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的穩定性與可變性：基于認知神經科學的視角

/價值觀的穩定性與可變性：基于認知神經科學的視角【摘要】價值觀的穩定性和可變性一直是該領域爭論的焦點所在。近些年來，研究者開始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探討導致價值觀穩定性差異的機制問題。已有的神經反應證據表明，當某種價值觀是基于道義主義的絕對規則來進行認知建構的，或與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一致性時，其更傾向于保持穩定的狀態；若非如此，便可能會在外界影響(如他人勸說)下發生重要程度上的改變。未來需要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認識價值觀穩定性與可變性關系的認知神經加工模型，并探索價值觀長效改變背后的認知神經機制，以促進理論研究在價值觀教育中的實踐和應用。【關鍵詞】價值觀；穩定性；可變性；認知神經機制 1引言 價值觀是人們判斷是非、善惡、得失的信念系統，它不但引導著我們追尋自己的理想，還決定每個人在生活中的各種選擇(黃希庭，2014)。心理學領域對價值觀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在其心理結構、加工過程、作用功能及測量工具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在相關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推進(黃希庭，鄭涌，2005)。價值觀一般被研究者認為是相對穩定的心理結構(Rokeach，1973)，很多學者認為價值觀一旦形成，只能在已有的價值觀結構內發生微調(Lubinskietal.，1996；Schwartz&Rubel，2005)。然而，不論是從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驗，還是從已有的研究結果(Rokeach，1973；Sheldon，2005)來看，都表明人們某些價值觀可以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關于價值觀的穩定性和可變性的問題，長期以來都是相關研究者爭論的焦點所在。 關于價值觀穩定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在Schwartz的價值觀理論框架下，借助于相應的價值觀量表[如Schwartz價值觀調查表(SchwartzValueSurvey，SVS，Schwartz，1992)，Schwartz肖像價值觀問卷(ThePortraitValuesQuestionnaire，PVQ，Schwartzetal.，2001)]，從縱向研究視角揭示價值觀跨時間和跨情境的穩定性趨勢及其影響因素，并發現個體在很多價值觀的重要性排序上基本可以保持穩定(Milfontetal.，2016；Sundberg，2016)；其二是關注價值觀中最穩定的成分，如保護性價值觀(protectedvalues)(指拒絕進行功利交易的價值理念)(Gibsonetal.，2016)，并探討其在面對利益誘惑或社會影響時是如何對抗沖擊的(Atran&Ginges，2015)。總的來說，前人大量研究表明，人們的價值觀重要等級排序在總體上可以保持穩定，且某些價值觀可以有效抵御外界環境信息帶來的沖擊，具有絕對穩定的心理特性。 然而，也有很多的研究結果發現，某些價值觀在一定的情境或人為操作影響下是可以發生改變的。Bardi和Goodwin(2011)將價值觀改變界定為某種價值觀的重要程度發生變化，并總結出了5種導致價值觀改變的方法，它們分別為啟動(priming)[e.g.雙文化背景下的被試會根據文化線索表現出相應的價值觀念(Gardneretal.，1999)，如接受個人成就的信息后會啟動個人主義價值觀，接受家庭責任的信息后會啟動集體主義價值觀等]、適應(adaptation)[如移民的價值觀會漸漸向居住地趨同，而慢慢遠離其出生地的價值觀(Lnnqvistetal.