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理論辨識與戰略選擇

/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理論辨識與戰略選擇【摘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不僅是教育強國的筑基工程，也是中國向全球教育議題提出的發展方向，蘊含鮮明的中國特色。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科學內涵是“政策—學理—實踐”三重表達的整體統一，具有“公平—優質—新質”進階互構的時代特征。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根本動因源于國家的制度統籌力驅動、民族認同的文化內驅力引領以及人才培養的創新實踐力支撐。當前，我國教育體系建設已由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邁向高質量亟待解決教育體系內部協同性與外部保障性問題?；诖耍ㄔO高質量教育體系須以立法立規為核心，推進教育法法典化、完善政策鏈、建設標準群，增強政策供給的有效性；以新質引領為驅動，達成目標創新、過程突破與結果躍升，探索體系建設的靶向突破；以技術賦能為保障，借助大數據、數智化和虛實共生等新型手段，提升資源配置及體系運行效能，從而在方法論層面貢獻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中國方案?！娟P鍵詞】教育強國；高質量教育體系；科學內涵；技術賦能；政策供給 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等黨和國家文件多次提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政策話語，標志著我國教育進入高質量、體系化建設階段。202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教育強國綱要》)，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黨對教育事業全面領導的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系統完備，高質量教育體系全面建成”[1]的主要目標，進一步明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已成為教育強國的筑基工程和未來十年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核心任務。 在教育強國背景下，辨識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科學內涵與時代特征，明晰我國教育體系建設的已有成就與邁向高質量的現實挑戰，進而探討如何通過路徑創新推動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是學界必須回答的問題。教育學科作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智力引擎，亟待從本質屬性、價值取向、認知范式與路徑方法等層面作出時代回應，以具備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自主話語”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提供理論引領與實踐參考。 一、高質量教育體系研究的多元學術視野 在當前推進教育強國建設的宏觀背景下，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已成為國家教育發展的戰略重心，也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圍繞這一主題展開了多維度的探討，逐步形成了具有層次性、系統性的研究圖景。 (一)立標對標：厘清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頂層依據與相關理論 從政策語境來看，高質量教育體系被納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教育宏觀政策框架，構筑起支撐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政策聯動機制。[2]這決定了其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回應人民多元需求，并以體系化改革驅動教育整體優化。[3]在理論層面，現有研究已開始從本體論、價值論與目的論三重維度進行建構。本體論上將其界定為契合人民群眾日益增長需求的更高質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體系更加完備、更加豐富多樣、更可持續發展、更為安全可靠的綜合性教育體系。[4]價值論上突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公共性、公平性與人本性，認為其核心內涵至少涵蓋公共的教育、公平的教育、以人為本的教育三個方面。[5]目的論上則指向國家競爭力提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的雙重使命，認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終極目標不僅在于提升綜合國力、增強教育強國在全球范圍內的認同度，更在于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支撐。[6] (二)現實循證：剖析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問題挑戰與影響因素 研究普遍指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面臨結構性困境，突出表現為區域、城鄉與學校之間的資源失衡與發展差距。[7]尤其在基礎教育階段，中西部農村地區受制于教育投入不足、師資短缺及觀念滯后等因素，形成教育現代化的薄弱地帶。而在微觀教學層面，各級各類學校在推進素質教育實施、核心素養培育及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等環節，仍面臨諸多現實阻礙。