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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與慢速讀者的中央凹加工對副中央凹預視的影響【摘要】在中文閱讀中,預視量是否存在個體差異及其是否受中央凹加工調節,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眼動技術和邊界范式,通過操縱前目標詞的加工負荷(高、低)與目標詞的預視(相同、假字)來考察快速與慢速讀者的中央凹加工對副中央凹預視的影響。結果顯示,中央凹負荷主效應顯著;快速讀者對低負荷詞的首次和單次注視短于高負荷詞,而慢速讀者對兩種負荷詞的首次和單次注視無差異,表明快速讀者能更快利用詞匯特性加工中央凹詞匯。預視主效應顯著,即與假字預視相比,相同預視使兩組讀者都對目標詞的注視更短、向前眼跳更長、跳讀率更高;而且該效應與中央凹負荷沒有交互作用。這表明快速讀者與慢速讀者提取了等量預視,且不受其中央凹加工的調節。E-Z讀者模型和SWIFT模型不能完全解釋當前結果。【關鍵詞】快速讀者;慢速讀者;副中央凹預視;中央凹加工負荷;中文閱讀 1引言 1.1副中央凹預視的個體差異 在自然閱讀中,讀者在一次注視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視覺區域包括中央凹區和副中央凹區。中央凹區即當前正在注視的區域,視敏度最高,提取的視覺信息最精細。由于視敏度顯著下降,從副中央凹詞匯提取的信息(即預視)比較有限,包括語音、正字法和亞詞匯信息等(可能還有語義信息),這些信息會減少讀者對這些詞匯的加工時間,產生預視效益(previewbenefit;白學軍等,2011;Rayner,2009),也會促進眼跳目標選擇(李玉剛,黃忍,滑慧敏,李興珊,2017;Liu,Reichle,&Li,2015;王永勝等,2018)。從整個閱讀過程來看,預視提升了閱讀效率(Rayner,2009;Schotter,Angele,&Rayner,2012)。在熟練閱讀的個體差異研究中,比較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預視是否及如何隨個體閱讀能力不同而變化? 以往研究,有的以閱讀測驗分數來衡量個體閱讀能力(如,Ashby,Rayner,&Clifton,2005;Chace,Rayner,&Well,2005;Veldre&Andrews,2015a,2015b),也有的直接以有效閱讀理解下的閱讀速度代替閱讀測驗分數來區分個體閱讀能力(如,Frmeretal.,2015;Rayner,Slattery,&Bélanger,2010;Risse,2014)。在有效閱讀下,閱讀速度越快表明閱讀效率越高(Ashbyetal.,2005;Rayneretal.,2010)。因此,閱讀速度被認為是反映閱讀能力的一個綜合指標(Ashbyetal.,2005;Rayner,Schotter,Masson,Potter,&Treiman,2016)。 從空間維度來看,預視的個體差異首先表現在預視范圍上。Rayner等人(2010)對比了快速與慢速讀者的知覺廣度。結果發現,慢速讀者的預視范圍為1個詞,快速讀者的則大于2個詞。Ashby,Yang,Evans和Rayner(2012)進一步發現,當有效預視范圍增大時,快速讀者獲得的預視效益遠大于慢速讀者。以閱讀能力區分個體差異時,也發現類似結果:當預視范圍增大時,與閱讀能力低的讀者相比,閱讀能力高的讀者提取的預視信息更多,獲得的預視效益更大,閱讀速度提高幅度更大(Veldre&Andrews,2014)。這些結果表明,閱讀能力高或閱讀速度快與更大的預視范圍有關。 從時間維度來看,預視的個體差異還體現在預視程度上。Chace等人(2005)比較了一般熟練讀者與閱讀能力低的讀者的預視類型。結果發現,熟練讀者獲得的語音預視效益更大,而閱讀能力低的讀者無法從副中央凹提取語音信息,不能從有效預視中獲益。Veldre和Andrews(2015a,2015b)考察了不同閱讀能力讀者對副中央凹正字法信息加工的情況,結果發現,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對副中央凹正字法信息的提取更早、更快且更精確;準確的正字法預視使閱讀能力高的讀者獲得的預視效益或預視量更大,無效預視則嚴重干擾他們的詞匯加工。由此可推測,閱讀能力高的讀者之所以閱讀速度更快,是因為他們對預視信息提取速度更快、利用程度更高。 1.2中央凹詞匯加工對副中央凹預視的影響及其個體差異 在中央凹詞匯加工方面,以往通常選擇詞頻來考察詞匯加工情況(Cliftonetal.,2016;Rayner,2009),這是因為影響詞匯加工難易的首要屬性是詞頻。高頻詞加工更容易、加工負荷低,而低頻詞加工更難、加工負荷高。對拼音文字閱讀的研究顯示,閱讀能力較低的讀者對低頻詞的加工時間更長,表現出更大的詞頻效應(Ashbyetal.,2005);而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對低頻詞的加工時間更短,詞頻效應更小(Kuperman&VanDyke,2011;Taylor&Perfetti,2016),說明了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對中央凹的詞匯加工效率更高。 