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群體偏愛與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心理理論的調節作用

/內群體偏愛與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心理理論的調節作用【摘要】本研究考察了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分配動機對兒童分配公平性的影響，并探討了心理理論在其中的作用。通過比較63名6～8歲兒童在不同群體條件下對貢獻不同的接受者的分配結果和分配策略的差異，結果發現：(1)在所有群體條件下，兒童都會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多的資源，但當外群體成員貢獻多且內群體成員貢獻少時，兒童也會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相比于其他群體條件更少的資源，并更多地采用群體關系策略對這一行為做出解釋；(2)心理理論能力越高的兒童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資源數量受群體關系的影響越小，且使用貢獻策略的頻率越高，使用群體關系策略的頻率越低。這些結果表明6～8歲兒童在資源分配過程中會優先考慮公平動機，且心理理論能力強的兒童更少表現出內群體偏愛。 1引言 公平與正義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歷史上古老而永恒的話題。從古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再到如今將“平等、公正”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折射出公平的現實意義與價值。分配公平性(distributivejustice)是指以公平或者道德的方式分配資源(Hsuetal.，2008)，反映了兒童的公平信念和行為，是其道德發展的重要內容。分配公平性主要依據三個原則：平等、貢獻和需要，分別對應平均分配、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Deutsch，1975)。傳統公平觀主要強調平均分配對于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基于貢獻(merit-based)的按勞分配成為了主體的分配模式，在我國當前倡導集體主義和重視公正品格教育的背景下尤其值得關注(張雪等，2014)。發展心理學研究者通過研究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行為，了解公平現象的起源和心理機制，從而為指引兒童復雜的道德發展歷程、引導其公平觀和分享行為的發展提供依據。 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分配情境并非只是貢獻多少如此簡單，還會受到一些社會因素的影響(Rizzo，Cooley，etal.，2018；Rizzo，Elenbaas，etal.，2016；Xieetal.，2017)。例如，人作為社會人，總是在多個群體中生活。隨著群際互動的增加，個體也會對不同的群體持有不同的態度，比如內群體偏愛(in-groupfavoritism)，即個體更容易對來自同一群體的成員做出親社會行為的傾向(Bernhardetal.，2006；Fehretal.，2008)。根據社會推理發展模型(SocialReasoningDevelopmentalModel，SRD)，在社會決策過程中，兒童會同時考慮道德和社會兩種動機，并對二者的關系加以權衡，以實現分配公平和維護群體利益的統一。其中，道德動機特指與分配公平性相關的動機，例如平等、貢獻等；社會動機則代表與社會關系相關的動機，例如群體關系、群體規范等(Mulvey，2016；Rutlandetal.，2010)。那么，作為道德動機和社會動機的兩個重要考慮，兒童將如何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做出分配？這種分配模式是否受到個體心理理論(TheoryofMind)能力的調節？在我國當前文化背景下，創設貢獻和內群體偏愛的沖突情境對這些問題進行考察，探討兒童權衡道德和社會動機做出分配的過程，并剖析心理理論能力的調節作用，可以揭示兒童道德發展的復雜性和階段性，為引導兒童的公平認知和行為發展提供依據。 綜上，本研究主要考察兒童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進行分配的特點以及心理理論能力的調節作用。 1.1內群體偏愛與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 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關注的重要課題。研究發現，處于學前階段的幼小兒童已經可以穩定地表現出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Baumardetal.，2012；Chevallieretal.，2015；Hamannetal.，2014)。例如，讓21個月的嬰兒看兩人合作完成任務的視頻，如果貢獻多的一方沒有獲得更多的獎勵，他們會加以更長時間的關注(Sloaneetal.