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案第十六講-文明新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1第十六講文明新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授課題目教學目的通過本講內容的學習，了解當今世界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體理念的提出、意義及中國實踐；理解和掌握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的內在關聯邏輯。教學重點教學難點重點：當代世界所面臨的全球性治理危機及中西治理的不同。的內在關聯邏輯。1、教學活動的導入2、理論講授(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感染力，提高教(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3、學生課堂討論的疑難問題給予解答、分析和總結，進而引導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2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國際局勢，改革已是大勢所趨。逐步形成西方所謂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以所謂“普世文與帝國之間的"互嵌式建構"過程。國、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秩序。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各交戰國形成了基督教文明內部相互承認主權的法理體系。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過一系列殖民戰爭，一度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知識和制度樣本。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打破了歐洲均勢，以法國思想3斷涌現。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2022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按現價美元計算，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為42.55%,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占比為58.26%,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2010年以來，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總量和發展質量上進一步接近美國，實現了十幾億人口規模的全面小康，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際社會的西方霸權秩序日益衰落，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實行所謂的“脫鉤斷鏈”“去風險化”,全球治理面臨文明和歷史邏輯層面的重要區別，展現出了不同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4可靠代表和受托人。西方的選舉受到資本和輿從民主治理看，中國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民主過程各要素、各環節的充分理性溝通，最廣泛地反映民意，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包含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在內的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始終面向人民的公共意志，真正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西方實行票決民主，選民意愿和利益在選舉之外被隔離和消聲，民主變理人游戲。當代西方社會還出現了顯著的選舉疲勞癥、低投弱勢群體與分散群體的政治疏離感和失敗感不斷增加。從法治實踐看，中國實行依法治國，探索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融貫，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一致，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推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注重法律系統與政治、道德、社會諸系統的倫理協調與功能互濟，追求整體化的治理效果和人民的認同。西方實行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法治運行高度形式化，法律制度越來越復雜，律師集團越來越龐大，訴訟成本越來越高昂，普通民眾與司法正義的距離越來越遙遠。西方的法治與司法甚至成為西方霸權濫施“長臂管轄”的制度幫兇，出現了雙重標準現象和法治公信力從社會治理看，中國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繼承發展了"家國同構"傳統，西方民族國家以原子化的市民社會為結構特征。因此，中國社會更為妥善地平衡個性發展與集體團結，更加重視合作協同；西方民族國家極端推崇個人至上，更加強調獨立競爭。中國社會始終重視責任倫理；西方民族國家片面強調個人權利。中國社會更加強調族群多元基礎上的社會有機整合；西方民族國家更加傾向市民社會與國從宗教治理看，中華文明早就形成了禮樂文化和世俗秩序。中國歷史上實行政主教從、多元通和，宗教中國化成為宗教治理的主導趨勢，不同信仰的族群得以和平共處、和諧共生，從未發生過真正意義西方文明則從古希臘哲學走向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在羅馬帝國崩潰基礎上催生了基督教的一神體系及其無所不包的教義規范與教會組織體系，造5成西方政教關系的數千年沖突以及不同教派間的政治沖突，甚至頻頻訴諸戰爭手段。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不接受霸權也不輸出霸權。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竭力維護基于霸權規則的國際秩序，頑固維護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遏制和打壓多邊主義和文明多樣性，對人類和平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成挑戰。中華民族共同體經歷了從多民族區域性統一到多民族全國性統一這種從“分”到"合”的歷史進程，各民族都對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作出了獨特貢獻。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從古羅馬帝國體系和基督教神權政治中分化裂變而來，在整體上表現出從“合”到“分”的歷史趨向。中國歷代王朝塑造天下大同秩序、構建多元一體格局，推進不同族群深入交往交流交融，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融聚發展。西方民族國家繼承中世紀封建制傳統，熱衷于在地域上插上種族標簽，通過各種政治與文化手段，強力塑造出高度同質化的現代"民族"觀念和身份。在現實制度實踐上，新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將民族特色與共同體共性相結合，解決了單一制國家內部的民族整合問題。在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中，民族平等是第一原則。西方民族國家無論是對少數民族和外來移民實行同化和壓制政策，還是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步帶來社會的撕裂與對抗，反而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認同政治"問題。中西民族治理的差異還深刻體現在以民族學為代表的學科和知識生產的不同演變軌跡上。西方民族國家在對外擴張類學和民族學為主體的知識體系，主要研究被他們稱作"野蠻人"的非西方群體，突出少數族群的特殊性，帶有濃重的視色彩。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民族學進入中國，雖然中國學者努力對其本土化，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嘗試提供理論支持和知識6基礎，但還是潛藏從西方人類學視角研究民族特殊性與差異性的傳統路徑依賴。因此，進入新時代以來，著眼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構建包括民族學在內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國理論政策界和知識界開始力圖擺脫西方概念和話語的影響，探索建立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特歐美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是很多國家模仿學習的"范當前歐美的種族與族裔矛盾不斷加劇，國家認同基礎遭受沖擊，民族國家西方民族國家的族群分化日漸明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影響，不少西方國家政府不斷減少對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控制與服務，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財富向少數人積聚，中產階層日益固化，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泛濫。