研究者推測,閱讀能力低的讀者之所以閱讀速度慢,是因為他們對中央凹的詞匯加工耗費了更多的注意資源、加工效率更低,只有很少的注意資源可以提取副中央凹信息;而閱讀能力高的讀者之所以閱讀更快,是因為他們對中央凹詞匯的加工效率高,使得他們有更多的注意資源來提取更多和更廣的預視(Ashbyetal.,2012;Chaceetal.,2005;Rayner,1986;Veldre&Andrews,2015b)。換言之,副中央凹預視的個體差異可能只是個體中央凹詞匯加工差異的間接產物(Rayner,1986;Veldre&Andrews,2015b),這是基于“中央凹負荷假說”(FovealLoadHypothesis:讀者提取的預視會隨著中央凹加工負荷或加工難度的增大而減少,Henderson&Ferreira,1990)作出的解釋。Veldre和Andrews(2015b)檢驗了這種可能,他們考察了中央凹加工負荷(高頻:低負荷,低頻:高負荷)對高、低閱讀能力讀者提取預視類型(詞長和預視準確性)的影響。結果顯示,在首次注視和單次注視時間上,當中央凹加工負荷低時,高、低閱讀能力的讀者獲得的預視量一樣,而當中央凹加工負荷高時,閱讀能力高的讀者提取的預視量更大。相反的是,Risse(2014)的研究發現慢速讀者比快速讀者獲得的預視量更大。Risse基于詞匯平行加工的觀點(具體見1.3部分)解釋為,快速讀者的詞匯加工已達到自動化水平,對中央凹詞的注視時間在最低閾限內,沒有額外時間來預視,這種極高水平的詞匯加工效率可以彌補他們預視少的不足;慢速讀者對中央凹詞的注視需要更長時間,有更多的機會提取預視。盡管Risse沒有直接操縱中央凹負荷,但基于她的解釋可預測,在中央凹負荷高時,與快速讀者相比,慢速讀者對中央凹詞注視更長,可以提取的預視更多。綜上,關于預視的個體差異研究還沒有一致結論。 1.3副中央凹預視個體差異的理論解釋 關于預視程度的個體差異,當前閱讀眼動控制的兩大模型——E-Z讀者模型與SWIFT模型作出了不同解釋。E-Z讀者模型認為,詞匯加工是按照序列逐個進行的,注意每次只分布在一個詞上。對當前注視詞(用詞n表示)的熟悉性驗證(L1)后,眼球運動系統開始計劃下一次眼跳;詞匯通達(L2)后,且在下一次眼跳開始執行前,注意開始轉移到下一個詞n+1上,副中央凹預視開始(Reichle,2011;Reichle,Pollatsek,Fisher,&Rayner,1998)。中央凹詞匯越簡單或加工負荷越低,L1和L2就越快完成,注意轉移到詞n+1上越早,詞n+1被提取的預視越多、被跳讀的概率越大。由該模型可推測,閱讀能力高或速度快的讀者之所以獲得更多預視,是因為他們的中央凹加工更快、注意轉移到詞n+1上的時間更早。SWIFT模型假設,注意按照梯度分布在知覺廣度內的詞上,知覺廣度內的詞是平行加工的。讀者在注視當前詞n的同時,也開始加工副中央凹詞匯,只是對副中央凹詞的加工效率因視敏度下降而降低。由此推測,中央凹加工時間越長,提取的預視量越大(Engbert&Kliegl,2011;Engbert,Nuthmann,Richter,&Kliegl,2005)。閱讀能力低或慢速讀者對中央凹詞的注視長,意味著他們可以提取的預視量更大,這與E-Z讀者模型的預測正好相反。 在預視范圍的個體差異研究方面,E-Z讀者模型推測,當從詞n+1獲得足夠多的預視且足夠快地使詞n+1達到詞匯通達時,注意會轉移到詞n+2上,對詞n+2的預視開始進行(Reichle,2011;Schotteretal.,2012)。與閱讀能力低或慢速讀者相比,閱讀能力高或快速讀者對中央凹的詞匯加工更快,注意轉移到詞n+1更早,更可能達到詞n+1的詞匯通達階段,因而,預視到詞n+2的可能性更大。SWIFT模型認為中央凹加工難度或負荷調節預視范圍:中央凹加工容易或負荷越低,預視范圍越廣。由此推測,讀者閱讀能力或閱讀速度越高,中央凹加工越容易或負荷越低,預視范圍越廣。可見,兩個模型對預視范圍的個體差異的預測較一致。 1.4中文閱讀中的副中央凹預視 以上研究及相關理論關注的是拼音文字閱讀。盡管Henderson和Ferriera(1990)證明了隨著中央凹加工負荷增大,提取的預視量減小,但后續的研究沒有很好的重復該結果(Veldre&Andrews,2018;White,Rayner,&Liversedge,2005)。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拼音文字詞長變異非常大,不同研究間使用的目標詞詞長不同,在考察中央凹加工對預視程度的影響時,沒有很好地控制預視范圍。如前文所述,從時間和空間維度來看,副中央凹的信息加工涉及預視程度和預視范圍。在考察預視程度時,理想的方式是可以在限定的空間單元內最大化地操縱預視程度。相比之下,中文的詞長變異較小,約90%的常用詞是1~3字長(Li,Zang,Liversedge,&Pollatsek,2015);更重要的是,每個漢字所占空間相同,但是每個漢字視覺和詞匯復雜程度不同,這意味著在一個詞單元內呈現的副中央凹信息量更多,可能受中央凹加工影響的敏感性更大(Zhang,Liversedge,Bai,Yan,&Zang,2019)。 Zhang等人(2019)以中文閱讀為考察對象,把預視范圍控制在單個字內,結果發現,在注視時間上,中央凹詞匯加工負荷對預視量沒有調節作用。而Liu等人(2015)發現中央凹負荷對預視的調節作用發生在眼跳長度上,即在正常預視下,中央凹加工負荷越小,下一次向前眼跳越長,與E-Z讀者模型觀點一致。