，2012)。相比于在合作中沒有付出努力的兒童，3歲兒童更愿意和在合作過程中做出更多努力的兒童分享獎勵(Baumardetal.，2012；Chevallieretal.，2015)。 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們面臨的往往不是單純的貢獻多、少的簡單分配情境，而可能因為很多社會因素的介入使分配的考量變得異常復雜。作為兒童在社會適應和人際交往過程中重要的社會因素，研究證實，內群體偏愛會對兒童的分配公平性產生影響(Fehretal.，2008；Yuetal.，2016；劉璐等，2019)。例如，當接受分配的個體與兒童有著不同的群體關系時，對于內群體成員，3～8歲兒童更愿意做出平均分配，而對于外群體成員，他們做出平均分配的次數則顯著降低(Fehretal.，2008；Yuetal.，2016)。根據社會推理發展模型，在資源分配過程中，兒童會權衡公平分配與維護群體利益兩種動機(Mulvey，2016；Rutlandetal.，2010)。那么，當兒童面臨貢獻不同且與自己有著不同群體關系的接受者時，他們會如何權衡兩種分配動機并做出分配呢？尚無研究對這一問題加以考察。以往有關兒童權衡道德和社會動機的研究也并未取得一致的結論：一方面，有研究者認為在公平分配與社會情境因素相沖突時，兒童會忽略社會情境因素的影響，對公平因素加以更多的考量(Fehretal.，2008；Mcauliffe&Dunham，2017；Rizzo，Cooley，etal.，2018)。例如，Rizzo，Cooley等人(2018)在平均分配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相沖突的情境下考察了兒童的社會接納和排斥行為。結果發現，相比于接受者是內群體成員還是外群體成員，6歲兒童更會根據接受者能否做出平均分配來決定是否接納他們，即更愿意接納平均分配的兒童，而排斥不平均分配資源的兒童。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發現兒童會綜合考慮道德和社會兩種動機，根據情境的差異有選擇地做出“適宜”的分配。例如，Rizzo，Elenbaas等人(2016)就曾考察了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與他人福利(others'welfare)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當兒童分配的物品是奢侈品(缺乏該類資源不會對個體產生危害，如糖果、玩具等)時，6～8歲兒童會基于貢獻分配資源，然而當分配的物品是必需品(缺乏該類資源將對個體產生危害，如食物、藥品等)時，兒童則會選擇平均分配，這說明兒童會根據他人的需要而有選擇地進行基于貢獻的分配。根據這些相關發現，本研究推測，在貢獻與內群體偏愛動機相沖突時，兒童的分配可能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兒童可能會堅持按照貢獻分配資源，內群體偏愛并不會對兒童的資源分配產生影響；二是兒童可能會綜合考慮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即相比于內群體成員貢獻較少的條件，當內群體成員貢獻多時，兒童會更多地基于貢獻分配資源。 綜上，已有研究大多單獨考察基于貢獻(Baumardetal.，2012；Sloaneetal.，2012)或者內群體偏愛(Fehretal.，2008；Yuetal.，2016；劉璐等，2019)的分配行為，尚無研究同時考察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對兒童分配公平性的綜合影響。基于社會推理發展模型，本研究將同時操縱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考察當兒童面臨內、外群體成員處于貢獻不等的復雜情境時，其分配行為和策略的特點，這是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 1.2心理理論在兒童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之間的調節作用 在復雜情境中，個體需要權衡多種分配動機，進而做出分配決策。根據前人的觀點，個體的社會認知能力，尤其是理解他人情感和需要的能力對于其分配公平性具有重要作用(Fehretal.，2008；Yuetal.，2016；陳童，伍珍，2017)。作為個體對他人心理狀態的覺知能力，心理理論能力首先被納入進來。通常來說，研究者認為，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個體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信念、愿望和意圖，可以根據他人的需要來調整自己的分配行為，從而做出更多的公平分配(Fehretal.，2008；Yuetal.，2016；陳童，伍珍，2017；王斯，蘇彥捷，2013)。實證的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例如，與未通過二級錯誤信念任務的兒童相比，通過二級錯誤信念任務的3～10歲兒童表現出更多的公平分享行為(Yuetal.，2016)。