，2013；Rudnev，2014)]、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如為人父母的身份帶來的價值觀的轉變，常常會使新生兒父母更為強調保守價值觀的重要性(Lnnqvistetal.，2018)]、自我一致性維持(consistencymaintenance)[如先改變個體的行為，然后讓個體自己調整價值理念來解釋已作出的行為(Grant&Sagiv，2009)]和勸說(persuasion)[如提供給青少年相關勸說事實后，其刺激、自我定向以及普世主義價值觀的重要性明顯提升，而安全、遵從等價值觀的重要性降低了(Dring&Hillbrink，2015)]。 綜上所述，過往研究證據表明，人們所持有的價值觀既具有相對穩定的心理結構，又能在一定的情境發生改變。這也就意味著，單獨討論價值觀是具有穩定性還是可變性均有失偏頗，而更應該將價值觀視為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黃希庭，2014)：在不斷地與環境信息發生交互作用過程中，某些價值觀更傾向于維持穩定，而某些價值觀則更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發生改變。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從現象層面來揭示和描述價值觀維持穩定或發生改變的趨勢，少有對其背后機制的探討，也未有研究者嘗試解析和統合關于穩定性或可變性之間的爭論。近些年來，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興起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技術的發展，揭示價值觀的心理加工過程及認知神經機制問題成為了可能，這也為理解價值觀的穩定性和可變性問題提供了更為直觀的分析視角和依據。有鑒于此，本研究將在梳理和總結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相關研究基礎上，圍繞“某些價值觀如何維持穩定”和“某些價值觀如何發生改變”這兩個問題展開論述，并試圖從神經加工機制層面統合價值觀穩定性和可變性的爭論，最后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展望，以期對今后該領域的研究提供理論參考。 2價值觀何以維持穩定 保護性價值觀往往被視為價值觀系統中最為穩定的部分，對其認知神經加工模式的探討有助于了解某些價值觀得以維持穩定的原因。因此，本文接下來將以保護性價值觀為典型代表，分別從認知建構方式及與自我概念的關系兩個方面來論述其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的認知神經作用模式。 2.1基于道義原則的認知建構方式 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系列抽象的觀念表征(黃希庭，2014)和社會規則的集合(Zahnetal.，2007)。人們對價值觀念的加工方式基于兩種：道義原則(deontological)和功利原則(utilitarian)。前者更注重對事件行為性質而非結果的判斷(Baron，2009)，且只有絕對正確或錯誤的二元性區分，與道德直覺(moralintuition)相似；而后者是在效用框架下進行的，往往在利弊權衡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做出決策。而很多研究發現，保護性價值觀正是采用了道義原則而非功利原則的認知建構方式。例如，Berns等人(2012)發現，相比于非保護性的價值觀，被試對保護性價值觀的加工主要使用顳頂聯合區(temporo-parietaljunction，TPJ)和腹外側前額葉(ventrolateralprefrontalcortex，vlPFC)這兩個腦區，而在前人研究中它們分別與對信念的道德判斷(Youngetal.，2010)及語義規則的提取與加工有關(Sharotetal.，2012)。與之相對的是，對非保護性價值觀的加工更多地激活了頂下小葉(inferiorparietallobules，IPL)，這一腦區在之前研究中主要參與了功利主義的價值計算與決策過程(Bhanjietal.，2010；Kable，&Glimcher，2009)。