不過,Liu等人使用了特殊符號(※)作為無效預視,某種程度上可能破壞了正常句子閱讀。在正常句子閱讀下,Zhang等人與王永勝等人(2018)的研究證明中央凹加工負荷與預視獨立影響向前眼跳長度。另一方面,Yan(2015)考察了中央凹視覺加工負荷(低負荷:少筆畫,高負荷:多筆畫)對預視(正確或非詞預視)的影響。結果發現,中央凹視覺加工負荷對預視量具有反向調節作用:隨著中央凹視覺加工負荷變大,對預視的提取更多,支持SWIFT模型的推測,這也意味著中央凹的視覺加工與詞匯加工對預視的作用可能不同。總之,中文閱讀中關于中央凹加工負荷是否及如何調節預視量還沒有一致的結論。 對中文閱讀中的兒童讀者和漢語留學生讀者的研究發現,隨著個體閱讀能力的提高,他們的預視范圍更廣,提取的預視類型和預視量更多(Wang,Zhou,Shu,&Yan,2014;閆國利,李賽男,王亞麗,劉敏,王麗紅,2018;閆國利,王麗紅,巫金根,白學軍,2011)。中文閱讀研究者推測這是因為閱讀能力低的讀者對中央凹詞匯的加工更困難,占用了更多的注意資源,注意轉移到副中央凹詞更晚或僅有較少的注意來提取副中央凹信息(Wangetal.,2014;閆國利,熊建萍,白學軍,2008)。但是這種推測還缺少直接的證據支持。 為了探討中文閱讀中預視量的個體差異是否受中央凹加工的調節,或者中央凹負荷對預視量影響的不同研究結果是否由個體差異所致,本研究以成人讀者為考察對象,參考以往研究,以閱讀速度作為衡量閱讀能力高低的指標并篩選出快速與慢速讀者(Ashbyetal.,2005;Rayneretal.,2016),選用雙字詞作為前目標詞(中央凹詞),選用單字詞作為目標詞(副中央凹詞)。雙字詞被注視的概率很高(Zang,Fu,Bai,Yan,&Liversedge,2018),而使用單字詞可將預視空間限定在最小詞匯單元內,從而大大提高了副中央凹詞被預視的概率。目標詞的預視包括相同預視(目標詞本身)和假字預視。假字預視為基線條件,提供“零”預視,而相同預視則提供“全”預視。對比假字預視與相同預視條件下對目標詞的注視時間,即為獲得的所有預視量(Rayner,1975,2009)。研究假設:(1)如果中央凹負荷調節不同閱讀速度讀者的預視量,那么根據E-Z讀者模型,中央凹加工負荷正向調節預視量,表現為,當中央凹加工負荷低時,快速與慢速讀者的預視量沒有差異;當中央凹負荷高時,快速讀者提取的預視量大于慢速讀者;根據SWIFT模型,中央凹加工負荷反向調節預視量,即中央凹負荷低時,快速與慢速讀者的預視量沒有差異,在中央凹負荷高時,慢速讀者提取的預視量顯著大于快速讀者。(2)如果中央凹負荷不影響快速與慢速讀者的預視量,則無論中央凹加工負荷大小,快速與慢速讀者提取的預視量相同。 2方法 2.1被試 2.1.1快速與慢速讀者篩選程序 以往研究對快速與慢速的篩選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按照閱讀速度的中位數把被試分為快速組和慢速組(如,Rayneretal.,2010)。另一種是從一定數量的被試樣本中,將所有被試閱讀速度從高到低排序,從數值兩端篩選出快速與慢速讀者(如,Hawelka,Schuster,Gagl,&Hutzler,2015),這種方式可以使兩組被試的區分度較高。本研究采用第二種,具體篩選同Hawelka等人的方法,即根據3分鐘閱讀速度來篩選快速與慢速被試。具體流程為,從天津師范大學隨機選取300名母語均為漢語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被試,所有被試的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被試的任務是默讀一系列簡單易懂的句子,并對句子表達意思既快又準地作出“是”或“否”的判斷。被試在3分鐘內正確判斷句子的個數即為該被試的閱讀速度。 參考Hawelka等人(2015)的閱讀速度測試,本研究對快速與慢速篩選使用的測試材料為自編的150句常識性句子。每個句子所表達的句意,或符合常識(例如“月球繞著地球旋轉”),或違背常識(例如“大象的鼻子特別短”)。符合常識與違背常識的句子各半。句子長度為10±3個漢字。在正式測試前,另選取20名被試進行預測驗。預測驗結果表明,在限定3分鐘時間內,被試判斷句子的數量在66~132個之間,對句子判斷的平均反應時為1911ms(SD=1010ms),平均正確率為95%。 測試程序在E-prime2.0中編制,刺激以32號宋體呈現在15.6英寸的Dell筆記本電腦上。每次只呈現一個句子。每個被試單獨施測。被試距離電腦屏幕約60cm。測試前向被試呈現指導語,確保被試明確實驗任務和要求。指導語為“下面將在屏幕中呈現一系列與常識有關的句子。每次只呈現一句。在句子呈現前,請先注視屏幕中的注視點‘+’。請你既快又準地對句意的正誤進行判斷。若句意符合常識,請按‘D’鍵;若句意違背常識,請按‘J’鍵。下面開始練習。”注視點“+”每次呈現1000ms。正式測試前,有4個練習句子,以幫助被試熟悉測試程序。練習時,對被試判斷的結果提供反饋,被試正確判斷句子個數超過3個以上才可以進行正式測驗,否則重新練習。正式測試時,不提供反饋。 2.1.2快速與慢速讀者篩選結果 根據閱讀速度的測試結果,通過兩個步驟篩選快速與慢速讀者。第一步,排除句子判斷正確率低于90%的被試,或者不愿意繼續參加隨后眼動實驗的被試,共排除70人。第二步,在余下的234名被試中,根據每個被試正確判斷句子的數量由高到低排序,從該序列中選取排名最前的28人作為快速讀者;選取排名最后的28人作為慢速讀者。