除此之外，王斯和蘇彥捷(2013)也考察了心理理論能力對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的影響，結果發現，與未通過一級錯誤信念任務的兒童相比，通過一級錯誤信念任務的兒童在分配過程中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多的資源。 然而，并沒有研究在內、外群體情境下考察心理理論對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的影響。不過，有研究者考察了在平均分配與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相沖突時，心理理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例如，Yu等人(2016)的研究發現，在分配過程中，兒童的心理理論能力越高，其對內群體偏愛動機的考慮越少，對平等動機的考慮則越多。根據多重動機理論(HypothesisofMultipleForces)，心理理論不僅可以幫助兒童克服不利于公平分配的動機，還可以幫助兒童在多重動機中權衡利弊，使其分配行為和策略合理化(陳童，伍珍，2017)。因此我們推測，較強的心理理論能力可以幫助兒童更好地平衡貢獻與內群體偏愛之間的關系，更能幫助兒童克服內群體偏愛，進而做出更多的基于貢獻的分配。 綜上分析，已有研究驗證了心理理論在簡單分配情境中的作用，尚無研究在同時涉及貢獻和內群體偏愛的多重復雜情境中對個體的心理理論能力進行考察。本研究將通過探討不同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對貢獻不等的內、外群體成員進行分配時的差異，考察心理理論對兒童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進行分配的調節作用和機制，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綜上可知，作為道德動機和社會動機的兩個考慮，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均會對兒童的資源分配公平性產生影響。然而，當前尚無研究探討在二者相互沖突的復雜情境下，兒童將如何進行分配，也缺乏對于其背后認知機制的探討?？紤]到以往研究指出兒童直至6歲才能在資源分配過程中綜合考量多種分配動機(Rizzo，Elenbaas，etal.，2016)，本研究選擇6～8歲兒童作為研究對象，從分配行為和分配策略兩個方面出發，考察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對兒童資源分配公平性的影響，進而厘清心理理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北京市某普通小學的63名6～8歲兒童(平均年齡M=7.46，SD=0.52，年齡范圍為6.05～8.80)參加了本次實驗。其中，男生32名，女生31名。 2.2實驗設計 從分配行為來說，采用3(心理理論：低心理理論組；中心理理論組；高心理理論組)×4(條件：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的混合實驗設計，心理理論為被試間變量，條件為被試內變量，將兒童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資源數量作為因變量。 從分配策略來說，采用3(心理理論：低心理理論組；中心理理論組；高心理理論組)×3(策略：貢獻；平等；群體關系)×4(條件：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的混合實驗設計，心理理論為被試間變量，策略和條件為被試內變量，將每種策略的使用頻率作為因變量。 2.3實驗材料與實驗程序 在家長簽署知情同意書之后，將被試帶到單獨且安靜的房間里完成實驗任務。實驗程序共包括四個階段：首先，向被試介紹學校的照片以及穿著不同顏色衣服的剪貼畫兒童，讓兒童識別內、外群體成員；其次，向被試講述情境故事；緊接著，被試在不同群體成員間分配資源并闡述分配策略；最后，進行心理理論能力的測查。 2.3.1區分內、外群體 沿用以往研究中對內、外群體的啟動范式(Cooley&Killen，2015；Fehretal.，2008；Rizzo，Cooley，etal.，2018)，向被試呈現兩張學校的圖片，一張圖片為被試自己的學校(圖1)，另一張圖片為其他的學校。在每個學校圖片前面放置兩個與被試性別相同的剪貼畫兒童，分別代表自己學校的好朋友(內群體成員)及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外群體成員)，被試需要想象兩個來自同學校的好朋友以及兩個來自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并分別對應面前的四個剪貼畫兒童。需要說明的是，內、外群體成員分別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且該條件會在被試間進行平衡(圖1)。之后，對被試進行群體身份記憶的核查，即詢問“這四個人中哪兩個是你同學校的好朋友？哪兩個是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被試回答正確后，進入到下一任務環節。 2.3.2講述情境故事 參考前人的研究設計(Jordanetal.，2014；Rizzo，Elenbaas，etal.