這表明，對于保護性價值觀的加工人們可能采用了絕對規則的方式，而并非權衡利弊再進行判斷。在此基礎上，Hamid等人(2019)招募了虔誠軍(Lashkar-e-Toiba，南亞地區最為活躍的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支持者來考察保護性價值觀是如何在信念系統中占據核心位置的，結果發現相比于非保護性的價值觀，當要求被試報告自己為保護性價值觀而獻身的意愿時，其背外側前額葉的(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IPFC)活動有了更顯著的減弱。其中，背外側前額葉往往被認為參與到了認知控制和反應抑制加工(Carter&vanVeen，2007)，這可能說明人們在表征保護性價值觀時較少地進行權衡和思量，而更多地依賴一種“對vs錯”的道義論式的自動加工模式。 基于道義原則的規則建構方式可以使得保護性價值觀在面對社會從眾壓力或利益誘惑時保持極大的穩定性。例如，在Pincus等人(2014)的研究中，首先讓被試在一些價值觀陳述中表達其認同程度，隨后向其呈現有多少人不同意他們的價值觀，以通過同輩影響來考察被試是如何在社會壓力下堅持自己價值選擇的。腦成像研究結果發現，若呈現刺激是個體的保護性價值觀，他們在同輩壓力影響下堅持自己價值觀時腹外側前額葉的活動有明顯的增強。腹外側前額葉往往被認為與語義規則的提取有關(Sharotetal.，2012)，這可能表明此時個體是依賴于道義原則來對抗社會影響的即呈現的保護性價值觀于他們而言是絕對正確的理念，不容置疑。同樣，Dogan等人(2016)探討了個體是如何在金錢誘惑面前堅守自己的誠信價值觀的。他們要求被試扮演CEO的角色，并在誠實報告公司收入或虛報公司收入以獲得個人財富提升之間進行選擇。研究結果表明，更加看重誠信價值觀的個體在面對經濟誘惑時，背外側前額葉和額下回(inferiorfrontalisgyrus，IFG)的激活程度也更強。由于額下回在之前的研究中多與語義規則的表征有關(Souzaetal.，2009)，而背外側前額葉主要參與到了認知控制及反應抑制過程(Carter&vanVeen，2007)，因此Dogan等人(2016)的結果可以解釋為，那些特別看重誠信價值觀的個體可能通過提取絕對性的規則表征并進行認知控制來抑制金錢的誘惑，從而使得他們可以一直堅持誠信的原則。 綜上所述，保護性價值觀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與其基于道義原則的認知建構方式有很大關系，這使得保護性價值觀的原則性非常強，可以有效抵御外界環境影響的沖擊。 2.2與自我概念在表征上的一致性 近些年來關于保護性價值觀認知神經機制的研究還發現，這類價值觀往往與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在Brosch等人(2012)的研究中，要求被試完成兩種任務：思考某種價值理念對自己來說有多重要(價值觀判斷)或自己有多喜歡某種行為(經濟價值判斷)。腦成像研究結果表明，相比于經濟價值判斷，對價值觀的判斷會激活內側前額葉(medialprefrontalcortex，mPFC)這一與自我相關信息加工密切相關的腦區。另外，對價值觀重要性的評價還與楔前葉(precuneus)的激活程度有關，而楔前葉一般被認為參與了與自我有關的情節記憶和自我反思過程(Fransson&Marrelec，2008)。該結果初步說明，重要的價值觀在表征上與自我概念存在重合性。更進一步的證據來自于Kaplan等人(2016)的研究，他們使用具有生態效度的實驗材料(在網上篩選出的代表不同價值取向的故事)來考察保護性價值觀和一般價值觀在神經表征上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被試在理解保護性價值觀時相比于非保護性價值觀更多地激活了大腦的后內側皮質(posteriormedialcortices，PMC)[包括楔前葉和后扣帶回(posteriorcingulate)]，顳頂聯合區以及內側前額葉等腦區，這些腦區在之前的研究中都被發現與自傳體記憶及自我信息加工密切相關(Araujoetal.，2014)，從而進一步表明保護性價值觀在進行加工時需要自我加工系統的參與，即與自我概念在認知表征上存在高度一致性。 