快速讀者的平均年齡為22±2歲,女生有20人。慢速讀者的平均年齡為22±2歲,女生有22人。 快速組與慢速組在閱讀速度測試中的結果如表1所示。結果顯示,在3分鐘內,快速讀者正確判斷句子總數顯著多于慢速讀者,F(1,27)=656.15,p<0.001,η[2]p=0.96。快速組平均判斷一個句子的時間顯著短于慢速組,F(1,27)=535.95,p<0.001,η[2]p=0.95。但是,兩組被試在正確率上沒有差異,F(1,27)=1.55,p=0.22。這些結果表明,快速組的有效閱讀速度顯著高于慢速組。 表1快速組與慢速組在句子判斷任務中的基本信息(括號內為標準差)<tableborder=1align="center"><tr><td>組別</td><td>判斷句子總數</td><td>正確判斷句子數</td><td>正確率(%)</td><td>平均反應時(ms)</td><td></tr><tr><td>快速組</td><td>130(9)</td><td>125(10)</td><td>96(2.6)</td><td>1380(94)</td><td></tr><tr><td>慢速組</td><td>73(6)</td><td>70(6)</td><td>96(2.3)</td><td>2500(244)</td><td></td></tr></table> 2.2實驗材料 本研究使用了與Zhang等人(2019)相同的實驗材料。選取雙字詞作為前目標詞(中央凹詞),操縱雙字詞的詞頻(高頻和低頻)。以往研究主要以詞頻來操縱中央凹詞匯的加工負荷(如,王永勝等,2018;Henderson&Ferriera,1990;Liuetal.,2015;Veldre&Andrews,2018;Whiteetal.,2005;Zhangetal.,2019),本研究以同樣的方式來操縱中央凹負荷。高頻詞容易被加工,意味著中央凹加工負荷低;低頻詞加工難度大,意味著中央凹加工負荷高。共有32對高頻-低頻詞對。高頻詞的詞頻顯著地高于低頻詞的詞頻,F(1,31)=21.49,p<0.001,η[2]p=0.41。二者的筆畫數沒有顯著差異,F(1,31)=0.15,p=0.70。每對高頻-低頻詞對搭配一個單字詞,并編在同一個句子框架內,共選取32個單字詞作為目標詞(副中央凹詞)。所有句子均有較高通順性,前目標詞與目標詞均為低預測,如表2所示。 表2不同中央凹加工負荷下的前目標詞與句子的基本信息(括號內為標準差)<tableborder=1align="center"><tr><td>中央凹加工負荷</td><td>詞頻(次/百萬)</td><td>筆畫數</td><td>句子通順性</td><td>前目標詞預測性(%)</td><td>目標詞預測性(%)</td><td></tr><tr><td>低負荷</td><td>242.9(295.7)</td><td>16.8(1.8)</td><td>4.0(0.3)</td><td>1.3(3.7)</td><td>2.3(4.9)</td><td></tr><tr><td>高負荷</td><td>0.4(0.3)</td><td>16.6(1.9)</td><td>3.9(0.3)</td><td>0.6(2.5)</td><td>4.5(7.7)</td><td></td></tr></table> 實驗使用邊界范式(boundaryparadigm;Rayner,1975)來操縱目標詞的預視。具體過程為,在緊鄰目標詞前設置一個隱形邊界,在眼睛越過隱形邊界前,對目標詞的預視是相同或假字預視(如圖1),當眼睛越過邊界時,預視內容變為目標詞。其中,假字與目標詞的筆畫數相互匹配。共有32組句子,每組有4種實驗條件,即中央凹低負荷-相同預視、中央凹低負荷-假字預視、中央凹高負荷-相同預視和中央凹高負荷-假字預視。根據拉丁方設計,把每組中不同條件的句子分配到4個組塊中。除了實驗句以外,每個組塊還包括6個練習句和24個填充句。每個被試只閱讀其中一個組塊的句子。另外,實驗中有46%的句子后設有閱讀理解判斷題。 圖1眼睛越過邊界前后4種實驗條件下的句子示例 注:“挑戰/誘捕”為前目標詞,“熊”為目標詞,虛線示意隱形邊界所在位置,*代表邊界前后的兩個連續注視點。 2.3實驗設計 實驗為2(閱讀組別:快速組、慢速組)×2(中央凹加工負荷:高、低)×2(副中央凹預視:相同、假字)的混合實驗設計。其中,閱讀組別為被試間變量,中央凹加工負荷和副中央凹預視為被試內變量。 2.4實驗儀器 實驗使用了加拿大SRResearch公司生產的EyeLink1000眼動儀,采樣率為1000HZ,刺激呈現屏的刷新率為150HZ。實驗材料以宋體形式在白色背景下呈現。每個漢字約占1.1°視角。 2.5實驗程序 在眼動實驗中,每個被試單獨實測。實驗前,主試引導被試坐在被試機前,告知被試將下巴放在下巴托上,在實驗中盡可能避免頭動。隨后,在被試機屏幕上呈現指導語:“下面將在屏幕中逐個呈現一些漢語句子。每次呈現一句,請你認真閱讀并理解每句話的意思。在這些句子中,有的句子后會有判斷題。請你根據原句意思進行‘是’或‘否’的判斷。手柄中的左鍵為‘是’,右鍵為‘否’。”主試確保每個被試理解實驗任務和要求后,對被試的眼睛進行三點校準。校準成功后,被試開始練習。在熟悉實驗流程后,被試進入正式實驗。正式實驗中的句子隨機呈現。被試的按鍵反應和眼動軌跡由眼動儀自動記錄。在實驗中,主試觀察被試的注視情況,在必要時會對被試眼睛進行再校準,以保證眼動儀記錄數據的精準性。整個實驗約持續20分鐘。 