，2016)，結合真實的實驗材料，向被試講述四個情境故事，分別對應著以下四種群體條件： (1)“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即貢獻多的為內群體成員，貢獻少的為外群體成員； (2)“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即貢獻多的為內群體成員，貢獻少的也為內群體成員； (3)“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即貢獻多的為外群體成員，貢獻少的為內群體成員； (4)“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即貢獻多的為外群體成員，貢獻少的也為外群體成員。 實驗材料是一個積木制的蘋果樹(蘋果以磁鐵的形式吸附在蘋果樹上，拆裝方便，如圖1)。主試需根據故事的進程摘取相應數量的蘋果并分別放到貢獻多和貢獻少的小朋友面前。四個條件的呈現順序采用拉丁方的方式在被試間平衡，以“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條件為例，故事情境如下： “和你同學校的這名好朋友要和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一起去果園里摘蘋果。你看，他們一起走進了果園！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并不喜歡摘蘋果，他只摘了1個蘋果就去玩了。而你同學校的好朋友一直堅持摘蘋果，最后，他摘到了5個蘋果。” 故事結束后，主試詢問被試“和你同學校的好朋友摘了幾個蘋果，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摘了幾個蘋果？”被試回答正確后，進入到下一任務環節。 圖1實驗情境圖 (以“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條件為例) 2.3.3兒童分配糖果 參考前人設計的資源分配任務(Baumardetal，2012；Chai&He，2017；Chevallieretal.，2015；Fehretal.，2008)，主試告知被試果園的主人獎勵了兩個小朋友一共6顆糖果，他們需要將這6顆糖果進行分配。此時，被試會被呈現一張紙板，上面各有兩個圓圈和兩個箭頭(圖1)，并被告知“在指向其他學校陌生小朋友(同學校的好朋友)的圓圈里放上幾顆糖果就代表你認為他/她應該獲得幾顆糖果”。 在被試分配后，主試對其分配行為進行確認，即“你認為你同學校的好朋友應該拿到X顆糖，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應該拿到Y顆糖，你確定嗎？”被試確認后，主試需進一步了解其分配策略，即詢問被試“為什么你認為你同學校的好朋友應該拿到X顆糖，其他學校的陌生小朋友應該拿到Y顆糖？” 2.3.4心理理論測查 采用經典的“生日小狗”任務和“冰淇淋”任務測查兒童的心理理論能力(Sullivanetal.，1994)，主試利用圖片向兒童講述心理理論故事。在“生日小狗”任務中，小明的媽媽為了給小明一個驚喜，故意不告訴小明她要送他一只小狗作為生日禮物，而是告訴小明生日禮物是小汽車。接著，在媽媽不知道的情況下，小明發現了小狗。后來，奶奶給媽媽打電話詢問小明是否知道了他真正的生日禮物(二級未知問題)，以及小明認為他會收到什么生日禮物(二級錯誤信念問題)。在“冰淇淋”任務中，陽陽想買冰淇淋卻沒有帶錢，賣冰淇淋的大叔讓陽陽回家拿錢，并承諾陽陽會一直在公園等他。之后，冰淇淋大叔想去學校賣冰淇淋，便離開了公園，陽陽的好朋友梅梅目睹了這一切。陽陽回家拿了錢，在返回公園的途中遇到了冰淇淋大叔，之后陽陽決定和冰淇淋大叔一起去學校買冰淇淋。后來，梅梅去陽陽家找陽陽玩，但得知陽陽去買冰淇淋了。此時，主試會詢問被試梅梅是否知道陽陽已經知道了冰淇淋在學校賣(二級未知問題)，以及梅梅會去哪里找陽陽(二級錯誤信念問題)。 每個測驗任務都包括一個二級未知問題和一個二級錯誤信念問題(如上述所示)，以及一個確認問題，即詢問兒童故事中的人物為什么會這么做。主試會根據標準答案及具體的評分標準(詳見Sullivanetal.，1994)對被試的回答進行正確或者錯誤的判斷。 2.4數據編碼 2.4.1分配行為 將被試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糖果數量進行0～6分的編碼，并將其作為兒童分配行為的指標。 2.4.2分配策略 參考前人的研究(Rizzo，Elenbaas，etal.，2016；Rizzo，Cooley，etal.，2018；劉文等，2017)，將兒童的分配策略進行編碼。編碼分為以下四類：(l)貢獻，指兒童提到的有關努力、貢獻的原因(如“貢獻多的人應該獲得的更多”)；(2)平等，指兒童提到的有關相等、平均的原因(如“兩個人應該一樣多”)；(3)群體關系，指兒童提到的有關關系、群體的原因(如“他和我是一個學校的”)；(4)其他，無法被編碼的其他原因(如“我就是想這么分”)。參考前人的計分方式(Rizzo，Elenbaas，etal.，2016；Rizzo，Cooley，etal.，2018)，將被試在每個條件下使用貢獻、平等、群體關系及其他策略的頻率進行編碼，其中0代表未使用該策略，0.5代表部分使用該策略，1代表完全使用該策略。 2.4.3心理理論 在每個心理理論任務中，被試只有回答正確全部的測驗問題和確認問題才可被認定為“通過”任務，否則為“未通過”任務。根據被試在兩個心理理論任務上的得分，將其心理理論能力劃分為3個等級：全未通過記為“低心理理論組”(n=15，23.81%)，只通過一個心理理論任務記為“中心理理論組”(n=29，46.03%)，全部通過則記為“高心理理論組”(n=19，30.16%)。 