[8]從系統運行角度看，教育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日益凸顯，需求側不僅存在群體間的巨大差異性，更面臨個性化訴求的指數級增長；供給側則須破解優質資源分布失衡、教育選擇單一化等制度瓶頸。[9] (三)前瞻探賾：探索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相關對策與建設路徑 在對策層面，學者普遍認同體制機制創新是關鍵突破口，主張通過協同機制優化教育系統內部結構。[10]建設路徑的整體設計，要兼顧教育改革效能的整體性提升及改革過程的質量控制。[11]在具體實施中，應將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作為重要抓手，以服務技能社會建設需求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為推進重點，以開放多元的高等教育體系為核心突破方向，同時以專業優質的教師教育體系為基礎，構建起貫穿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教師教育等各領域的高質量教育體系。[12] 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研究圖景已初步覆蓋教育改革的多個領域，但在理論建構與實踐指導層面尚存不足：其一，現有研究對高質量教育體系內涵的界定未形成系統性、科學性與完整性的理論框架；其二，關于建設路徑的探討多聚焦于局部策略分析，未能構建起兼顧頂層設計與基層操作的整合性方案。鑒于此，本研究以前述研究成果為認識基礎，以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為價值坐標，致力于構建具有本土特質的理論范式，探賾符合我國國情的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路徑。 二、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科學內涵與時代特征 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是中國向全球教育議題提出的發展方向，蘊含鮮明的中國特色，其科學內涵與時代特征具有本體論與價值論的雙重創新價值。 (一)科學內涵：“政策—學理—實踐”的三重考證 高質量教育體系具有政策、學理與實踐“一體三面”的科學內涵，并在三者的互補調和中構筑起系統化、立體化的概念體系(見圖1)。 圖1高質量教育體系“政策—學理—實踐”的科學內涵圖解 在政策內涵層面，高質量教育體系作為政策話語，是國家根據宏觀戰略布局確立的教育發展方向。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對教育發展提出新要求，也推動教育供需關系由“供給側主導”向“需求側主導”轉變。為達到新的供需動態平衡，須開展教育體系性變革。[13]我國以《教育強國綱要》等系列政策文件對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各個環節進行規范引導，從教育類型與功能領域系統構建了教育強國建設的“八大體系”，[14]明確了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基本框架與行動指南，成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教育發展動能的核心載體。因此，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政策內涵，是在國家教育法律法規、標準體系和宏觀方針共同引領下，旨在實現教育系統高質量發展的整體性、結構化體系框架。其具體體現為四大支撐性政策維度：頂層依據維度確立戰略方向與根本原則，行動設計維度明確中長期目標與規劃，實踐運行維度制定質量標準與操作規范，支持保障維度提供制度環境與資源供給。這四大維度進一步具象為八大核心領域，構筑起政策內涵的關鍵支柱：高質量教育法律框架筑牢法治根基與行為邊界，確保教育事業有法可依；政策集群以黨中央、國務院及教育部文件構成主體內容，落實國家教育意志；標準體系整合與研制各級各類教育國家標準，提供可量化的質量規范；結構要素布局則聚焦教育資源配置、師資建設、經費投入等核心要素的優化協調；育人機制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系統設計培養方案、培養目標、課程結構、評價機制等育人環節；行動路徑通過專項工程、計劃與改革舉措，為體系變革提供實踐方案；治理架構通過優化教育決策、執行、監督、評價等流程，提升公共服務效能；服務網絡保障教育體系有效運行，滿足多元教育需求。這八個方面直面當前國家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政策關切與實踐難點，是對現有重大政策議題的系統性構建與聚合。 在學理內涵層面，高質量教育體系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從話語構成來看，高質量教育體系是在教育體系與高質量發展兩大基礎概念上衍生形成的本土理論成果，其理論內涵主要由高質量、體系化與自主性三個維度構成。高質量是對事物發展狀態的客觀描述與價值判斷，其要求在“質”與“量”兩個維度均實現優質發展狀態，具體體現為教育價值享用程度與質量合意性的提升。[15]體系化表征著高質量教育體系是一個要素完備、結構均衡、功能特定的運作系統。教育體系是“為達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實現一定的教育、教學功能的教育組織形式整體”[16]；高質量教育體系可視為一個由相互關聯的各類教育要素共同組成，兼具特定功能與協調運行特性的有機整體。自主性則表明其服務于我國教育強國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秉持人民至上的發展理念，滿足人民對優質教育的需求。本文將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學理內涵界定為：以人民為中心、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教育體制與系統。該體系具備發展性與系統性兩大特征。發展性聚焦于教育體系的演進品質與時代使命，強調其必須具備更加創新、優質、均衡、公平、全面、協調、安全、可持續等特征，是對教育強國戰略及新發展格局下教育先行內在要求的直接回應；系統性則強調體系內部結構均衡協調、要素整全良好、運行規范高效、功能效益優質，實現各層級、各類別教育的有機銜接與整體效能最大化。 