3結果 快速組與慢速組的閱讀理解正確率均為92%,表明兩組被試均能很好地理解句子,且沒有顯著差異,F(1,54)=0.27,p=0.61。在篩選原始眼動數據時,首先去除注視時間小于80ms或大于1200ms的注視點。然后對項目進行篩選:(1)刪除由于被試按鍵失誤或頭動導致的追蹤丟失的句子(約占總數據的0.06%);(2)針對句子整體分析,刪除各指標3個標準差以外的句子(1.20%);(3)針對前目標詞分析,刪除3個標準差之外的句子(1.23%);(4)針對目標詞分析,刪除眼睛第一次通過邊界或注視目標詞時眨眼,以及文本呈現變化發生過早或延遲的句子(14.79%),再刪除3個標準差之外的句子(0.38%)。 首先以句子為單元進行整體分析,檢驗快速組與慢速組在整體句子閱讀上的差異。具體分析指標包括時間維度上的句子總閱讀時間、平均注視時間和閱讀速度,以及空間維度上的總注視次數、向前眼跳次數、向前眼跳長度和回視眼跳次數(閆國利等,2013)。總閱讀時間反映了句子的總體加工情況,隨句子難度增大而變長。總注視次數與總閱讀時間密切關聯,一般來說,總注視次數多時,總閱讀時間也越長。平均注視時間是從整體上反映句子加工中每次注視的情況,隨句子難度增大而增長。閱讀速度綜合考慮了句子總閱讀時間與句子長度,是相對穩定且能有效反映總體閱讀情況的一個指標。向前眼跳長度主要反映了在眼跳發生前,對句子下文內容的加工情況,如果句子容易或提取的下文信息較多,那么向前眼跳會更長。向前眼跳次數與向前眼跳長度相對立,一般來說,向前眼跳次數越多,對應的向前眼跳長度越短。回視眼跳次數反映了后期句子語義整合情況,回視次數越多說明句子語義整合越困難。 之后,把前目標詞與目標詞分別作為興趣區進行局部分析(如圖2)。局部分析指標選用了第一遍閱讀過程中的常用指標(閆國利等,2013)。具體包括:(1)首次注視時間,指在第一遍閱讀中,第一次落在目標詞上的注視時間,有效反映了最早期的詞匯加工特征;(2)單次注視時間,指在第一遍閱讀中,在目標詞上有且僅有一次時的注視時間,反映了早期在一次注視中進行詞匯識別的過程;(3)凝視時間,指在第一遍閱讀中,落在目標詞上的所有注視時間之和,綜合反映了在一次或多次注視情況下的詞匯識別過程;(4)跳讀率,指在第一遍閱讀中,目標詞被跳讀的概率,反映了目標詞提前被加工的情況,容易加工的詞更容易被跳讀;(5)向前眼跳長度,這里指眼睛從前目標詞上起跳的位置到落在邊界后某位置之間的距離,能反映當前加工的難易程度,加工內容越容易,向前眼跳越長。其中,前三個指標從時間維度揭示早期詞匯識別過程,當目標詞上有且僅有一次注視時,三個指標數值相同。跳讀率和向前眼跳長度是空間維度指標,揭示下一次眼跳目標選擇情況。 圖2局部分析時對前目標詞與目標詞的興趣區劃分 數據分析是在R語言環境下(RDevelopmentCoreTeam,2018)使用lme4數據處理包(Bates,Maechler,Bolker,&Walker,2015)建立線性混合模型(LinearMixedModel)進行的。使用馬爾可夫鏈蒙特卡羅(Markov-ChainMonteCarlo)的算法得出事后分布的模型參數來作為顯著性的估計值(b),可以同時反映被試和項目中的變異(Baayen,Davidson&Bates,2008)。在運行線性混合模型前,對注視時間、注視次數、眼跳長度和閱讀速度指標進行了對數轉換。對跳讀率的分析使用了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LinearMixedModel)。在模型中,中央凹加工負荷和預視為固定因素。被試和項目被指定為交叉隨機效應,同時考慮被試和項目的隨機截距和隨機斜率(Barr,Levy,Scheepers,&Tily,2013)。 3.1整體分析 整體分析的描述結果見表3,統計檢驗結果見表4。結果顯示,閱讀組別效應在各個指標上,都非常顯著(|t|s>3.20,ps<0.01):與快速組相比,慢速組對句子的總閱讀時間更長、注視次數更多,平均注視時間更長,向前眼跳更多且距離更短,向后回視的次數更多。這些表明了慢速組的閱讀速度顯著低于快速組,說明本研究對快速與慢速讀者的篩選非常有效。 3.2局部分析 3.2.1前目標詞分析 在前目標詞上,快速組與慢速組的注視情況如表5所示。被試對前目標詞的注視概率達到84%,說明本研究選擇雙字詞作為中央凹詞非常有效地使被試對目標詞的預視發生在前目標詞上。閱讀組別主效應在首次注視時間(b=0.11,SE=0.04,t=2.67,p=0.01,95%CI=[0.03,0.20])、單次注視時間(b=0.13,SE=0.04,t=2.85,p=0.006,95%CI=[0.04,0.21])、凝視時間(b=0.30,SE=0.05,t=5.73,p<0.001,95%CI=[0.20,0.40])和向前眼跳長度(b=-0.26,SE=0.07,t=-3.58,p<0.001,95%CI=[-0.40,-0.12])指標上非常顯著:與快速組相比,慢速組對前目標詞的首次注視、單次注視和凝視時間更長,從前目標詞起跳的向前眼跳更短。 詞頻主效應也非常顯著(首次注視時間:b=0.05,SE=0.01,t=3.68,p<0.001,95%CI=[0.03,0.08];單次注視時間:b=0.05,SE=0.02,t=2.93,p=0.004,95%CI=[0.02,0.08];凝視時間:b=0.12,SE=0.02,t=4.90,p<0.001,95%CI=[0.07,0.16];向前眼跳長度:b=-0.10,SE=0.02,t=-4.16,p<0.001,95%CI=[-0.15,-0.05]):兩組被試對低頻詞的首次注視、單次注視和凝視時間均長于高頻詞,從低頻詞跳出的向前眼跳短于高頻詞。