3研究結果 首先檢驗不同條件的呈現順序是否會影響兒童的分配行為和分配策略。研究采用了拉丁方設計，我們以四種條件的呈現順序作為自變量，并分別以兒童的分配行為和分配策略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兒童的分配行為(p＞0.05)和分配策略(p＞0.05)均不會受到條件呈現順序的影響。 3.1內群體偏愛與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 為了檢驗兒童是否可以基于貢獻進行分配，以兒童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糖果數量為因變量，將兒童在不同群體條件下的分配行為與3(平均分配的數量)進行單樣本T檢驗(圖2)。結果發現，在所有群體條件下，被試的分配行為均與3具有顯著差異[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M=4.70，SD=0.66，t(62)=20.33，p＜0.001，d=2.58；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M=4.52，SD=0.72，t(62)=16.91，p＜0.001，d=2.11；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M=4.16，SD=0.99，t(62)=9.32，p＜0.001，d=1.17；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M=4.56，SD=0.78，t(62)=15.86，p＜0.001，d=2.00]。 為了檢驗內群體偏愛的作用，以兒童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糖果數量為因變量，將條件作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條件的主效應顯著，F(3，186)=7.79，p＜0.001，=0.11。事后檢驗顯示(圖2)，相比于其他三種條件，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少的糖果。 圖2兒童在不同條件下的分配行為 進一步考察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對兒童分配策略的影響，以兒童對每種策略的使用頻率為因變量，進行3(策略：貢獻；平等；群體關系)×4(條件：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策略的主效應顯著，F(2，124)=157.61，p＜0.001，=0.72，與平等(M=0.06，SD=0.16)和群體關系(M=0.09，SD=0.14)策略相比，兒童更多的使用貢獻(M=0.76，SD=0.30)策略。策略×條件的交互作用顯著，F(6，372)=5.42，p＜0.001，=0.08。簡單效應檢驗顯示(圖3)，與其他條件相比，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更多的使用群體關系策略，F(3，60)=6.67，p＜0.01，=0.25。然而，兒童使用貢獻和平等策略的頻率在不同群體條件下的差異均不顯著[貢獻：F(3，60)=1.98，p=0.13；平等：F(3，60)=0.67，p=0.58]。 3.2心理理論在兒童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之間的調節作用 以兒童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糖果數量為因變量，進行3(心理理論：低心理理論組；中心理理論組；高心理理論組)×4(條件：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條件的主效應顯著，F(3，180)=10.68，p＜0.001，=0.15。心理理論×條件的交互作用顯著，F(6，180)=5.12，P＜0.001，=0.15。簡單效應檢驗顯示(圖4)，對于低心理理論組的兒童，條件效應顯著，F(3，58)=13.07，p＜0.001，=0.40，相比于其他三種條件，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少的糖果；對于中心理理論組的兒童，條件效應顯著，F(3，58)=3.80，p＜0.05，=0.16，與“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和“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相比，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少的糖果；對于高心理理論組的兒童，條件效應并不顯著，F(3，58)=1.16，p=0.335。 圖3兒童在不同條件下的分配策略 圖4不同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在各條件下的分配行為 最后，以兒童對每種策略的使用頻率為因變量，進行3(心理理論：低心理理論組；中心理理論組；高心理理論組)×3(策略：貢獻；平等；群體關系)×4(條件：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策略的主效應[F(2，120)=144.24，p＜0.001，=0.71]以及條件的主效應[F(3，180)=3.32，p＜0.05，=0.05]均顯著。