從自我的功能來看，保護性價值觀與自我表征之間的緊密聯系可能是維持其穩定性的一種重要策略。自我位于整個人格系統的核心位置，個體的認知、情感、動機和意志行為都要在自我的統合下發揮作用(郭永玉，2018)，人們對與自我有關的信息總會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偏好(Falk&Scholz，2018)，這就使得被納入到自我概念中的價值觀更容易得到個體的重視。例如，Verplanken和Holland(2002)的研究便發現，價值觀對行為的影響與其自我內化的程度有關，只有經歷了自我認同的價值觀對個體而言才是重要的，并能對相關行為產生直接影響。隨后的行為研究也證實，當將價值觀內化到自我系統，啟動并突出自我時，價值觀對相應行為的預測作用顯著增強(Ehret，2019；Tao&Au，2014)。Pretus等人(2019)所進行的腦成像研究結果也表明，被試表達自己為了某種價值觀戰斗或赴死的意愿越高，其腹內側前額葉的活動水平越強。其中，腹內側前額葉(ventromedialprefrontalcortex，vmPFC)在之前的研究中既與決策過程里的主觀價值賦值有關(Bartraetal.，2013)，又涉及到自我相關的信息加工過程(楊帥等，2012)，而背外側前額皮層與協商推理及整合成本效益計算相關。該研究結果從神經加工的角度表明，可能正是由于對某種價值理念經歷了自我內化過程，個體才會對其主觀賦予最高價值，這使得人們在加工這種價值觀時較少地去進行認知權衡，繼而把它當成一種難以撼動的理念。而反過來說，當某種價值觀被納入到自我概念中時，便會成為其身份認同的一部分(Hitlin，2003)，改變這種價值觀便意味著自我圖式發生改變，其心理成本是巨大的，可能會引發個體的認知失調(Grant&Sagiv，2009)，這也可能是保護性價值觀難以發生改變的原因之一。 2.3小結 通過對保護性價值觀腦成像研究的分析與回顧，可以總結出某些價值觀能夠維持穩定的心理作用模式。首先，保護性價值觀是基于道義原則的方式進行認知建構的，這就使得相關的價值信念成為一種不可更改的“絕對真理”，在面對沖擊時可以繞開利益權衡和邏輯推理過程，因而非常穩定。其次，保護性價值觀與自我概念系統在表征上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從而使得被納入到自我系統中的價值觀有更強的動機維持其與自我的一致性，并被主觀賦予了最高價值，這可能更增加了其穩定性。以上作用模式為理解價值觀的穩定性提供了認知神經加工層面的視角和證據，同時也暗示著價值觀發生改變的可能路徑：如果某種價值觀不是以一種“絕對”規則的方式進行建構的，或者未被納入到自我概念之中，是否意味著該價值觀更容易發生改變呢？在本文接下來的部分，將對此問題進行闡述。 3價值觀何以發生改變 雖然很多方法均被證明可以有效地改變個體原本持有的價值理念，但目前認知神經領域的實驗研究基本集中在勸說領域，即通過勸說使個體提升對新價值理念的重視程度或放棄對固有價值觀的堅持。有鑒于此，本文接下來將以勸說如何使某些價值觀發生改變為代表，對其背后的認知加工模式進行論述。 3.1價值規則的利益權衡與認知重評 如前文所述，保護性價值觀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與其基于道義原則的認知建構方式有很大關系，這就使得相關的價值觀成為一種絕對性的規則，因而很難發生改變。然而，并非所有的價值觀都是以道義原則的方式進行建構的。功利原則是另一種建構價值規則的方式，意指當個體在多種價值沖突中進行選擇時，會計算每種傾向的預期收益并進行比較，以做出最能使個體適應環境的決策(Brosch&Sander，2013)。勸說能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內在邏輯便是向個體說明新觀念的優勢或舊有理念的不足，以使個體進行價值權衡，并做出最優化的決策和改變(Falk&Scholz，2018)。而相關的腦成像研究表明，在勸說過程中，伴隨著對新價值理念的接受，負責價值評估和計算的腦區的確有顯著的激活。例如，在Cooper等人(2017)的研究中發現，當勸說久坐人群改變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接受健康生活理念時，他們價值計算系統的功能連接強度與在實驗后久坐行為是否發生實質性改變有關：腹內側前額葉和腹側紋狀體(ventralstriatum，VS)在“增加身體活動”的健康觀念的刺激下激活及連接水平越強，隨后久坐的時間縮減幅度越大。