這與以往研究中獲得的詞頻效應非常一致(Cliftonetal.,2016;Rayner,2009),表明了本研究對中央凹加工負荷的操縱非常有效。 副中央凹預視的主效應在第一遍閱讀時間指標上均不顯著,即無論是相同預視還是假字預視,都不影響對前目標詞的注視(|t|s<1.15,ps>0.05),沒有發現預視類型的副中央凹-中央凹效應。預視類型顯著影響向前眼跳長度(b=-0.14,SE=0.02,t=-5.95,p<0.001,95%CI=[-0.18,-0.09]),即假字預視條件下的向前眼跳顯著短于相同預視條件。預視在向前眼跳長度上的效應反映了下一次眼跳目標選擇的情況。 閱讀組別與詞頻的交互作用在首次注視時間(b=-0.06,SE=0.03,t=-2.14,p=0.03,95%CI=[-0.12,-0.01])和單次注視時間上顯著(b=-0.12,SE=0.03,t=-3.46,p<0.001,95%CI=[-0.18,-0.05]),在凝視時間和向前眼跳長度上不顯著(|t|s<1.81,ps>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快速組有顯著的詞頻效應(首次注視時間:b=-0.09,SE=0.02,t=-4.16,p<0.001;單次注視時間:b=-0.11,SE=0.02,t=-4.77,p<0.001),快速組對高頻詞的首次注視和單次注視分別比低頻詞短24ms和29ms;而慢速組對高頻詞和低頻詞的首次注視時間(詞頻效應值為-9ms,b=-0.02,SE=0.02,t=-1.18,p=0.24)和單次注視時間(詞頻效應值為-4ms,b=0.01,SE=0.02,t=0.31,p=0.76)無顯著差異,即無論高頻詞還是低頻詞,慢速組都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加工。圖3呈現了兩組被試對高頻詞和低頻詞的單次注視時間。 圖3快速組與慢速組對高頻和低頻前目標詞的單次注視時間 注:***表示p<0.001。 閱讀組別與預視的交互作用以及詞頻與預視的交互作用在第一遍閱讀時間和向前眼跳長度上都不顯著(|b|s<0.04,|t|s<0.80,ps>0.05)。閱讀組別、詞頻和預視的三階交互作用在首次注視時間(b=-0.15,SE=0.07,t=-2.29,p=0.02,95%CI=[-0.28,-0.02])和單次注視時間(b=-0.22,SE=0.07,t=-3.02,p=0.003,95%CI=[-0.37,-0.08])上顯著,在凝視時間上邊緣顯著(b=-0.15,SE=0.09,t=-1.74,p=0.08,95%CI=[-0.32,0.02])。對首次注視和單次注視時間的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在相同預視下快速組與慢速組有類似的詞頻效應(|t|s<0.37,ps>0.05),但是在假字預視條件下,快速組與慢速組的詞頻效應有差異(|t|s>3.52,ps<0.001)。簡單簡單效應分析顯示,快速組的詞頻效應非常顯著(|t|s>4.53,ps<0.001),而慢速組的詞頻效應不顯著(|t|s<1.52,ps>0.05)。這表明,與快速組相比,慢速組對中央凹高頻詞的加工更易受假字預視的干擾。假字預視與目標詞之間的區別在于字形正字法的差異,因此,該結果實際是正字法副中央凹-中央凹效應,以往一些研究也發現了該效應(Drieghe,2011)。 3.2.2目標詞分析 快速組與慢速組在目標詞上各眼動指標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6所示。在目標詞的首次注視時間(b=0.09,SE=0.04,t=2.11,p=0.04,95%CI=[0.01,0.17])、單次注視(b=0.10,SE=0.04,t=2.35,p=0.02,95%CI=[0.02,0.18])、凝視時間(b=0.11,SE=0.04,t=2.67,p=0.01,95%CI=[0.03,0.20])和跳讀率(b=-0.78,SE=0.24,z=-3.24,p=0.001)上均有非常顯著的閱讀組別主效應:與快速組相比,慢速組對目標詞的首次注視、單次注視和凝視時間更長,對目標詞的跳讀更少。 副中央凹預視的主效應非常顯著(首次注視時間:b=0.12,SE=0.03,t=4.47,p<0.001,95%CI=[0.07,0.17];單次注視時間:b=0.16,SE=0.03,t=5.60,p<0.001,95%CI=[0.10,0.21];凝視時間:b=0.18,SE=0.03,t=6.81,p<0.001,95%CI=[0.13,0.23];跳讀率:b=-0.61,SE=0.12,z=-5.29,p<0.001,95%CI=[-0.84,-0.39]),具體表現為,與假字預視相比,在相同預視下,兩組被試對目標詞的首次注視、單次注視和凝視時間更短,跳讀更多。 中央凹負荷對目標詞的影響(即詞頻溢出效應)顯著表現在單次注視時間上,且是反向的詞頻溢出效應(b=-0.05,SE=0.03;t=-2.03,p=0.046,95%CI=[-0.10,-0.00]):高頻條件下兩組被試對目標詞的單次注視時間比低頻條件下的多10ms。在首次注視和凝視時間上則沒有發現溢出效應(|b|s<0.04,|t|s<1.45,ps>0.05)。