策略×條件的二重交互作用顯著，F(6，360)=6.16，p＜0.001，=0.09，心理理論×策略×條件的三重交互作用顯著，F(12，360)=2.66，p＜0.01，=0.08。簡單簡單效應檢驗顯示(圖5)，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除了平等策略[F(2，60)=1.48，p=0.236]，不同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使用貢獻策略[F(2，60)=3.83，p＜0.05，=0.11]和群體關系策略[F(2，60)=5.44，p＜0.01，=0.15]的頻率均具有顯著差異，高心理理論組的兒童比低心理理論組的兒童更多的使用貢獻策略(t=0.41，p＜0.05)，且更少的使用群體關系策略(t=-0.45，p＜0.01)。在其他群體條件下，不同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使用貢獻策略[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F(2，60)=0.08，p=0.923；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F(2，60)=2.19，p=0.121；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F(2，60)=1.55，p=0.220]、平等策略[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F(2，60)=0.66，p=0.519；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F(2，60)=1.37，p=0.262；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F(2，60)=0.40，p=0.672]及群體關系策略[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F(2，60)=0.37，p=0.692；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F(2，60)=0.51，p=0.603；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F(2，60)=2.59，p=0.083]的頻率不存在顯著差異。 圖5不同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在各條件下的分配策略 4討論 本研究從分配行為和分配策略兩個方面出發，考察了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兩種動機對兒童資源分配公平性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了心理理論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結果發現，兒童在資源分配過程中會優先考慮接受者的貢獻，但是當外群體成員貢獻多且內群體成員貢獻少時，兒童也會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相比于其他群體條件更少的資源，并更多地采用群體關系策略對這一行為做出解釋。此外，心理理論能力越高的兒童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的資源數量受群體條件的影響越小，且使用貢獻策略的頻率越高，使用群體關系策略的頻率越低。 4.1內群體偏愛與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 本研究首先關注了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公平性，結果發現，在所有群體條件下，兒童都會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多的資源，并且，兒童使用貢獻策略的頻率也顯著高于使用平等策略和群體關系策略的頻率。這說明在資源分配過程中，不論貢獻多的是內群體成員還是外群體成員，基于貢獻進行分配都是兒童的首要考量。事實上，前人研究也證實了道德動機在兒童分配過程中的重要作用(Chai&He，2017；Rizzo，Cooley，etal.，2018；Rizzo，Elenbaas，&Vanderbilt，2020)。例如，Rizzo，Elenbaas等人(2020)就借助資源分配范式考察了兒童對于非平均分配的態度。結果發現，相比于因為內群體偏愛所帶來的非平均分配，3～8歲兒童對于因貢獻不同而造成的非平均分配表現出更多的認同，即更多的糾正因內群體偏愛帶來的非平均分配，而更多的保持因貢獻不同而造成的非平均分配。同理，在本研究中，兒童抑制了對于內群體的偏愛，優先考慮了接受者的貢獻，這反映了在資源分配情境下，相比于接受者來自哪個群體，兒童更加在意公平分配的道德準則。 在基于貢獻的道德動機的基礎上，在涉及復雜社會動機的情境下探討兒童對于兩種動機的權衡能力，這對于揭示兒童道德發展的復雜性和階段性具有重要意義。