在前人研究中，腹內側前額葉和腹側紋狀體在對初級價值信息(如食物、性)和次級價值信息(如金錢)如何最大化的功利計算(Bartraetal.，2013；McNameeetal.，2013)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Cooper等人(2017)認為健康生活的觀念可能會使某些久坐個體意識到健康的好處，在大腦中進行權衡，進而根據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更改自己原有的生活理念。同樣，關于吸煙者的研究也發現，當向他們呈現吸煙有害的負面信息后，腹內側前額葉和腹側紋狀體有更強連接的個體更有可能改變其吸煙行為(Falk&Scholz，2018)。 另外，研究者一般認為，價值觀在建構過程中存在不經思考的認知成分，人們甚至難以為自己的價值觀提供有力的論據，僅僅將其當成是需要遵守的社會規則(陳瑩，鄭涌，2010)。因此，當價值觀不是以基于道義原則的“絕對真理”形式進行認知構建時，通過有邏輯性的勸說便有可能使個體認識到原有價值觀的不合理之處，進而改變自己固有的價值觀結構，即發生了價值規則的認知重評過程(Bardi&Goodwin，2011)。Yomogida等人(2017)從神經加工層面對上述認知重評過程進行了探討，他們記錄了被試對一系列價值觀(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打電話”)或知識信念(如“糖對身體有害”)的認同程度，然后對其進行四種勸說任務：價值觀贊同/反對及知識信念贊同/反對。在勸說任務完成后，再次要求被試對剛才呈現的價值觀和知識信念的贊同程度進行評定，以了解其價值觀及知識信念發生改變的程度。結果發現，價值觀認同程度的改變相比于知識信念的改變更多的激活了被試顳極(temporalpole)和背內側前額葉等腦區，而這些腦區在加工社會信息(如與他人的交流和推斷他人心理狀態)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Marsetal.，2012)，說明價值觀改變可能伴隨著一系列觀念判斷和決策過程。另外，該研究還發現個體對某種價值觀反對程度的提高會伴隨著左側顳中回(middletemporalgyrus，MTG)活動的增強，結合前人相關研究結果(Buhleetal.，2014；Weietal.，2012)可以推知在這個過程中可能發生了推理和認知重評等心理活動。通過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個體在接受勸說信息后，對相關信息進行了判斷、推理及決策等一系列認知加工過程，某些固有的價值觀在這種評估過程中可能被判斷為不再合理，因此發生了認知解構，進而導致認可程度下降。能夠將某種價值觀置于理性范疇內進行反思和重評，是價值觀能夠改變的必要因素。這也就意味著，能夠發生改變的價值觀是“相對真理”，而并非是基于道義原則的絕對規則進行建構的。 3.2提升與自我概念的關聯程度 基于前文所述可知，當某種價值觀被納入到自我概念中時，對其認可和重視的程度會明顯提升，而這也可能是保護性價值觀維持自身穩定性的一種重要途徑。然而，并非所有的價值觀都會經歷自我認同的過程，而被排斥到自我概念之外的價值觀在重要程度上也相對較弱。那么，如果通過勸說提升原本在自我認同之外的價值觀與自我概念的關聯程度，是否有助于增加其重要性，繼而改變個體與之一致的行為呢？ 由于通過直接勸說的方式來強行使個體接受某種原本不認同的價值觀會帶來自我威脅(selfthreat)，很多研究者往往再結合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的方法，即通過肯定自我的整體性和價值來抵御這種威脅(Sherman&Hartson，2011；Wakslak&Trope，2009；何垚，黃希庭，2012)，以此來幫助相應的價值觀與自我概念更為順暢地進行連接。借助于這種方法，很多研究在開始在教育和健康領域進行價值觀和行為改變的實踐應用(Eptonetal.，2015；Sweeney&Moyer，2015)。最近，Falk等人(2015)在神經反應層面對上述過程進行了探討。