中央凹負荷也顯著影響目標詞的跳讀率(b=-0.34,SE=0.13,z=-2.59,p=0.01,95%CI=[-0.59,-0.08]),即低負荷條件下兩組被試對目標詞的跳讀率高于高負荷條件,這與前目標詞的向前眼跳長度的結果保持一致。 更重要的是,在注視時間和跳讀率指標上,沒有出現閱讀組別、中央凹負荷與預視的三階交互作用(注視時間:|b|s<0.10,|t|s<0.99,ps>0.05;跳讀率:b=-0.69,SE=0.46,z=-1.51,p=0.13,95%CI=[-1.60,0.21]),也沒有發現其他二階交互作用(注視時間:|b|s<0.08,|t|s<1.32,ps>0.05;跳讀率:|b|s<0.33,|z|s<1.26,ps>0.05)。 表6不同條件下快速組與慢速組對目標詞的注視時間和跳讀率(括號內為標準差)<tableborder=1align="center"><tr><td>眼動指標</td><td>組別</td><td>低負荷-相同</td><td>低負荷-假字</td><td>高負荷-相同</td><td>高負荷-假字</td><td></tr><tr><td>跳讀率</td><td>快速</td><td>0.60(0.27)</td><td>0.44(0.22)</td><td>0.52(0.23)</td><td>0.45(0.25)</td><td></tr><tr><td></td><td>慢速</td><td>0.44(0.24)</td><td>0.32(0.25)</td><td>0.38(0.22)</td><td>0.23(0.28)</td><td></tr><tr><td>首次注視時間(ms)</td><td>快速</td><td>245(72)</td><td>272(53)</td><td>234(57)</td><td>269(78)</td><td></tr><tr><td></td><td>慢速</td><td>250(51)</td><td>312(65)</td><td>260(53)</td><td>292(78)</td><td></tr><tr><td>單次注視時間(ms)</td><td>快速</td><td>249(73)</td><td>286(74)</td><td>231(56)</td><td>272(78)</td><td></tr><tr><td></td><td>慢速</td><td>262(51)</td><td>315(75)</td><td>252(58)</td><td>316(76)</td><td></tr><tr><td>凝視時間(ms)</td><td>快速</td><td>252(73)</td><td>296(70)</td><td>235(61)</td><td>288(72)</td><td></tr><tr><td></td><td>慢速</td><td>267(53)</td><td>326(70)</td><td>273(80)</td><td>336(84)</td><td></td></tr></table> 3.2.3貝葉斯分析 針對目標詞上閱讀組別、中央凹負荷與預視的無交互效應,使用BayesFactor數據處理包,分別對向前眼跳長度、首次注視時間、單次注視時間、凝視時間和跳讀率進行線性混合模型的貝葉斯分析(Moreyetal.,2018)。首先計算全模型(即包含閱讀組別主效應、中央凹負荷主效應、副中央凹預視主效應和三因素的交互作用)的貝葉斯因子(BFFull),以及主效應模型的貝葉斯因子(BFMain)。通過比較兩個模型的貝葉斯因子(BF=BFFull/BFMain),可以評價閱讀組別、中央凹負荷與預視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如果BF值小于1,表示支持虛無假設,即三因素交互作用不顯著;如果BF值大于1,則支持備擇假設,即三因素交互作用顯著存在。在貝葉斯分析中,選用默認的先驗概率值0.5,蒙特卡羅迭代次數(MonteCarloiterations)為100000。對上述指標的貝葉斯分析結果顯示,BF均小于1(向前眼跳長度:BF=0.12;首次注視時間:BF=0.36;單次注視時間:BF=0.18;凝視時間:BF=0.17;跳讀率:BF=0.28),支持了虛無假設。進一步使用不同先驗概率值(即0.2、0.3、0.4、0.5、0.6、0.7和0.8)進行的敏感性分析結果也支持虛無假設(BFs<0.75)。 4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了快速與慢速讀者的副中央凹預視的差異及其如何受中央凹加工負荷的調節。研究結果顯示,在閱讀理解正確率相同時,快速與慢速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整體差異表現在,快速讀者比慢速讀者的總句子閱讀時間更短,平均每次注視更短,注視次數更少,向前眼跳更長,閱讀速度更快,與以往研究(Rayneretal.,2010;Risse,2014)保持一致。一方面,這說明快速讀者比慢速讀者的閱讀效率更高,另一方面,這顯示了本研究對快速讀者與慢速讀者的篩選方法非常有效。下面分別探討快速讀者與慢速讀者的中央凹加工與副中央凹加工。 