研究發現，在優先考慮貢獻動機的前提下，相比于其他三種條件，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會分配給貢獻多的接受者更少的資源，同時也會更多的使用群體關系策略，這說明內群體偏愛也是影響兒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因素(Fehretal.，2008；Yuetal.，2016)。社會認同理論和進化理論都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從社會認同理論來說，個體會通過認同內群體來提升其自尊水平(Tajfeletal.，1971)；從進化理論來說，在人類社會早期，物質資源極度匱乏，為了滿足自身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個體也必須通過對內群體的偏愛來提升整個群體的競爭實力(Fehretal.，2008；謝文瀾等，2013)。因此，在本研究中，兒童表現出對于內群體的偏愛很可能是出于提升自我形象以及提高群體競爭力的雙重考慮。 那么，為什么兒童只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表現出了內群體偏愛呢？這很可能是受到了動機沖突程度的影響(Bernhardetal.，2006)。事實上，本研究中的四個群體條件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來自貢獻和內群體偏愛的沖突。具體而言，在“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外群體”條件下，貢獻和內群體偏愛間的沖突程度最低，因此兒童并沒有在此條件下表現出內群體偏愛；在“貢獻多-內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內群體成員已經是貢獻多的一方，兒童無需擔心過多的資源會流向外群體；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外群體”條件下，如何在兩個外群體成員間分配資源也并非兒童關注的焦點。因此，相比于其他三種條件，“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有著最強烈的來自于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動機的沖突。在該條件下，一方面，兒童需要首先考慮雙方的貢獻，對資源進行最大程度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出于維護內群體利益的目的，兒童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平分配的動機，對內群體成員予以適當的傾斜。也就是說，在該條件下，兒童要完成對道德和社會動機的權衡，既要捍衛基于貢獻進行分配的道德標準，又要最大限度的維護內群體成員在分配過程中的利益(Cooley&Killen，2015；Elenbaasetal.，2016；Wu&Gao，2018)。 綜上可知，雖然兒童在資源分配過程中會優先基于貢獻進行分配，但是在外群體成員的貢獻多于內群體成員時，兒童也會對內群體成員加以偏愛，表現為在保證貢獻多的接受者獲得更多資源的前提下，分配給內群體成員相對更多的資源。這一結論豐富了對于兒童道德認知發展特點和復雜性的認識，對于幫助家長和教師引導兒童形成更加成熟合理的公平觀、更好地發展合作和分享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4.2心理理論在兒童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之間的調節作用 研究還進一步探討了心理理論能力在兒童權衡貢獻和內群體偏愛做出分配過程中的作用。結果發現，與低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相比，中、高心理理論能力的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做出了更多地基于貢獻的分配行為，且更多地使用了貢獻策略。這說明心理理論能力較強的兒童在“貢獻多-外群體，貢獻少-內群體”條件下表現出了更多的公平分配傾向。這一結果與前人研究發現的心理理論能力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兒童基于貢獻的分配行為的結果相一致(Rizzo&Killen，2018；王斯，蘇彥捷，2013)。這可能是因為心理理論能力較強的兒童更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理解他人的心理狀態和需求，從而做出更多的公平分配(Fehretal.，2008；Imutaetal.，2016；Rochatetal.，2009；王斯，蘇彥捷，2013；謝東杰等，2018)。這一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理理論能力與兒童道德發展間的關系，即兒童的心理理論能力越高，在分配過程中越會對公平因素加以更多的道德考量(Killenetal.，2011；Rizzo&Killen，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