在實踐內涵層面，高質量教育體系作為關聯未來教育發展的宏觀政策目標與行動設計，其實踐性特征主要體現為人才培養質量優良、群眾滿意度顯著且契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時代訴求，進而實現教育鏈、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的深度融合。實踐運行中，將宏觀政策精神與學術理論向具體可操作的實踐環節轉化，創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實踐框架與行動標準，回應人民群眾對各級各類高質量教育的現實訴求。由此，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實踐內涵是指以有效落實國家教育法律法規、標準和方針政策為基礎，創構具備強大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的各級各類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樣態。宏觀樣態對應《教育強國綱要》提出的“八大體系”，即構建固本鑄魂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強化價值引領，建設公平優質的基礎教育體系促進教育均衡，打造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服務國家戰略，完善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支撐產業發展，建立泛在可及的終身教育體系服務學習型社會，構筑創新牽引的科技支撐體系驅動教育改革，建設素質精良的教師隊伍體系夯實人才基礎，深化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提升全球影響力。微觀樣態則聚焦學校教育層面，推動發展規劃、學校文化、德育活動、課程體系、教學改革、學生評價、教師發展、學校治理等要素的協同提質。[17] 對高質量教育體系科學內涵的深入闡釋，應構建起“政策—學理—實踐”相互支撐、互融互通的有機整體，在這三重互構下，推動政策話語、理論話語與實踐話語形成整體統一的耦合作用，為高質量教育體系完整內涵的科學界定提供立體化的精準闡釋。 (二)時代特征：“公平—優質—新質”的進階互構 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時代特征，呈現為由“公平”到“優質”再到“新質”的進階迭代態勢，體現出教育體系在發展中的內在邏輯與價值取向。 公平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首要特征。教育公平作為現代教育體系的核心價值取向，保障高質量發展的普惠性，是“高質量”覆蓋全體教育、實現教育整體提升的前提。傳統教育公平主要聚焦于入學機會均等的單一向度，新時代教育公平已演進為涵蓋過程公平與結果公平的三維結構，呈現出從“基礎性公平”向“優質性公平”的螺旋躍升。高質量的教育公平須具備本質導向、微觀深入、省域覆蓋和世界視野的特質。[18]區域公平上，教育公平的核心是要推動城鄉教育深度融合，實現區域教育優勢互補與資源共享，優化教師隊伍、財政投入、學位供給等資源的精準配置機制。類別公平上，高質量教育體系作為多元融合的教育供給體系，既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優質均衡，也推進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務普惠性發展，強化學前教育服務建設與特殊教育支持體系，實現服務范疇從學段割裂轉向全周期覆蓋，供給方式從同質配置轉向精準適配，發展模式從分類推進轉向系統集成。個體公平上，高質量教育體系所內蘊的教育公平觀強調教育供給的適配性而非同質化，主張依據個體稟賦與潛能差異設計培養方式，讓每個受教育者都能在契合其特質的教育環境中獲得最優發展。 優質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核心標準?！案哔|量”的核心在于“質”，優質是衡量教育體系是否達到“高質量”的標準，它超越了簡單的規模擴張，聚焦教育過程的有效性、教育結果的卓越性以及教育對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實際貢獻度，更是國家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提高勞動者素質、支撐國家科技自立自強與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關鍵。從全球教育變革來看，以優質的教育推動強國建設成為各國共識。芬蘭通過立法保障教育經費投入，以全納教育理念構建“三級支持體系”，依托高素質教師隊伍為全體學生提供分層遞進的教育支持，以教育公平與質量的深度耦合為國家發展持續注入動力。[19]美國以“卓越教育”為戰略支點，破解教育資源失衡等難題，探索教育質量與社會公平的協同推進機制。[20]這些實踐印證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教育2030行動框架》所提出的“優質、公平、包容性”理念。該框架揭示了優質的教育體系應具有的基本屬性及其蘊含的規范性要素，對我國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理念、政策和行動具有指導意義。在我國，《教育強國綱要》《關于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計劃的意見》《關于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的意見》等政策文件的印發，標志著我國正在構建中國特色的高質量教育體系。該體系以優質教育服務為基本方向，以制度創新釋放教育資源潛能，通過集約化發展實現教育投入產出效益最大化，從而系統性優化教育發展的動能、過程與方式。[21]高質量教育體系并非單一維度的優質化追求，而是涵蓋結構優化、制度創新等多重屬性的復雜系統，其優質狀態既是體系建設的顯性表征，也是各要素協同作用的結果呈現。 新質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創新動力。“新質”的本質是創新?！靶隆敝赶蛐吕砟睢⑿聵I態、新技術、新體系；“質”聚焦高質量、高水平、高效率、可持續。