他們召集了傾向于久坐的被試(不重視健康生活理念)參加實驗，并將其分為了實驗組和控制組，并要求實驗組的被試進行自我肯定練習(即反思自己最看重的價值觀)。在實驗中，給兩組呈現強調身體健康重要性和久坐威脅身體健康的勸說信息，并記錄他們的神經活動及隨后固有行為是否發生改變。結果發現，相比于沒有經過自我肯定訓練的控制組被試，實驗組被試的久坐頻率有了明顯的下降，且下降的程度與其腹內側前額葉的活動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其中，腹內側前額葉是價值計算及自我相關信息思考的交匯區域(Bartraetal.，2013；Levy&Glimcher，2012)，這一腦區的激活表明在上述過程中可能發生了“自我價值整合(self-valueintegration)”過程，即通過勸說將相關理念整合進個體的自我概念之中(Vezichetal.，2017)。總之，Falk等人(2015)認為上述結果表明，經過了自我肯定過程后，健康價值理念變得更加與自我相關，從而推進了這一理念與自我概念的融入，使得被試接受相關的生活方式。這進一步說明，當通過勸說使個體將原本不重視的某種價值觀納入到自我系統中后，人們對該價值觀的重視和認同水平會顯著提升，因此可以視為一種改變固有價值觀結構的有效方式。 3.3小結 勸說是目前在實驗室情境下改變個體固有價值觀最常用的方法，通過對相關認知神經研究的總結和梳理，可以初步歸納出勸說導致價值觀改變的作用原理：首先，當被勸說的價值理念不是基于道義原則的方式進行建構時(如健康生活理念對大部分人來說都不是原則性的價值觀)，經過勸說可以使個體在利弊框架下思考問題并做出最優選擇，進而提升該價值觀的重要性；其次，某些價值觀在經過勸說后會發生認知解構過程，使得其存在的合理性下降，進而可能放棄對原有價值觀重要性的堅持；最后，當通過勸說將某種價值觀納入到自我概念后，個體會提升對這種價值觀的認同程度，該價值觀的重要性及對行為的驅動作用也會隨之提升。 4如何從認知神經加工的視角認識價值觀穩定性與可變性的關系 綜上所述，價值觀的穩定性和可變性并非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更應該在一個整體的系統中討論為何有些價值觀更傾向于保持穩定，而有些價值觀更容易在外界影響下發生改變。而當從系統的觀點認識價值觀問題時，很多研究者往往認為其具有等級結構(hierarchies)特性(Broschetal.，2011；Ehret，2019；Schwartz，2012)，即個體所持有的價值觀并非具有同等重要程度：越是位于系統核心層級的價值觀，其重要性及認同程度越高，而不同重要等級的價值觀在認知加工模式上也存在差異。因此，在此理論框架下，結合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新近研究證據，本文初步概括出了解釋價值觀穩定性和可變性的認知神經加工模型(見圖1)，具體內容如下。 圖1價值觀穩定性和可變性的認知神經加工模型 首先，人們的價值觀系統是具有等級結構特性的，不同等級的價值觀在神經結構上存在差異。從已有的研究結果來看，對個體而言最重要的價值觀，如保護性價值觀，在大腦中是以一種基于道義原則的絕對規則方式進行表征的，涉及的腦區包括顳頂聯合區(TPJ)、腹外側前額葉(vlPFC)和額下回(IFG)等。另外，保護性價值觀在神經結構上還與人們的自我加工系統緊密相關，涉及的腦區主要有內側前額葉(mPFC)，楔前葉(precuneus)和腹內側前額葉(vmPFC)等。隨著價值觀重要等級的降低，一般性的價值觀可能僅僅是一系列社會理念和規則的集合，此時人們需要調動大腦中與抽象的概念性知識表征有關的腦區，如前顳葉(anteriortemporallobe，aTL)(Ducetal.，2013；Zahnetal.，2009)，對其進行表征。其次，由于不同等級價值觀神經結構上的不同，它們在穩定性上也有所差異，這表現為如何對抗外在信息的沖擊方面。具體而言，保護性價值觀基于道義原則的規則表征方式使其具有絕對正確性，這使得其難以其他價值理念所置換；經歷了自我內化過程，保護性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個體的最高價值，這使其被主觀賦予了極高的價值，也使外在的價值評價很難與其相抗衡。