各種基于次國家身份、亞文化認同的群體間對立持續發酵，其中種族與族裔矛盾尤為尖銳。例如在美國，少數富人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主要收益據為己有，中下層白人從經濟全球化中得到的好處寥寥，卻要承受失業、收入下降等后果，他們遷怒于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指責其搶了西方民族國家的社會撕裂日漸明顯。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歐美國家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愈演愈烈。美國民主黨與共和大，敵意持續加深，攻訐不斷升級，嚴重侵蝕其所謂的民主政治。2021年1月，大批美國人拒絕接受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包圍并襲擊國會大廈，威脅傷害政要人士，導致多人死亡與重傷。這一震驚世界的美國國會山騷亂事件，是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的縮影。2022年一項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美利堅民族的身份認同程度堪憂，67%的美國人不再對身為美國人感到驕傲。在歐洲，其政治光譜的極化現象同樣明顯，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興起，呈現出強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的政治異化現代國家的認同困境日漸明顯。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存在著各自的民族問題。在美國，民族問題主要涉及土著民族、非洲裔以及拉丁裔、亞裔等族裔；在歐洲，民族問題主要包括移7民與難民問題；在非洲，民族問題主要呈現為部族沖突；在印度，民族問題主要表現為教派矛盾與種姓制度問題。因此，世界各地區各國家都面臨著增強國家認同的共同任務。對于如何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歐美國家主要提出了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兩種思路，相應采取同化與多元文化主義等具體政策，以應對種族與族裔多樣性。但這些措施并沒有真正解決現代國家認同困境，同質化的熔爐政策和極端多元化的族群治理模式皆無歐美社會面臨的現代國家認同困境和國家層面的民族認同困境，既反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范式造成的內部民族治理危機，也反映出西方帝國主義通過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網絡造成的全球性民族治理危機。但一些西方國家卻采取雙重標準，對自身和盟友的問題視而不見、百般開脫，對其他國家卻吹毛求疵，甚至不惜歪曲歷史與現實，意圖通過打民族牌、宗教牌、人權牌的方式，實現遏制他國發展、破壞他國形象、干涉他國相較于西方社會陷入國家認同困境與族群撕裂困境，中國在新時代明確提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斷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塑造了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民族治理與國家認同之路。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作為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一以貫之的核心主旨，具體政策措施可以變，但核心主旨不會變。中國共產黨始終推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以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基本內容，不斷調整形成適合中國國情與民族實際的治理體系。中國共產黨始終與時俱進優化民族治理理念，將民族因素、區域因素、文明因素、國家利益因素、全人類共同價值融會貫通，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包容化解民族多元張力和內外挑戰壓力，推動建設更高質量融聚發展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處理民族問題，提升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從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發，對內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對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提供理論支撐總之，西方民族國家及其制度安排，無法真正破解國家認同困境與全球性族群治理難題。中國的民族治理理念和制度實8性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具體實踐，實現了各民族和諧共處，破解了政治認同與族群撕裂困境，彰顯了以共同體原則和方法超越西方民族國家范式的獨特優勢，能夠為開創全球治理新局面提供重要助力。更大更重要貢獻的必然選擇。代之問的中國方案。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全面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從五個方面描繪了國際關系發展的美好前景，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次大會上還首次提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一概念，指出“和平、發展、公9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其基本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延伸拓展至世界層面，契合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指向，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重要啟迪。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愿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思考和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擔當。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抽象形態轉向現實舉措。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入黨章。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主旨講話，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后，中國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的進一步豐富發展。同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強調要深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建設一個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及實踐，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兩個大局",從全球治理角度思考謀劃人類社會理想秩序的思想成果，在歷史轉折關頭為世界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屬內政與外交領域，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貫通和促進。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對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在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基礎尋求互利合作的空間，促進人類和平發展。在當代實踐中，“一帶一路”的和平發展、協和萬邦的重要理念。理。多元一體格局體現了一致性與多樣性的辯證統一，契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包含著構建超大規模共同體的基本原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目標和演進方向，指向構建相互尊的新型國際關系，實質是要走出一條國與國交往的新路。這更加需要把握好多元與一體的辯證關系，反對民族歧視和偏見固民心相通的社會根基，建立命運與共的共同體意識。值引領。中國主張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同價值，是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全面超越。所謂“普世價值”,實質是以西方價值觀改造乃至取代其他國家、民族的價值觀，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是憑借話語霸權進行單向價值觀輸出。而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為前提，蘊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過多元文化交流互鑒，發展凝聚全人類共同價值，另一方面通過自主探索發展道路，以契合各自國情的方式實踐全人類共同價值。