[22]人工智能、5G、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正在重塑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和知識形態。教育體系不能固守傳統，須通過改革創新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的人才、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靶沦|”已成為教育體系保持時代性、前瞻性和引領性的內在驅動力。作為關鍵“新質”力量，教育數字化正在重塑教育生態。一方面，以制度創新激活發展動能，深度融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教育體系的規模優勢與數字技術的智能優勢，形成制度保障、規模效應與技術賦能的協同共振機制。另一方面，以模式創新重構教育體系，借助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集群，打造出具備靶向化、個性化與系統化特征的教育新格局，實現精準施教與因材施教的有機統一。同時，以效能創新引領質量躍升，通過打破時空邊界、優化資源配置與創新評價機制，推動教育服務從標準化供給向優質均衡轉型。 三、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背景條件與現實挑戰 我國教育能夠邁向高質量發展并形成體系化建設格局，根本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戰略引領、文化傳統共識及改革創新驅動。目前，我國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已取得積極進展，但須清醒認識到，建成之路依然任重道遠，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我國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根本動因 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是多重動力協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在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中，我國教育體系憑借顯著的制度性優勢、文化傳統和堅實的人才資源結構性支撐，展現出強勁的發展韌性。 國家集中力量辦教育的制度統籌力驅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形成了以國家集中統籌為基本特征的教育治理范式。在戰略定位上，黨和國家始終將教育視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將教育優先發展納入國家治理頂層設計，實現教育資源投入與教育體制改革的雙向互構。在政策供給上，自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啟教育體制改革序幕，至《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確立質量提升路徑，再到《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教育強國綱要》等構建未來發展藍圖，已形成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政策鏈。在實踐成效上，以義務教育為例，我國義務教育歷經擴容增量、重點建設的教育普及階段，已達成固本增速、公平導向的均衡發展階段，如今已邁向改革創新、質量導向的優質均衡發展階段[23]，直觀印證了國家制度統籌力的實踐價值。 民族精神與集體認同的文化內驅力引領。從歷史維度看，中華民族數千年“尊師重教”“學而優則仕”的文化根脈與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民族基因，塑造了全社會重視教育的價值共識，更形成了持續推動教育發展的文化自覺。這種文化基因在價值維度上催生出獨特的集體主義取向，即強調個體成長與國家命運的統一性，將教育視為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途徑，進而推動教育體系自覺聚焦于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從“教育救國”到“教育興國”到“教育強國”，是一代又一代人從意識覺醒到戰略自覺的集體主義升華。正如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在《論中國》中所言，“中國文化的堅韌以及人民間的強大凝聚力”[24]，恰與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價值取向形成家國同構的教育哲學。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亦發揮強大的精神力量，通過家國情懷培育與文化創新實踐，將個體發展融入國家需求，為教育質量提升提供精神養料。在歷史傳統與時代精神融合的文化內驅力作用下，我國教育體系在改革中不斷實現傳承與創新的辯證統一，并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質量教育范式。 人才培養與科技變革的創新實踐力支撐。高質量教育體系既是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重要特征，也是加快推進世界人才中心建設的最大動力機制。[25]在數智化加速演進的背景下，教育體系必須通過培養具有跨學科思維、技術應用能力與創新素養的人才，回應科技革命對人力資源結構的重塑要求，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智力支持。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深度滲透，正倒逼教育模式革新，推動教育場景從知識傳授向實踐創造轉型，并以此催生出個性化學習、虛實融合課堂等創新范式。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承擔著以數字技術突破教育公平的物理邊界和以人文精神筑牢人性發展根基的時代使命。