徹底背離育人的初衷。以當下較為成熟的商業平臺為例，如餐飲點評類平臺，其宣傳的功能在于使平臺參與者獲取更多信息從而得到更優選擇，然而資本通過對平臺的系統化構建，完成其標準化處理的形式工具，從而對平臺內的信息進行篩選與解讀。當這一平臺的用戶量與影響力達到一定標準，對于一個初到異地的游客而言，他能夠獲取當地餐飲信息的主要手段與選擇偏好則都受制于該平臺。那么參與該平臺的商家則成為能夠被平臺所解讀與推送的信息，而沒有參與該平臺的商家，則成為這種平臺環境下的噪音，無法被平臺參與者解讀或接收。由此，平臺完成了一種“去中心化”形式的“中心化”篩選。 由此則出現了一種權利的不平衡：強勢的平臺權力與弱勢的個體權利，平臺規定個體權利的同時能夠引導個體在平臺內的邏輯路徑與偏好需求，從而使個體在平臺中的行為與平臺運行達到更高程度的一致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商業數字化平臺對個體的收割實踐中，完成了虛擬空間中對個體的統治，有學者將這種統治歸結為“新封建主義”或“數字資本主義”的一種表現[8]。那么在以“培養人”與促進人的發展為目的的教育領域，這種平臺主導權力的歸屬問題與平臺運行的方向性引導問題則更需謹慎。 可以預想，在元宇宙平臺，教師與學生作為平臺的參與者，他們被定義為噪音抑或信息的權力掌握在平臺手中，如果他們完成平臺的標準化收編，那么則能夠成為系統的可識別、可推送信息。所以在壟斷性平臺中，能夠被傳播的觀點并不掌握在教育者手中，而是掌握在平臺手中。因此，在教育領域數字化平臺中，個體參與者的參與權與能動性標準應由國家制定與掌控。由于教育、國防等具有強公共屬性領域的特殊性地位，要求其將公益性與收益性相分離，從而保障領域的公共性。而在平臺范圍內的合法性構建與權利關系都應秉屬于國家的公共性利益，“教育系統通過制度自身的手段，生產并再生產它完成內部運輸功能所必需的條件，這些條件同時亦可滿足它外部功能的需要，即再生產合法文化并因此促進權力關系的再生產”[9]。教育不僅關乎個體的成長，更直接影響到國家的生產生活與文化再生產，教育領域內的平臺標準化權力、平臺引導取向是新時代、新形態的文化再生產的重要指標。 (三)實踐性維度：平臺運行機制相悖 現代數字化平臺的運行機制是以“流量”為結算工具進行資本評價的，這種評價方式的轉變不僅是從“發行量”“收視率”到流量標準的形式轉變，更是平臺方與參與者的互構、互動關系的轉變。由于技術人工物在人們生活情境中的不斷滲透，人們可以在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完成信息化互動，從而產生流量。在這種意義上流量則不僅僅承擔數據統計指標的作用，同時還改變著互聯網平臺與企業的底層發展邏輯。 以獲取流量為底層發展邏輯的互聯網組織具有多重目標：首先，獲取更多流量則代表獲取更多用戶并產生直接收益；其次，獲取更多流量則代表具有更高的影響力，進而能夠對用戶的偏好進行引導，從而產生規模性的間接受益。由此以收益為目的的數字化平臺的直接目的是獲取流量，其采取的手段與途徑則都是以此為指向而提供服務的。公共屬性的教育數字化平臺，其核心目的則指向“培養人”的教育目的，其采取的手段與途徑是依據人的發展規律與教育規律而制定的，在導向層面與收益性組織上完全不同。 第一，內容呈現形式不同，收益性平臺為了獲取更多的流量，會更加追逐內容的“爆款”程度，教育領域的平臺則需要依據學習者的實際狀況與學習規律而制定內容。第二，內容的涉獵范圍不同，“‘后真相’所帶來的情緒影響力超越事實，用戶對傳播內容的態度取決于已有的立場和情感，更愿意將那些自己認同的、符合期待的信息當作真相，而不愿意接受與之相對、相反的聲音”[10]。收益性平臺依據利益大小引導用戶偏好，并投其所好制定呈現內容，而教育平臺則依據育人、學習的需要制定呈現內容。第三，圈層性目的不同，收益性平臺的目的在于加深用戶的圈層性，通過信息繭房影響用戶偏好與用戶忠誠度，而教育平臺的目的則在于打破信息繭房與圈層性，培養學生的創造性能力與批判性能力。所以，在實踐維度，資本屬性的收益平臺與公共屬性的教育平臺的運行機制迥然不同，指向目標與產生的結果也截然相反。如果通過收益性平臺進行教育實踐則會出現與教育目的相違背的后果，在平臺中的教育實踐也會出現資本意志滲透后的異化問題。 三、公共屬性元宇宙教育的實踐路徑 對元宇宙教育的批判并非是批判技術本身，而是對技術意向性與實踐領域不適應性問題的批判，具體來說是具有資本屬性與收益目的的技術在公共屬性教育領域中的應用的批判。所以從本質上說，對元宇宙教育問題的分析不是對技術本身的分析，而是技術發展與應用過程中所帶來的教育、社會衍生問題的分析。所以本研究肯定技術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需要以規定公共屬性、明確教育目的、遵循教育規律為基本前提。 (一)通過監管與參與規定功能歸屬 由于元宇宙平臺創造意向性與使用意向性高度統一且互構的基本特征，對元宇宙教育公共屬性的規定應從監管與參與的雙重維度著手。一方面按照《“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要求，以跨學科研判為手段，通過構建行業、領域基本倫理規范，進而加強行業自律引導；一方面應通過鼓勵計算機、哲學、教育、心理學、生物學、經濟學等多學科學者參與元宇宙教育領域建設，不僅研判技術賦能教育的可能性，更要關注技術使用的適切性。 從宏觀維度，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強大的國家治理效能……深刻認識信息革命持續化帶來的新機遇新空間，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保持戰略定力和底線思維”[11]。因此，在教育領域，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元宇宙帶來的技術與市場的發展機遇，但是同樣要清醒認識其中可能帶來的風險，堅定教育的公共屬性，以保障教育公平為前提、推進政府主導與管理，通過政府主導，發揮社會、商業力量。 在政府監管與多方參與中，公共屬性的元宇宙教育平臺不應以收益為基本目的，而應該以育人為基本目的。所以平臺不應參照資本的運行規律，而應參照育人規律、人的成長規律與學習規律。第一，謹防以流量為結算標準，抑制碎片化、夸張化與焦慮化信息傳播。應主導教育學習平臺提供系統性材料、促進學生系統化思考、助力學生系統化學習，使教育平臺聚焦育人指向。第二，明確多主體的權利歸屬，保證元宇宙教育的公共屬性。元宇宙技術進入教育領域可能導致“主體性悖論”“權利悖論”“底線悖論”等倫理性問題[12]，因此，在元宇宙的創建與運營中，應明確政府的監管權力，賦予教育主體(教師、學生及家長等)的參與決策、運營管理以及監督權利，明確元宇宙平臺標準化的規定權限，從而保障作為公共屬性教育的公平性，規避資本通過平臺的標準化以收益取向篩選參與者或增加參與者的虛假教育需求。第三，制定明確的政府監管標準，既能保證元宇宙教育平臺的公共屬性，又能合理激發第三方機構參與到平臺建設，有效利用市場資源，加速元宇宙教育平臺建設。 (二)通過異構數據互動規避教育壟斷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及《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釋放了一個重要的發展邏輯：中國的發展將從效率轉向公平。尤其在教育領域，當下中國教育公平的核心體現于反壟斷與防止階層固化，尤其是警惕人為因素對教育公平的干擾，元宇宙平臺若使用不當，則可能成為干擾教育公平的載體，所以需要尤為警惕。元宇宙教育平臺應該充分依據平臺的公共產品⑤屬性，增強政府的監管、引導作用。因為教育領域數字化平臺公共產品的特殊性，不適用于傳統的經濟理論與規律——通過市場規律調節。在元宇宙教育平臺中政府與第三方參與者不具備排他性，這為政府進行干預提供了前提。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由于平臺經濟的規模性特征⑥，對其進行任何形式的拆分，都會導致效率降低。由于平臺本身所具備的壟斷屬性，所以平臺的頂層設計與規則制定必須由國家政府主導，資本公司則應充當頂層平臺的下設操作平臺，一方面限制其制定標準化規則的權利，一方面賦予其平臺運行的權利。所以應通過異構數據互動的方式破除資本平臺自身所構建的圈層領域，從而使平臺間進行互通，使資本平臺受限于國家平臺管轄之下。 對于教育領域而言，必須破除人為因素引導的平臺圈層化問題。異構數據平臺封閉是產生平臺圈層化的直接原因，從整體而言阻礙了教育公共產品的公平分配，從個體而言阻礙了學生發展的多元化路徑。在平臺建設層面，需要通過“提高異構數據互操作能力，培養發展一批面向不同場景的數據應用產品，持續提升數據開發利用能力”[13]。進而促進政府主導與第三方參與的深度融合，充分促進平臺運行活力的同時保障平臺的公共屬性與全面育人的功能指向。 (三)通過提前布局促進元宇宙教育平臺發展 元宇宙教育作為新興領域，需要對其進行提前部屬從而保障其穩定運行并有效服務與賦能教育實踐。元宇宙教育的提前部署應分為規范確立、技能培訓、理念引導以及構建服務生態等多個維度。 應明確元宇宙教育參與者的實踐規范與操作規范。完善平臺分級、分類的身份認證制度，從而保障元宇宙教育平臺中從業人員的資質與教學質量；完善元宇宙教育內容的審核制度，從而保障教育內容與學習材料符合國家相關標準、學生學習規律；完善元宇宙教育平臺從業人員晉升與績效分配制度，將績效真正指向“育人”，使平臺意向性以“培養人”為根本目標，使平臺運行指向與教育指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