4.1快速與慢速讀者的中央凹詞匯加工 對前目標詞的第一遍閱讀時間的分析顯示,閱讀組別主效應非常顯著,快速讀者對中央凹詞的加工時間明顯短于慢速讀者,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Ashbyetal.,2005;Kuperman&VanDyke,2011;Taylor&Perfetti,2016),說明快速讀者整體的詞匯加工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在首次注視和單次注視時間上,快速讀者表現出非常顯著的詞頻效應,他們對高頻詞的注視顯著地短于低頻詞;而慢速讀者則沒有表現出詞頻效應,他們對高頻詞與低頻詞的加工一樣,都需要較長的注視時間。也就是說,快速讀者對高頻詞的加工效率比慢速讀者高。在凝視時間上,慢速讀者與快速讀者一樣有非常顯著的詞頻效應。這些結果表明,與拼音文字閱讀研究結果相似,中文閱讀中的快速與慢速讀者的詞匯加工不僅表現在“度”上,還體現在“質”上(Ashbyetal.,2005)。但是兩類文字閱讀中的詞匯加工個體差異模式不同。在中文閱讀詞匯加工的非常早期階段,快速讀者一旦開始注視,詞頻信息就被激活,并開始作用于他們的詞匯加工過程;而慢速讀者對詞頻信息的利用相對較晚。在拼音文字閱讀中,與閱讀能力低的讀者相比,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對低頻詞的加工效率更高(Ashbyetal.,2005;Taylor&Perfetti,2016)。 造成本研究詞頻效應的個體差異模式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不同研究間篩選被試的標準有差異。Ashby等人(2005)從44名被試中劃分了一般熟練和高熟練被試兩組,Taylor和Perfetti則把35名被試的閱讀分數作為連續變量考察不同閱讀能力讀者的詞匯加工情況。相比而言,本研究從較大的樣本范圍(有效被試234名)中篩選了快速與慢速兩組被試,被試的區分度相對較高,可能使本研究選取的慢速讀者的閱讀水平比以往研究的更低,從而表現出對高頻詞的早期加工更困難,與低頻詞的注視時間一樣長。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與快速讀者相比,慢速讀者在加工詞匯時對語境的依賴更大(Ashbyetal.,2005)。本研究選取的前目標詞在句子語境中均為低預測,這意味著兩組被試無法利用語境信息進行詞匯加工。這可能會導致,在詞匯加工早期,對慢速讀者來說,無論中央凹詞頻是高或是低,詞匯加工都非常困難;而對快速讀者來說,只是當中央凹詞為低頻時,才出現加工困難。此外,中文獨特的書寫方式(例如,漢字間排列緊密,缺少明確的詞邊界信息,單位空間內信息分布密集)也可能決定了不同閱讀速度的中文讀者對詞匯加工的模式或策略不同于拼音文字讀者(Liversedgeetal.,2016;Zangetal.,2016)。日后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上述的可能原因。 4.2快速與慢速讀者的副中央凹預視 在第一遍閱讀中,前目標詞被注視的概率達到84%,這說明本研究對前目標詞的選取是有效的,在較大程度上保證了對副中央凹詞的預視發生在中央凹詞上。對目標詞的分析顯示,快速與慢速讀者都能從有效的副中央凹預視中提取信息,而且提取的信息量沒有顯著差異。盡管慢速讀者對中央凹詞的加工更慢,特別是對高頻詞的早期加工更慢,但是這沒有影響他們提取與快速讀者相同的預視量。事實上,本研究也沒有發現中央凹負荷對預視的顯著調節作用,與一些拼音文字閱讀研究結果類似(Drieghe,Rayner,&Pollatsek,2005;Marx,Hawelka,Schuster,&Hutzler,2017;Vasilev,Slattery,Kirkby,&Angele,2018;Veldre&Andrews,2018;Zhangetal.,2019)。 與以往大多數研究類似,本研究也使用詞頻來衡量中央凹詞匯加工負荷。在中文閱讀研究中,不同研究間選取的高頻和低頻范圍不同,例如,Liu等人(2015)選用的高頻為120.5次/百萬,低頻為2.17次/百萬;王永勝等人(2018)選用的高頻為405.08次/百萬,低頻為7.64次/百萬;本研究選用的高頻為242.9次/百萬,低頻為0.4次/百萬。盡管如此,本研究與Liu等人和王永勝等人一樣,在注視時間上沒有發現中央凹負荷與預視的顯著交互作用。這說明不同范圍的中央凹負荷對中央凹負荷效應造成影響的可能性很小。 如前所述,詞長可能會影響中央凹負荷對預視的作用。Veldre和Andrews(2015b)的研究證明,與閱讀能力低的讀者相比,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可以充分利用副中央凹詞長信息來提取更多的預視,說明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對副中央凹詞的視覺空間信息加工更占優勢。而且,知覺廣度的研究結果顯示,閱讀能力高的讀者可以提取的預視范圍更廣、預視量更大(Rayneretal.,2010;Veldre&Andrews,2014)。結合以上兩個證據可推測,快速與慢速讀者的預視差異可能只發生在預視空間維度上,并可能會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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