這是一個由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參與的、在"存異"基礎上"求同"的過程，是個性與共性、差異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治理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秩序是以190多個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全球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要取消各個現代國家的界限，而是要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上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觀與治理觀的集中體現，與西方國家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內在自我中心主義和權力等級制邏輯完全不同。中華民族堅持人民至上，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多民族國家建設能否贏得各族人民的支持，歸根結底取決于"為了誰、依靠誰”。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主權國家的權力游戲與地緣秩序操作，而是能夠切實提升各國人民幸福的民心工程與人權事業。共同推動人權事業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的共同使命。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人民至上原則及其人權保護體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權利哲學及其制度實現提供了有益借鑒。要參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題。為推動發展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國呼吁共建團結、平等、均衡、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踐支撐。中國共產黨以綠色發展為重要理念，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將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相統一，開啟了人類現代化新的綠色路徑。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須以生態保護為基本前提。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續發展理念，有助于內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推動。推動者、實踐者，始終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領域深化中國實踐，貢獻中國力量。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改寫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史，也創造了世界人權保障新奇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明顯縮小了世界貧困人口"版圖"。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解決了世界1/5人口的小康問題，使14個與中國接壤國家擁有了一個穩定、強大的友好鄰邦，不僅為東亞的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也給世界注入強大正能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截至目前，中國已經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合作從亞歐大陸延伸至非洲和拉美。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共建“一帶一路”使參與方貿易增加4.1%,吸引外資增加5%,使低收入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加3.4%。受益于“一帶一路”建設，2012—2021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份額提高3.6%。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每年將為全球產生1.6萬億美元收益，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2015—2023年，760萬人因此擺脫絕對貧困，3200萬人因此擺脫中度貧困。與全球化早期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不同，"一帶一路"關注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福祉，追求互利雙贏。與西方逐利傾向不同，中國的對外投資從不以自身經濟利益為最高標準，從不忽視投資金額高、見效慢，但對被援助國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領域。周邊、亞太、中國一東盟、瀾湄國家、中非、中阿、中拉、中國一中亞、上海合作組織等命運共同體穩步推進。在全球層面，網絡空間、核安全、海洋等命運共同體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多次寫入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國際組織決議或宣言，有效凝聚了共識，推動合作行穩致組織在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中的話語權。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目前擁有9個成員國、3個觀察員國和14個對話伙伴國，其成員國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經濟總量約占全球1/4,是當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綜合性區域組織，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如中國倡導設立的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亞洲和廣大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穩定發揮了推動作用。態，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新形態，為人類社會發展道路提供了新選項和新方向，具有深刻的世界歷史意義。民美好生活，還是犧牲人民利益而服從資本增值邏輯?是為資本，還是為人民?對此問題的不同答案，區別了不同的文明形態。從資本邏輯轉向人民中心，便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原則。引導社會發展避免資本主義帶來的“一切苦難”和“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致力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追求。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更高綜合與更深刻體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文明發展新路徑。中國道路打破了"歷史終結論”。針對"本國優先"“逆全球化”思潮向世界蔓延，中國站在公平正義的一邊，高舉新型經濟全球化旗幟，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堅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靠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匯聚智慧辦成事，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供新的體制參照和實踐路徑，徹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文明發展新格局。中國道路打破了"西方中心論”。自資本主義全球大擴張以來，世界文明格局就呈現出“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不平衡狀態。中華文明的當代復興扭轉了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失衡格局，改變了"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對抗格局，開啟了"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合作格局。人類文明新形態引領文明發展新境界。中國道路打破了“國強必霸論"。中國沒有陷入西方"國強必霸”的歷史定律，即使是在綜合實力最強的時候，中國也沒有對外殖民掠奪、沒有炮艦政策、沒有強加于人的不平等條約。無論是積極倡導共建“一帶一路”,還是主動參與全球治理，中華民族都是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人類文明新形態調整文明發展新關系。中國道路打破了"文明沖突論”,這為促進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新的力量。中國道路證明，只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才能更為妥善地平衡個體與群體、責任與自由、義務與權利、德治與法治、道義與利益、本國與世界的關系，從而淬煉出真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不是謀求用一種文明取代所有文明，而是給人類文明百花園培育新生機；不是為了孤芳自賞突出自己，而中華