人才培養與科技變革協同共生的創新實踐力，成為驅動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能。作為引領科技革命的先導力量，教育應進一步重塑人才培養范式，全面推進教育數智化轉型，以數智技術為支撐建設符合時代需求的高質量教育體系。 (二)我國教育體系建設的已有成就 整體上看，我國已建成世界最大規模且有質量的教育體系，全方位提升了國民素質并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我國已建成縱向貫通、橫向協同的現代教育體系架構。在縱向銜接上，已形成覆蓋學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再至繼續教育的完整鏈條。黨的十八大以來，基礎教育基點不斷夯實。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已達到世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義務教育在辦學條件、師生比等硬件層面已實現基本均衡的階段性目標。[26]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水平不斷提高，辦學質量整體提升。職業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不斷增強，辦學形式更加靈活。高等教育整體實力顯著提升，通過“雙一流”建設培育出多所國際知名高校與優勢學科，在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等關鍵領域開展持續性創新實踐，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建設提供核心支撐。繼續教育體系通過結構性改革煥發新活力，有力促進教育公平、服務終身學習，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在橫向協同上，我國始終堅持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出臺系列政策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立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機制。[27]黨和國家積極推動高校與企業、科研機構合作，開展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培養適應社會需求的創新型人才。教育體系架構的完善與發展，為我國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邁進提供了堅實基礎。 我國教育體系建設緊密對接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持續優化人才培養結構，服務能力顯著增強。黨和國家圍繞科教興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等戰略目標，強化基礎學科戰略布局，依托“強基計劃”“拔尖計劃”等國家專項，強化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的支撐引領作用，不斷破解關鍵領域人才儲備不足的“卡脖子”困境。加快工程技術教育范式轉型，通過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推動產教融合制度創新，打破工程技術人才培養學科化、院系制的傳統組織模式，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在服務民生需求方面，黨和國家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發展觀，積極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滿足人民群眾“上好學”的期盼。同時，通過政策傾斜與資源統籌，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顯著提升教育“軟實力”。依托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以數字技術推動優質教育資源覆蓋農村學校，賦能教育公平邁入新階段。 我國聚焦提升治理效能與強化制度供給，在體制機制建設等領域取得顯著成就。一方面，教育評價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自2020年《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印發以來，國家層面的配套政策體系逐步健全，搭建起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四梁八柱”。教育評價改革著力扭轉“五唯”頑疾，推動建立起以立德樹人為核心、多元綜合評價為支撐的新體系，部分領域長期存在的教育功利化傾向得到有效遏制。另一方面，我國教育法治化進程顯著提速。通過密集立法修法，教育治理的法治基礎進一步夯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等法規的相繼出臺與完善，形成了覆蓋關鍵教育領域、層次分明的法律體系，極大地強化了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制度剛性，為規范辦學行為、保障各方利益、促進教育公平提供了強有力的法治支撐與制度保障。 (三)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現實阻滯 高質量教育體系在當前建設中仍存在發展不均衡、協同性不足等現實問題，應進一步明確高質量教育體系內部子系統的協調性問題、內部要素的協同性問題以及外部供給的保障性問題。 高質量教育體系內部子系統存在整體性均衡困境。當前，我國雖已構建起各級各類教育的完整體系，但教育系統內部不同層級與類別教育間的非均衡問題仍未消除。縱向結構看，學前教育與高中教育依舊屬于薄弱領域。我國雖已形成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法治化框架，但高中教育立法保障仍相對滯后。學前教育“入園難”問題已轉化為“入好園難”，在人口變動背景下正出現結構失衡傾向。高中教育在長期以來“重點”與“非重點”高中體制影響下，公立普通高中之間、公立與民辦高中之間質量差距依然較大，[28]導致內卷成為社會性焦慮。