相反，對于一般的價值觀而言，其神經結構使得它們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從已有的實驗干預研究來看可以分為以下三種：其一，通過勸說發生認知解構和規則重組，主要涉及顳頂聯合區(TPJ)、被內側前額葉(dmPFC)和顳中回(MTG)等一系列與判斷、推理及決策有關的腦區，繼而使得固有價值觀的重要程度下降；其二，當通過勸說使個體在舊有觀念和新的選擇中進行利弊權衡時[主要激活頂下小葉(IPL)、背外側前額葉(dlPFC)等腦區]，他們可能遵照功利主義的利益最大化原則接受勸說信息[主要激活腹內側前額葉(vmPFC)、腹側紋狀體(VM)等腦區]，從而放棄對固有價值觀念的堅持(即固有價值觀的重要性降低)；第三，通過自我肯定等方式可以通過激活腹內側前額葉(vmPFC)發生自我價值整合，使原本不在自我概念范疇中的價值觀納入到自我概念系統中，繼而增加其重要性和穩定性。綜上所述，個體的價值觀越是傾向于以絕對規則和自我內化方式進行構建的，其穩定性越高；越是背離以上神經構建方式，其重要性越低，也就越具有可變性。 然而，以上模型僅僅是基于已有研究結果基礎上提出的，考慮到目前這方面的研究證據還不夠豐富，而其中又有很多基于假設和推測的，未來研究還需要將更多的價值觀類型及影響因素整合入該模型中，不斷進行豐富和修正，進一步提升該模型的解釋力度。 5總結與展望 價值觀是個體社會化過程的核心構念(李林，黃希庭，2013)。穩定存在的價值觀為人們的目標達成提供持續的動力，而改變和糾正個體不恰當的理念和行為方式是教育和社會媒體的重要工作。因此，揭示價值觀穩定性與可變性之間的關系，并探尋其中的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雖然目前方興未艾的腦機制研究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證據，但該領域的研究總體上來說可謂是剛剛起步，仍存在很多局限與不足，未來研究可以在如下方面做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需要明確不同重要等級價值觀神經表征的形成機制問題。從已有研究結果來看，價值觀系統具有等級結構特性，不同重要等級價值觀在穩定性和可變性上的表現不同。那么，價值觀系統的這種等級結構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尚沒有明確的回答，可能要追溯到價值觀的形成過程(Boer&Boehnke，2015)。例如，在個體童年時由父母垂直傳遞的價值觀或宗教信徒強烈認同的宗教團體宣傳的價值理念多含有“必須”的絕對性成分，且與自我身份認同緊密相關。而這種根植于人們內心深處的行為準則可能構成了核心層級價值觀的最初成分，在穩定性上必然有別于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般價值觀，但兩者是否存在不同的形成路徑仍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察。再如，從已有研究證據來看，絕對穩定的價值觀相比于容易改變的價值觀在規則建構方式和自我內化程度上均有所差異，但這種差異是如何在大腦的神經網絡中進行分布和交互作用的，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對應的關系，這種對應關系是否在不同重要等級價值觀形成過程中有所貢獻？以上種種問題，目前的理論框架和研究結果均無法給出較為準確的回答，需要今后使用更加精細化的研究設計和技術手段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其次，應該擴展關于價值觀穩定性及可變性的研究范圍。從當前的研究來看，關于價值觀如何維持穩定狀態的，基本只局限于對保護性價值觀的探討；而對于價值觀改變的神經活動問題，大部分研究都是通過勸說來進行操作的。因為研究范圍相對較小，從目前的研究結果只能大致勾勒出價值觀系統如何維持穩定或發生改變的認知加工機制特點，難以窺見其整體的作用模式。例如，在實驗室情境下使價值觀發生改變的途徑還有很多，不僅僅限于勸說(Arielietal.，2014；Bardi&G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