橫向結構看，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的協同機制尚未健全，職業教育社會認可度仍低于普通教育，二者在人才培養目標、課程設置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學生跨類型教育轉換存在障礙。我國教育結構體系具有典型的金字塔形特征，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存量占比偏低。隨著老齡化社會進程的推進，我國正逐步從人口紅利階段過渡至人口負擔階段。當前我國整個教育結構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新要求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適配差距。[29] 高質量教育體系內部要素間存在協同性困境。我國教育改革經歷了從單要素突破到系統集成的演進過程，反映出教育體系內部要素協同的漸進優化需求。在改革開放初期，單要素改革聚焦于課程、教學等孤立環節，其針對性較強，在短期可取得預期效果，但要素間相互割裂，導致出現協同性與整體性瓶頸。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須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強化頂層設計，進一步優化教育的諸多要素，以提升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與協同性。當前，學校內部要素間的協同性問題尤為突出。學校作為教育實踐的關鍵載體，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同狀態尚未成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有效實踐支撐。具體表現在：部分學校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尚未系統研制，更具活力的學校文化有待凝練，德育提質工作的全面性仍顯不足，課程創新性探索不夠深入，教學模式特色不鮮明，教師隊伍水平有待提升，學校治理開放程度有限，學生評價體系的公平性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同時，教育主體要素間的協同性問題同樣突出，家庭、學校、社會三大育人主體在協同育人中存在價值認同離散、責任邊界不清、機制建設松散等困境。[30]應將“教聯體”建設作為新時代解決育人主體間協同性不足的有效手段，促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深度協同，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育人合力。 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外部供給存在保障性困境。在教育經費保障方面，我國尚未健全教育投入的長效保障機制。盡管歷史上多渠道籌資政策曾有效補充財政教育投入，但當下實現這一目標仍需克服多重阻礙。[31]同時，質量導向的投入管理機制有待優化，經費支出結構須進一步調整。在教育法律體系方面，部分關鍵領域存在明顯短板。教育法制橫向覆蓋性不足，雖然我國教育法律體系已初具規模，但有些重要的教育領域所涉及的教育關系、教育活動缺乏系統的法律規范，只能依賴其他單行法的零散規定，難以形成依法治教的體系化局面。教育法律縱向協調性不強，完備的教育法律體系應秉持“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原則規定，而我國教育法律缺少配套的下位法，并逐漸形成了“單行法+規范性文件”配套模式。教育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多依靠規范性文件解決，本質上仍是政策治理而非法律治理。[32]從教育評價與標準體系來看，教育評價改革的牽引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對高質量發展的導向、激勵功能尚未完全激活；國家層面的教育質量管理機構尚未成立，致使標準制定和組織評估等工作缺乏統籌。從數字技術與教育融合程度看，當前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個性化學習、教育決策等方面的應用效能未充分釋放，智能設備與教學實踐的協作機制尚未健全，亟待構建技術創新、制度完善與教育變革的協同機制。 四、戰略選擇：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中國方案 高質量教育體系作為國家政策話語，緊密呼應中國教育現代化與教育強國建設的重大戰略布局。面對教育體系建設中的諸多困境，亟須推動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與協同性建設?；谇拔膶Ω哔|量教育體系的分析，應從方法論層面提出突圍路徑，貢獻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中國方案。 (一)立法立規：完善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政策供給 高質量教育體系政策供給的核心路徑，旨在依托宏觀層面法律法規的優化完善與政策供給的精準推進，搭建以教育法律、教育政策、教育標準為核心導向的體系建設方案。 推動教育法法典化，強化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法治保障。教育法法典化是對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外在需求的回應，對確定教育權責、規范教育行為、提高教育效能具有基礎性作用。我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下簡稱《教育法》)為統領，已初步形成涵蓋多部單行法的教育法律框架。教育法法典化具有理論及實踐層面的必要性，而教育法的體系化則是教育法法典化的必經階段。[33]相關立法部門應當系統總結并充分借鑒其他領域法典編纂的成功經驗，科學制定符合教育領域特點的法典編纂方案，構建以憲法的教育條款為根本遵循、以《教育法》為核心支柱的教育法法典體系框架。[34]通過教育法的體系化構建，既保持現行教育法律制度的穩定性，又能針對教育改革發展中的重難點問題提出創新性制度設計，最終形成支撐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完備法律保障機制。 構建教育政策鏈，優化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運行支撐。政策鏈指由各類政策依托相互間的關聯性，按照特定的層級結構與政策作用機制，客觀構建的政策影響鏈條。教育政策鏈能夠破解政策孤立局限，推動各類政策在時序層面相互銜接、層級層面相互配套、內容層面相互補充，進而形成政策鏈體系。[35]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支撐，教育行政部門要精準識別與新時代教育高質量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傳統政策條款，通過供需匹配分析，提出符合數字時代特征、契合創新人才培養的政策議題，并從國家戰略層面統籌規劃，搭建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政策框架。各級政府要圍繞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目標，構建縱向貫通由學前至高等教育各學段，橫向覆蓋辦學體制、評價機制、資源配置等維度的立體化政策體系，特別要強化特殊教育、終身教育等薄弱環節的制度供給，確保政策鏈條及政策內容的完整性與協同性。政策執行與監管部門應完善和強化政策執行與評價過程，以科學的政策評價體系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客觀評估，及時發現并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切實將政策文本轉化為教育實踐成效。 健全教育標準群，提供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行動依據。教育標準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測量尺度和方向指引。從結構維度看，教育標準群是包含縱向層次標準與橫向功能標準的立體化架構?？v向標準群如幼兒園辦園標準、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標準、高中教育學校辦學標準等；橫向標準群如各級各類學校課程標準、教師專業標準、管理評價標準等。從實施維度看，應形成國家、地方與學校三級標準體系，兼顧教育公平與差異化發展。以義務教育優質學校建設為例，標準體系既要完善現代學校制度框架，推動課程向融合化、智能化轉型，也要重塑政府、市場與學校的權責邊界，在平等基礎上追求卓越。[36]體系化的標準群能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提供明確的實踐遵循，助力各級各類教育對標研判、找準差距，明確改革與創新的方向；同時，為教育評估工作提供科學支撐，確保評估過程可全面且客觀地體現教育質量層次，進而為教育政策的制定環節與調整過程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撐。 (二)新質引領：探索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靶向突破 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靶向突破實施路徑，須從中觀維度切入，探索在新質生產力等先進理念引領下，如何在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目標設定、實施過程及成果呈現上實現突破與創新。 確立高質量教育體系“三新”目標，實現新理念、新技術與新生態的目標創新。在新理念維度，緊密對標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理念以及新質生產力理論等先進理念，以此為導向，全面推動教育體系的系統性變革與教學方法的深度革新，促使教育理念與時俱進，契合時代發展需求。在新技術維度，以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技術的深度融合為核心驅動，提供豐富多樣、便捷高效的教學資源和實施手段，有效助推教育模式的創新轉型與教學方法的優化迭代。從新生態視角出發，依托新產業、新業態與新型發展模式的深度協同，推動高質量教育體系培育大批能夠適應未來社會發展需求的高素質人才，為社會發展持續注入動力。 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三全”樣態，實現全要素、全過程與全方位的過程突破。全要素視角下，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各組成部分并非孤立，而是緊密關聯、相互依存的有機統一體。須高度重視體系各要素間的協同效應，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強化要素互動，保障各要素彼此促進、協同推進。全過程視角下，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理念要貫穿各級各類教育的所有環節，具體涵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學段銜接，從課堂教學到社會實踐的場景延伸，從知識傳授到能力培養的目標轉化等維度，實現不同教育形式與社會需求的有效銜接。全方位視角下，要兼顧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特色，強化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內部聯動機制，形成教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格局，確保高質量教育體系全面覆蓋各類教育的發展。 追求高質量教育體系的“三優”成效，實現質量優、效益優與聲譽優的結果躍升。在質量方面，高質量教育體系要求各級各類教育體系的內部要素與外部結構都保持高質量發展態勢。在教育資源配置、教育教學過程、教育管理機制等各個環節都以高標準推進，確保教育體系各要素協調運轉。在效益方面，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要將效益置于優先位置，這不僅涉及教育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